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是枝裕和的戛纳金棕榈影片《小偷家族》即将下线，而电影所反映的多层次的社会问题仍在引发讨论。这一次，是枝导演将镜头对准了模仿血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家庭，一家五口挤在高楼环簇下的一栋狭窄老屋中，游走在贫困与犯罪的边缘。平时，在工地当临时工的男人阿治带着“儿子”祥太在超市盗窃生活用品，妻子信代和她的“妹妹”亚纪分别在洗衣坊和色情店上班，一家人主要依赖奶奶柴田初枝的微薄养老金度日。在故事一开始，阿治与祥太在一次偷窃行动后，遇上了独自待在外面的小女孩由里，天寒地冻，他们不忍5岁的她受冻便带回了家。最初只是短暂的好意，直到信代发现由里的父母涉嫌虐待，便下决心冒着风险收养她。这一由恻隐之心引发的行为，展现了这个家庭得以组建的原因之一——出于对困境的感同身受和彼此帮扶的心愿；但与此同时，涉嫌诱拐儿童的做法也在另一层面上预示了这种所谓“家庭关系”的不稳定及其与主流社会的不相容。事实上，包括由里在内的一家六口，每一个人的伤口和秘密，都分别与日本社会中存在的贫困、养老、家暴、虐童、色情等问题相对照和牵连，在日常相处与平静生活之下暗流汹涌。

温情叙事的转折来自奶奶的逝世。阿治和信代在短暂的悲伤之后，决定向外界隐瞒她已去世的消息，就地掩埋，以便继续获得初枝的养老金，维系这个脆弱的家庭。直到祥太在一次偷窃行动中故意被捕，在外界目光的介入下，骗取养老金的行为暴露，成为了这一乌托邦式家庭内在残酷性的重要佐证。然而，为什么初枝生前再三拒绝社区工作人员请她搬到公寓独居的要求，而选择挤在继承下来的狭窄房屋内与“陌生人”共同生活？为什么她明知与阿治和信代的联结有着清楚的利益关系，却依然愿意在海滩上对着他们的背影用唇语说着“谢谢你们”？

这些散落于电影中的细节，也是日本高度老龄化背景之下贫困老人的一个缩影。根据微信公众号“电影杂志社”的文章，是枝裕和认为，他在创作《小偷家族》之初最先关注的，是日本存在大量贫困人口的现状，以及很多人冒领养老金的社会现实。当然，对于影片而言，更关键的是探寻家庭结合的真正纽带以及“家庭与社会的联系”，是枝裕和也在这一构想之下，埋藏了许多引人深思的线索。我们难以对这些线索一一追溯，本文选择以奶奶的生活作为切入点，重点探讨电影中的一个重要面向，即日本贫困老人的生活状况及其社会背景。是枝裕和借由“小偷家族”对传统家庭的重构，尽管挑战了社会的伦理规范，却为日本的贫困老人重新寻找家庭与社会的联结、应对孤独与贫困危机，展示了另一种可能的出路。

一、贫穷孤独的“下游老人”

日本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10月，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有3515.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27.7%。按照国际通用标准，日本已进入超老龄社会。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短缺，同时也对医疗和社会保障造成了多重压力。与此同时，日本社会贫困老人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日本圣学院大学教授藤田孝典在《下游老人》一书中，把生活在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线以下的高龄者以及有此危险的老年人定义为“下游老人”，他们收入低下、没有充足的储蓄、缺少可以依靠的人。据估计，这一群体在日本约有600万-700万人口。更令人警惕的是，即使这些老人年轻时的年均收入达400万日元（约25万人民币），年老之后仍有相当大的危险堕入“下游”。

初枝无疑是可以被归为“下游老人”的，她的遭遇与丈夫出轨再婚有关。步入老年后，在遇见信代等人之前，她独自依赖养老金生活。日本老年人对于养老金的依赖程度很高，根据《2014年版高龄社会白皮书》的调查结果，想要用“国家养老金”支撑老年生活的人超过八成。养老金一般包括国民年金与厚生年金，其中，国民年金在2014年的最高额度为每月6.5万日元（约4000人民币），是达到规定年龄之后无论老人曾工作与否都一律享有的保障；厚生年金则以民间正式雇佣劳动者为参保对象。日本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是家庭主义取向的，养老金制度以老年人能够得到家庭扶助为前提而制定，数额较少，仅仅依赖养老金远不能维系生活。日常的餐饮费、水电费、医疗费，甚至是房租，都在一点点地消耗着老人们的积蓄。

