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重读这本经典老书，冷静地审视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中透露出的性侵犯行为——即便是流行文化也逃不过严苛的调查，因为其中的野蛮因素和今天发生的性骚扰并无二致。前不久，演员莫利·林沃德（Molly Ringwald）和十岁的女儿一起看了自己早年的电影《早餐俱乐部》（The Breakfast Club），在剧中，她演绎高中生克莱尔，影片发展到一半的时候，有一幕在暗示观众，克莱尔被性骚扰了，虽然这一点并没有直白地出现在荧幕上，但依然让林沃德颇为不适。这部电影曾经是1980年代殿堂级的青少年电影，而今却将林沃德拖入深不见底记忆黑洞，“不要忘记我”，片尾曾经风靡一时的歌曲依然在奏响，但伤感苍白的回声已经逐渐归于死寂。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毫发无损吗？可能——虽然几率很小——只有《洛丽塔》能在这新时代的文化革命中生存下来。没有人会对这本小说的实质内容挑挑拣拣，发表长篇大论；没有一个女权主义学者会戳穿这本书的压迫本质，以期擦亮自己的招牌。然而这本书露骨的主题到了今天依然令人憎恶，和六十多年前出版之初并没有什么改变。

大学刚毕业一年，在一个安静的下午，我百无聊赖，便开始鼓捣起牛奶箱里的那堆书来，我伸手抽出一本从未读过的书，《洛丽塔》。那年夏天我一直待在意大利，似乎那时候所有的酒吧点唱机和汽车收音机里传出来的音乐要么就是意大利舞曲《Vamos a la Playa》（意为“让我们去海滩吧”），要么就是英国摇滚乐队警察乐队（The Police）专辑《Zenyatta Mondatta》里的大热单曲，包括《Don't Stand So Close to Me》，这让我再次嗅到“纳博科夫的那本书”郁积的诱惑。这种感觉似曾相识，大门乐队的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不也曾引领着我们走近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吗？有了这些流行文化明星的代言，加之也没什么别的事干，我便翻开手边这本书，一下子，我觉得房间消失了，不一会儿，我自己也不存在了，只留下，一个女孩的轮廓。

书的开头部分还是令人赏心悦目的。噢，纳博科夫！噢，真是扎心啊！我们难道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吗，我们不都一样世故老成吗？这时男主角亨伯特还处在那令人艳羡的、欧洲风情十足的童年时期，在一个“光明敞亮的世界，有带插图的书和干净的沙滩，书上橘子飘香，身边乖狗相伴，放眼望去是一片海景。”然后是“野餐，雷击”，仅仅两个词交代了他挚爱的母亲不寻常的事故，对妈妈的死亡描写得不动声色，甚至冷漠得有些荒诞。接下来亨伯特与一个叫安娜贝儿（Annabel）的少女发生了一段初恋：“幼小动物的软弱无力引起我们同样强烈的痛苦。”

可在那之后，再往后翻几页，亨伯特就成了一个受到了诅咒、生错了年代的成人——开什么玩笑呢！在他所在的文明背景下，“一个25岁的男人可以向一个16岁的女孩求爱，但不能招惹12岁的女孩。”他对洛丽塔的事情略有耳闻（不过12岁也太小了吧？）。这位亨伯特先生对东印度某些地区允许青春期以前的婚配和同居赞赏有加，在那里，“八十岁老头可以和八岁女孩交媾，而且并无人怪罪。”在书中，到孤儿院、少年感化院和一些公共场所转悠，寻找年幼的女童，也是他的一个小癖好：“啊，让我独自呆在我的生机旺盛的公园里，呆在我的长满青苔的花园里。让她们永远在我四周玩耍，永远不要长大。”

这正是明智的读者与亨伯特·亨伯特（Humbert Humbert）先生的分歧所在。有道德的读者不会任自己消失在这本书里，脑子里除了氤氲着少女气息的空气以外别无一物。反之，他们会走进这本书，同时保持另一只脚踏在外部世界实实在在的土壤上。毫无疑问，《洛丽塔》这本书讲述的就是一个男人绑架了一个12岁小女孩，并且一直囚禁着她，直到14岁，女孩才逃离魔掌。这本书令人不忍卒读，所以要是有人不愿意看，也无可厚非。

对于我们大多数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主题还是迷恋，而且它最成功的地方在于，能够将接下来的好几代读者带入相同的情绪状态中，为这本书辩护，这点十分了不起。而且这本书的许多狂热粉丝都是年轻女性，而在我们眼中，她们本应该是最激烈的批评者。莉娜·邓纳姆（Lena Dunham）把《洛丽塔》奉为自己最爱的小说；歌手拉娜·德雷（Lana Del Rey）和水果姐凯蒂·佩里（Katy Perry）说她们钟爱洛丽塔这个人物，在她们眼中，这个女孩既挑逗撩人又天真无邪。Tumblr和Instagram上，数不清的少女和年轻女性受到这对cp的启发，想象自己让某个大叔欲罢不能，成为他的情欲对象。但对亨伯特来说，她们年纪都太大了——女孩们一到15岁，这个男人就对她们没兴趣了，而且一到上大学的年纪，这些“性感的少女就被活埋在女性肉体的棺木里了”，完全入不了亨伯特的法眼。

