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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的起源:文字生来便是政治统治的工具吗?

书写文字是诞生于计数与统治者的需求,还是由宗教运动、巫术及无数人的梦想一层层发展而来?

图片来源:DEA/De Agostini/Getty

一些研究书写文字历史的学者们最近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最重要的统治工具?根据他们提出的“统治假设”,人类在发明书写文字之后,早期的国家便能够通过书写文字及时地了解到人民、土地以及经济产量等各种情况,精英们可以以此来维护他们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学者继而认为,书写文字逐渐变得更为灵活了——不但能够记录口头表达,而且能够用于诗歌、信件当中,甚至是诸如“大家一起编故事(Mad Libs)”、“幸运占卜饼干(fortune cookies)”等一些文字游戏当中。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是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家。在著作《不按常理》(Against the Grain)中,他细致地描写了书写文字和国家之间的联系。他的目标是推翻以往人们对于文明产生过程的认识。在这本书中,他运用了大量考古学发现,以此来证明,在最早的国家诞生之前的很长时间内,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就已经存在大量的定居人群和谷物农业。这些社会活动是统治者、统治阶级以及社会精英根据自己的利益所筛选出来的。精英们并不会农业生产,也不从事农耕劳作,但是,他们却会编出一整套叙事,将这些成就归功于自己。在这本书中,斯科特通过政治反叙事,颠覆了以往的观点,提出精英并非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相反,他认为,当人民不再是被统治者的时候,人民的生活会过得更好。

在斯科特所提出的这套反叙事体系当中,书写文字充当的是反面人物的角色。因为,在他看来,书写文字是权力统治的工具,是书写文字让被统治者之所以成为了被统治者。斯科特写道:“国家是记录、登记、衡量的机器。”也是需要列出名单、征收赋税、决定食物配额、组建军队、书写规则的强制性机器。“原始国家和原始书写文字之间的重合,”他写道,“会让我们得出一个粗略的功能主义结论:是未来的建国者发明了指代方式,因为这对于治国理政来说非常重要。”斯科特认为,如果没有书写文字,那么就没有国家——如果没有国家,也就没有书写文字。他似乎认为,任何与书写文字有关的人类活动——神话、史诗、情书、文章、对文明历史的重新评估——都是官僚文书的附带产物。

《不按常理》

然而,在我(指本文作者、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心理语言学家Michael Erard)看来,这些证据所表明的事实恰恰相反。我是一位赤裸裸的文本支持者,在整个世界都在向视频倾斜的时候,我仍然是一位死硬派的文学青年——我几乎不看电视,在如今,这个特点总是让别人以为我是一位老学究。每一周似乎都有各种新闻认为,书写文字的未来黯淡不已,无论是因为由AI控制、语音命令的资讯界面不断发展,还是因为人们认为表情包会成为全世界通用的书写体系。所以,在看完斯科特的书之后,我想对书中的这种逻辑提出一些质疑:如果书写文字是计数的产物,并使得有权有势者能够继续掌控权力,那么,让我们释放自己,回归到原始状态吧。

毕竟,谁会需要书写文字呢?如果用军队来进行类比的话,那么书写文字有可能是像核武器一样,由军队专门特意研发出来;也有可能像火药一样,早已被发现,但后来才被用做武器。因为最初,炼金术士们所想要炼制的,是让人长生不老的仙丹,却无意间发明了火药。而直到几百年之后,火药才成为了武器。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在国家演变的每一个阶段中,统治精英都会重新创制一套书写文字,使之成为国家的产物吗?还是说,书写文字原本就包括一些早已存在的常用指代方式,只不过当国家出现之后,书写文字体系进一步扩大,以满足国家和复杂社会的需要?