然而，如落合惠美子在《21世纪的日本家庭》中所指出的，在核心家庭化（核心家庭指由一对夫妇及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即通常所说的“小家庭”）趋势加强的背景下，日本正走向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伴随着社会个体化趋势而产生的，是越来越多的独居家庭。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于今年1月公布的“日本家庭数未来估算”，全部家庭中的独居家庭比例到2040年将达到39.3%，较2015年增加约5个百分点，其中，65岁以上的独居家庭比例将从2015年的36.0%增加至44.2%，且独居女性老人占比高于男性约4个百分点。独居家庭的数目增长与晚婚化、未婚及离婚者的增多相关。该研究所的另一统计数据亦指出，2010年日本男性的终身未婚率为20.14%，女性为10.61%。在缺少家庭扶持的情况下，独居老人生活成本更高，更容易陷入孤独贫穷的处境。因此我们或许更能够理解，初枝为何不惜承担违法的风险，选择了信代等人共同生活、互相陪伴。

二、家庭主义的养老之痛

家庭所承担的养老功能，正在经济疲软与核心家庭化趋势的影响下渐渐失去它的优势。事实上，核心家庭化正使得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日渐贫乏脆弱。老人一旦遭遇大病或事故，没有来自家族的救助，独生子女或是无法顾全，或是不得不辞去工作全心照料，陷入两难境地。

另外，老人尤其是团块世代（指日本“二战”后出生的第一批人）开始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子女问题。《下游老人》指出，由于日本经济停滞（所谓“失去的二十年”）和非正式雇佣扩大等问题，处于劳动年龄层的一代年轻人或没有工作，或收入微薄，他们成为了“家里蹲”和“穷忙族”，需要父母的养老金和积蓄资助生活——他们既是父母下游化的因素之一，也是未来“下游老人”的后备军。

这些由独生的、单身的或失去工作的子女，与退休后的父母组成的家庭，极易陷入贫困及与社会孤立的处境。当这样的家庭只有养老金一项收入来源时，子女在父母逝世之后，很可能走向“养老金诈骗”的犯罪道路。2010年，日本NHK制作了《无缘社会》，报道了“消失的高龄人”这一社会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在当时的日本，光是百岁以上老人，“失踪”的便有350人之多，有不少人隐瞒父母逝世以继续领取养老金。《无缘社会》的个案调查曾详叙了中年男子“宽司君”的经历：他为照料病倒的母亲辞去工作，之后面临着再就业危机；母亲和妹妹相继去世，没有工作的他只得与退休的父亲相依为命；父亲死后，他担心养老金停发，葬礼钱尚且拿不出，房子仍有贷款，无人可依的情况下，他选择将遗体藏在家中，骗取养老金，直到7个多月后被发现并判刑。

日本家庭观念与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关规范之间也存在着张力。以“特殊生活保护”的申请为例，生活保护可以免去老人在医疗护理上的许多开支，但前提是没有房产与存款。老人们并不甘心放弃家庭资产，尽管这些资产的维护可能会耗费自己有限的储蓄，同时，以接受生活保障为耻的观念也使他们不肯轻易开口求助。日本NHK特别报道组的《老后破产》便记录了不少类似事例。生活在农村的北见女士常以采集野菜果腹，她不愿处理掉代代相传的田地，接受生活保护，因为“没脸去见祖先还有亲戚”。而且，申请生活保护也会使家人被村民苛责，被人怀疑不负责任，这给家人和老人自己都造成了不小的精神负担。顾虑家人的心情而拒绝生活保护的现象，并不只存在于农村。生活在城市的谷口先生七十多岁了，没有结婚，行动不便，弟弟每月会来照护他一次，但远不能满足其需求。其实，谷口先生本可以卖掉房子、住进公寓并接受足够的照顾，但考虑到弟弟并不愿意“将这栋充满回忆的房子交给别人”，他只好选择留下。家属的意愿与高龄者本人的意志交织冲撞，使得社会福利的支援工作难以开展。