对于喜欢《洛丽塔》的女性来说，我们该怎么办？有没有东西能打破这本书的魔咒，让我们恢复理智呢？下面这本新书将带我们回到正轨：《真实的洛丽塔：萨利·霍纳绑架案与惊世小说》（The Real Lolita: The Kidnapping of Sally Horner and the Novel That Scandalized the World）。在书中，作者萨拉·魏恩曼（Sarah Weinman）解开了萨利·霍纳绑架案的谜团。1948年，学龄少女萨利·霍纳在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市被劫走，罪犯是一个儿童猥亵惯犯。在接下来的两年间，他们伪装成父女走遍了许多国家，甚至有一段时间女孩还在学校读上了书。这条新闻后来轰动一时，魏恩曼认为，这趟公路旅行和上学的种种细节给纳博科夫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为他的《洛丽塔》搭起了结实的框架。她不是第一个发现这种联系的人，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和妻子维拉曾被问到这个问题并且显得气急败坏，但魏恩曼对这个案子的兴味最浓——两个故事线惊人地相似，而且纳博科夫也在小说中直接提到了霍纳绑架案。

魏恩曼还认为，纳博科夫对这个案子的了解“放大了他小说中的恐怖因子”。这个说法并不全对，霍纳的遭遇确实骇人听闻，但纳博科夫并不是为了营造“恐怖”气氛，这个案子的基调和亨伯特·亨伯特先生渴望画在自己与洛丽塔首次发生关系的“着魔的猎人”旅馆墙上的壁纸完全不搭调，那里“一定有一个火蛋白石融化在阵阵涟漪的池中，一次最后的震颤，色彩的最后一次涂抹，刺痛的红，剧烈的粉，一声叹息，一个畏缩的孩子。”

如果真要说什么恐怖的话，那《洛丽塔》着实能放大人们读到萨利·霍纳事件时感受到的害怕。我总是忽略这本小说在描写其最重要的罪恶时是多么直接。所有丑陋的东西都被藏起来了，我每每合上书本，都会提醒自己，这些东西被纳博科夫用他华丽的语言粉饰过去了。然而几年之后，我们再次拿起这本书，发现自己都被诱骗了。这本书是亨伯特·亨伯特先生的自述，他哄骗自己，也欺骗了我们：“这是个孤儿。这是个孤独的孩子，是个彻底无家可归的儿童。就是和她，一个四肢粗重、气味恶臭的中年人那天一个早晨就有过三次交媾。”而洛丽塔呢，坐在汽车的后座，“抱怨着疼痛”，亨伯特是这么说的，她说“她坐不住，说我撕裂了她体内的什么东西”。

你可以永远站在《洛丽塔》的对立面，可以像魏恩曼一样坚持认为“不管文字多么精巧优美，萨利·霍纳和其他和她同病相怜的女孩的遭遇也不应该在这么天花乱坠的文学作品中被稀释”。但这种理性并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洛丽塔》不会纠结于你是不是女权主义者，是不是社会改革家，是不是道德标杆或者女性的捍卫者，它只问我们一个问题：你是一个读者吗？

书的第一部分内容，那些洁净的沙滩和漂亮柔弱的安娜贝尔就是咒语，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把我们吸引到书中来。这本书大部分内容都十分有趣，但它也从未赦免我们，因为我们都参与到这场罪恶中了。最有力的一点足见于亨伯特的话，暗示着我们都深深卷入了这场游戏中：“你要是不想象我，我就不存在。”而我们就像小亨伯特一样，放任自己享受这种道德堕落的快感。

我们也不能说，《洛丽塔》不过是一本虚构小说，和现实世界中的真人真事完全不搭架。当然，这本书的6000万读者翻开这本书，和书中对老男人与12岁女孩的性关系的描写并非没有关系，但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自己。《真实的洛丽塔》有一段惊人的文字，引用了他的欧洲经纪人向他转述出版商对其小说手稿的回应：“他认为这本书可敬可叹，不仅是从文学的角度，而是能带来社会态度的大转弯，转变人们对《洛丽塔》中大叔少女之爱的看法，当然，这种情感是有真实性的，有着一种熊熊燃烧的、无法抑制的热情。”

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我们才会看到如此巨大的变化，比如说好莱坞一直坚持把儿童强奸犯“天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看成政治的“殉道者”，而即便是在这个邪恶堕落的地方，理智的呼唤也已经响起。对于今天的女性来说，这是件好事，而《洛丽塔》亦然，因为这本小说的生命力就来源于它在读者心中同时点燃了反感与狂喜，让二者交织相融，其中反感的情绪正是这个故事能超越《O的故事》（Story of O）、《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以及其他禁书，一直经久不衰的原因——不管在多么现代的世界，这本书总能给读者带来震撼。《洛丽塔》总是让人陶醉，又令人咋舌，就像融化在阵阵涟漪的池中的火蛋白石。

本文作者Caitlin Flanagan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约编辑，著有《少女园地》（Girl Land）和《让所有那些全部见鬼去吧》（To Hell With All That）。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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