证据表明,与核武器相比,书写文字和火药更为接近。一方面,据我们所知,在书写文字最早出现的四个源头国家中,它最初并不具有完善的记录功能,而是逐渐演化成了现在的样子——也就是说,书写文字来源自某种原始文字,而这种原始文字又来源于之前的原始文字,所以,我认为,书写文字是一层又一层的发明所累积形成的产物。最初人类发明了一些图画:在表面上画一个可以持久保留的标记,用以指代某种含义。至少在十万年前,人类就开始这样做了——在那时候,官僚体制还不曾出现,也没有赋予人类以权力。在此之后,人类发明了某种符号:让我们把这个标记画得不同于其他所有标记,并为它赋予一个我们大家都一致认可的含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类都是这样做的。再然后便出现了具有语言学意义的发明:人类意识到,每个图像符号都可以被赋予一个声音、音节、单词。这项发明扎根于以往的发明,通过破旧立新而最终实现。最后,这套符号拥有了更多的功能:让我们用这套符号来列出俘虏的名单,或者拟定一份雇人喂饲的合同,或者给远方首领写一封信。炼金术士们正是采取了这样一步又一步的行动,才最终让书写文字的火药迸发出来。

当你在探讨这些一层又一层的发明时,你会发现,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书写文字当中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功能。伦敦大学学院的考古学家大卫·温格鲁(David Wengrow)在他的作品《是什么造就了文明?》(What Makes Civilization)中便提出了这一观点。温格鲁认为,在该地区的楔形文字出现(公元前3300年-2900年)后的300-400年间,楔形文字只具有记账功能,用来管理当时的寺庙工厂。“在我看来,书写文字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功能(如朝代纪念碑,以及税收、祭祀、政治事件的书写),直到早期王朝阶段,书写文字才开始拥有这些功能。”他告诉我。

这对“统治假设”的打击比表面看上去更大,因为在美索不达米亚,书写文字的前身,即计数,并不需要依托国家去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丹尼斯·施曼特·巴塞瑞特(Denise Schmandt-Besserat)开始研究黏土标记。人类在中东的考古地点中发现了成千上万枚这种黏土标记物,其中有圆柱形的、金字塔形的、圆盘形的、球形的,但是没有人可以解释这些标记物到底是什么。这些标记物出现在公元前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地点,这一时期远远早于美索不达米亚最早一个国家出现的时间。在20世纪90年代,我曾和施曼特·巴塞瑞特在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一起进行研究。她认为,这些标记物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在她看来,这些标记物代表着一些物品:圆锥形代表一个单位的谷物,菱形代表一个单位的蜂蜜等等。最初的时候,这些指代货物和物品的标记物是以组进行存放的,其中一种存储方法是将它们封闭在空心的泥球当中。但是,这种存储方法的一个明显缺陷是,人们无法检查被封闭的泥球当中到底是什么。于是,为了克服这个缺陷,早期的会计们将这些标记物按压在柔软的、湿漉漉的泥球表面,以此来识别泥球里面是什么。在公元前四千年,人们意识到,这种按压标记使得泥球没有必要存在——我们只需要将标记直接按压在泥球的黏土上就可以了。或者,一个更好的方法是,干脆创制一种书写符号来代表标记物。所以,人们又采取了一种更为抽象的步骤,来完成整个过程:创造书写符号,以记录言语声音和字词含义。

这一证据所蕴含的意义非常明确,至少对美索不达米亚来说如此。在楔形文字发明之前的三千年内,早期国家并没有书写文字,而是依靠标记物体系来进行计数的。而且,标记物并不是只有在拥有国家的条件下才能发展——它们比国家的出现早了2000年。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计数的出现早于复杂经济组织的出现,书写文字的出现早于政治功能的出现。这两个分论点都削弱了书写文字与国家有关这一观点。

粘土标记

在其他书写文字发展的地方,“统治假设”也同样缺乏有力证据。例如,在中国,最早的书写文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20年刻在骨头和龟背上的占卜文字。这些甲骨文上刻有名字、日期、祭祀物品等信息。但是,目前考古学家们并没有发现相关证据,表明同一时期是否有统治、宣传或者文学性质的书写文字出现。而且,考古学家们也不知道甲骨文之前的文字是什么,但是,甲骨文的形状和刻写表明,当时的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能够书写的阶层。这也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个复杂社会。但是,这个社会是通过书写文字进行统治的吗?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写文字也进一步对此提出了质疑。最明显的例子是玛雅和萨波特克文字,两者分别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年以及公元前600年。所有现存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字都是刻在石头或者墙壁上的;写在诸如棕榈叶等其他材料上的文字已经丢失,或者是被西班牙统治者们销毁了。目前现存的证据表明,在书写文字出现之前,这里还曾有过图画标记。这些早期书写当中涉及到了领导者、统治者、抓获俘虏以及征服等相关事件和人物,但是,这些书写当中并没有涉及到经济或者国家统治方面的事情。