“该由家人来照顾高龄者”的传统家庭观念依然普遍存在，束缚着家人和老人的选择。家人尽心照料尚可接受，但更值得警惕的，是利用或虐待老人的现象。日本针对失智老人建立了监护制度，需要指定法定代理人。然而，《老后破产》一书里提到，不少家属出于利己主义的考虑，不愿承担担任代理人的麻烦，亦不愿花钱协助机构委托代理人，失智老人的生活就此陷入困境。更有一些子孙认为，无论是否有法定代理人，继承失智祖父母的资产都是理所应当，因此擅自挪用财产，破坏了老人的正常生活。但就算老人清醒且能做判断，考虑到与家人之间的复杂情感，他们亦很可能拒绝支援。NHK曾拜访了一个由年老母亲和失业儿子组成的家庭，儿子涉嫌虐待母亲，但母亲不愿求助，外界以及福利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无法强硬介入。

重视家庭是以儒家伦理为本的东亚文化圈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中国，家庭更是养老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在人口红利时代，或许尚有许多亲友帮助分担养老重担。一旦红利期过去，老人只有一两个子女甚至没有子女可以依靠，很容易陷入与日本相似的“下游老人”困境。家庭主义取向的福利制度设计应如何应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人们该如何走出家庭划出的狭小空间寻求新的联结，成为了当下紧迫的社会议题。

三、突破家庭、重建关联的可能

循着日本家庭与养老问题的脉络，让我们重新回到《小偷家族》的故事中。奶奶初枝曾经和信代讨论关于羁绊的问题，她的解释是，“自己选择的才是羁绊，就像我选择了你，而你心甘情愿地被我拖累，”这恰与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不想给人添麻烦”的心态相形成了对比。《无缘社会》中的“缘”，实际上便意味着互相添麻烦，并允许互相添麻烦，相比之下，“无缘”则带着“一种即将单独迎来自己人生终点的惶恐”，象征着人与人之间关联的稀薄和脆弱。在“缘”的建立过程中，血缘关系无疑是最基本的纽带。许多人在失去与家人的关联后极易轻生，他们无法再度回归社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他们害怕麻烦家人以外的人，又不甘心死去。NHK曾在在网站主页向观众征集战胜无缘社会的经历，有一位女性在电话中反复表达了自己想死的心情，并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电话拨过去后，接电话的是一位65岁左右的独身女性，她喜出望外，“我的电话铃已经两年没响过了”，并说自己数次想到死亡是因为“谁也不需要我这么活着呀”。在失去与他人的关联后，对羁绊的渴望和胆怯心情演变成了对自身存在的焦虑，弥漫在以个体为单位的无缘社会之中，这种心态对于独居老人的影响尤其严重。

初枝对于羁绊的主动选择，为走出这一困境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路径与希望。她取笑希望她搬到公寓的社区工作者，更愿意在夏夜喝着啤酒，与她选择的家人一起观看远处的烟花。她是幸运的、反叛的，死神只在一夜间将她带走，亦不曾令她忍受病痛的反复消磨；生前的生活贫穷艰辛，不为人所了解，却依然浸透了理想化的色彩。尽管在《小偷家族》故事的后半段，这份未由血缘关系承认的羁绊面临着来自警方、舆论的不断施压和质问，但在荧幕之外，见证了这一段情感历程的观众或许能够形成自己的理解。

正是在这样的叙事之中，是枝裕和重构了家庭的可能性和意义。主人公们模仿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建立角色分工，并不能仅仅被归因于对原生家庭关爱的渴望，相反，他们以情感联结，挑战了家庭作为私产而被限制在血缘关系内的压迫性含义。不拘泥于血缘纽带的唯一性，甚至不纠结于业缘（人们由职业或行业的活动需要而结成的人际关系）、地缘这样的类家族联结方式，使包括养老在内的家庭功能得到抒解，释放了未来社会人与人之间建立关联、对抗孤立的无数可能。

（记者张之琪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书目：

 (日)藤田孝典（著）、褚以炜（译），《下游老人》，中信出版社，2017

(日) 落合惠美子（著）、郑杨（译），《21世纪的日本家庭》，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著）、高培明（译），《无缘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著）、王军（译），《老后破产》，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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