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的,是书写文字更像是火药,而非核武器。在书写文字最早出现的四大古国当中,要么是没有任何证据出现,要么是出现的证据都表明,原始文字的出现早于国家统治需要的出现。即便在美索不达米亚,在用楔形文字进行计数的好几百年之后,人类才开始运用书写文字来达成政治目的。在美索不达米亚,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是计数者发明了书写文字,从这个方面来说,书写文字确实来自于计数。但是,相较于计数者,寺庙的神职人员做出了更大的贡献。“神职人员发明了书写文字”才是我所能接受的简化观点——这个观点认为,书写文字是联系超自然领域的工具。神职人员用书写文字来记录灵魂的漂移,观察神的旨意。

流行的“统治假设”也遭到了其他学者的反对。斯蒂芬·休斯敦(Stephen Houston)是一位人类学家,任职于布朗大学。在《第一个书写文字》(The First Writing)这本论文集的后记当中,他总结道,尽管统治假设很有诱惑力,但是这“仍然是假设的”。休斯顿最近给我发了一封邮件,他写道,虽然距离那本书的出版已经14年了,但是事情仍然没有发生变化,特别是对于美索不达米亚而言。“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书写文字,所讲述的事情都是关于国王、神、仪式活动、神像的。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有一些书写文字中讲述了土地清册(记录土地及其归属者)等诸如此类出现在早期墨西哥殖民地的东西。但是,对此我们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去证明。”

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人类学家在更为仔细地观察只有书写文字出现,而没有国家出现的历史例子,以及只有国家出现,没有书写文字出现的历史例子。皮尔斯·凯利(Piers Kelly)是一位语言人类学家,任职于慕尼黑的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Human Evolution)。他认为,夏威夷的古代国家从来没有使用过书写文字,而一些“非国家的小型社会”却曾使用过书写文字。事实上,在地球上的不同角落中,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我们会发现,书写文字的发明者们之所以发明了字母和音节,就是为了抵抗国家统治。

凯利对东南亚和西非那充满宗教气息的政治运动(以及充满政治气息的宗教运动)进行了研究。在这些地方,魅力型领导者经常是在超自然神灵的启发下,才发明了书写文字。凯利指出,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东南亚至少曾重新创制过九套书写文字,其中,大部分书写文字是由身为文盲、居住在高地之上的人们所创制的。这些人的生活遭受到强权国家的威胁,因此,他们需要“引入另外一套书写文字,将其作为一种抵抗战略,推动新运动的发展,赋予他们的支持者们以正统性,让边缘化的语言能够被人们所看到。”

我最喜欢的例子之一是一种名为救世苗文(Pahawh Hmong)的书写文字体系。这种文字是由一位居住在越南高山之上的苗族农民于20世纪50年代末发明的,他的名字叫杨雄录。此事之所以令人瞩目,不仅是因为杨雄录是一位文盲,更是因为他曾四次修改自己的书写体系,每一个版本都比之前的版本在语言学上更为复杂(William A Smalley、Chia Koua Vang、Gnia Yee Yang在《文字之母》(The Mother of Writing)这本精彩的书中曾对此有过具体的描写)。杨雄录并不是在国家出现的背景下发明的这套书写文字体系,他本人也不是特权阶级。他的谋生手段,是编织用来捉松鼠的筐子,以及在山上种种水稻而已。他的追随者们认为,杨雄录的这套书写体系是两位来自天堂的神秘使者所传授的。在此之前,没有人会读写这套文字体系。只有当后来杨雄录把这套书写体系教给其他人之后,人们才逐渐学会了这套文字体系。

正如杨雄录的例子所展现出来的,一套书写体系的语音成就并不是唯一值得一提的事情。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Pierre Déléage)研究了许多文化中书写文字的发明。他将书写文字分为“受限”形式和“不受限”形式。“不受限”的文字形式包括拉丁字母文字。拉丁字母发音灵活、具有多重功能,我们如今在用诸如英语、法语等语言进行交流的时候,使用的便是这套信息工具。我们对“受限的”书写文字可能不那么熟悉,这种类型的书写文字只能指代口头语言中的一小部分内容,也只有少数人使用。在“受限的”书写文字当中,有这样一个例子:画在毯子上的一段拉科塔人的历史。这幅画是由斯威夫特·道格(Swift Dog)所画,他是拉科塔族的一位勇士。这幅画是“记事图画”(Winter count)中的一张,“记事图画”指的是在水牛皮上记录历史的图画,目前已知世界上有大约100张“记事图画”,这幅图便是其中之一。这些图画的绘图者通常是男性,他们会为重大事件绘制标志性的符号,但是这些符号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奥尔梅克文明中的石碑上的文字。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在墨西哥发现了一块蛇纹石石碑,上面画着62个符号。这块石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900年。这是西半球中最古老的书写文字,但是现在人们还没有破译这种文字。

救世苗文字母发音表

这种文字类似于萨满人的书写体系,“由宗教专家创制,有着严格的限制,具有神谕性功能,”一个历史学家团队在2016年的《科学》期刊上写道。“受限的”文字形式经常被用于面对面的交流以及口头语言当中。皮埃尔提到,许多北美土著文化(奥吉布瓦人、拉科塔人、纳瓦霍人、库纳人)、南美(如印加人、盖丘亚人)、亚洲(中国的纳西族人以及加里曼丹岛的达雅族人)当中都存在这样的书写形式。他认为,要破解“受限的”书写文字,你必须要了解这个文本说的是什么,如果上面记载的是吟唱、仪式、或者诅咒(以及其他各种内容),那么你或许还需要成为这些内容方面的专家——因此,这种书写文字并不是掌控权力的有效工具。而且,他认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美洲以及中国的这些书写文字,在最初出现的时候也全部都是“受限的”。

最终,在国家利益的推动下,无论是为了加强皇权政治、运转经济,还是为精英募集资金,或者这些全部包括,“受限的”书写文字会演变为“不受限的”文字。庞大的国家需求能够迫使人们扩大他们所需要记录下来的东西。因此,解放书写文字会带来发明的动力(即便严格来说,书写文字的范围扩大还称不上是一种发明)。突然,人类开始必须要记录下名字,包括当地人、外地人、军队侵略所抓获的俘虏等所有人的名字。人类必须要记录贸易商品的来源地,必须要签订法律合约,必须要将寄给远方长官的名单和信件标准化——然后便有人意识到,如果一封信件能够描述军队秩序,那么也可以描述甜言蜜语。在专门教授这些文字的学校当中,人们会将物品标记进行统一和标准化,会将这些内容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所以,这些书写文字会渗透到精英阶层当中。

从某种层面来说,我们这些能够书写看书的人都欠国家一句感谢。你的诗歌、合同、墓志铭的深厚历史或许就存在于洞穴墙壁上那潦草的图画当中,或者是皇室祖先的名单当中。虽然其中一些是神谕,但是,“不受限”的文字之所以能够发扬光大,最终还是来源于政府的需求和特权。

作为一名非虚构作品作家,我深爱着的是,书写文字的根源来自于对具体物品和现实的描述。作为一名文字分析家,我深爱着的是,美索不达米亚标记物在被印在柔软的外壁之后,逐渐转化为被包裹在黏土之中——或许用黏土所包裹的标记物使得人们想到,文本既是外在,也是内在。我们如今能够轻松地交流(用英语或者其他语言)给定文本中的含义,所依靠的就是文本。作为一名诗人,我想要站在无权无势者的一方,为当权者使用书写文字的目的重新赋予新的用途。作为一名语言学家,我意识到,书写文字那一层层的发明的重要性。我们的大脑并非有意专门推动这一层层的发明的。但是,随着人类的演变,这些书写文字也演变成了如今的样子。作为文本的支持者,我知道,它的深厚历史不会被抹杀。

(翻译:尉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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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Aeon

原标题:The deep roots of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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