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都不敢相信这是英国。几周前，《卫报》刊登了一幅1976年布莱顿海滩的老照片，照片上的人看起来仿佛来自外太空，几乎每个人都很苗条。我在社交媒体上提出了这个问题，然后就去度假了，直到我回来的时候人们还在讨论这个话题。热烈的讨论促使我阅读了更多的相关内容。我们怎么会变得这么胖？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里？令我惊讶的是，目前提出的所有解释基本都已经被证伪了。

从1988年开始，英国才有了连续的肥胖数据，那时肥胖率已经在急剧上升了。而在美国，肥胖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更远。他们偶然发现，人们开始发胖的拐点大约是在1976年，从那一段时间所拍摄的照片里可以看出，人们突然就变胖了——此后这种趋势一直延续了下来。

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我们吃得比以前多了，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他们说上世纪70年代的食物大多难以下咽，这一点不无道理。而且当时的食物价格更高，快餐店也没有今天这么多，商店早早地就关门了——如果你错过了下午茶，那就只有饿肚子了。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的第一个惊喜就是：1976年的人其实比我们吃得多。根据政府部门的数据，我们现在平均每天要摄入2130千卡的热量，这个数字应该是包含了糖果和酒精的。但是在1976年，当时的人每天要摄入2280千卡，如果再算上酒精和糖果，那就是2590千卡。数字不会骗人，我没有理由不相信。

还有一拨人认为原因在于体力劳动的减少。这看起来也很有道理，但是数据又没有支持这个猜想。《国际外科学杂志》去年刊载的一篇论文指出，“和从事专业性工作的人相比，从事非技术性体力工作的人发展成病态肥胖的可能性是他们的四倍以上。”

那么体育锻炼的情况呢？很多人认为，我们现在大多会选择开车而不是步行或骑自行车，而且喜欢一直刷手机，在网上买东西，锻炼的时间远远少于以前。这似乎也很有道理，所以下一个惊喜来了：根据普利茅斯大学的一项长期研究，现在儿童的体育活动量与50年前是一样的。《国际流行病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发现，在剔除体型因素后，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的人所消耗的卡路里量并没有差别，而这些贫穷国家还在依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人们普遍都要进行繁重的农业劳动，这篇论文由此认为，体育活动与体重增加之间并没有关系。许多其他研究也表明，尽管锻炼对身体健康有益，但在控制体重方面远不如饮食重要。还有一些人认为锻炼根本起不了作用，因为我们锻炼得越多，吃得也就越多。

另一些人则提出了一些更边缘的因素：腺病毒-36感染，儿童时期注射抗生素，化学物质干扰了内分泌。虽然有证据表明这些因素可能都起到了一定作用，在饮食相同的情况下，这些因素能够影响到不同个体的体重变化，但不足以用来解释总体的发胖趋势。

那么人类从瘦到胖，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仔细看看过去和今天的营养数据，你或许可以发现一些眉目。是的，1976年的人确实吃得更多，但吃的东西不一样。现在，我们平均每人购买鲜牛奶的量只有过去的一半，但酸奶却是原来的五倍，冰淇淋是三倍，乳制甜点更是达到了39倍。和1976年的人相比，我们购买鸡蛋的数量只有一半，但早餐谷物类食品增加了三分之一，谷类零食翻了一倍；土豆消耗量减半，薯片消耗量翻了两番。虽然我们直接购买的砂糖量大幅下降了，但我们在饮料和糖果当中吃到的糖可能是指数式飙升（饮料和糖果的购买数据从1992年开始有记录起就一直在快速增长。我们过去也喝饮料，但是1976年的人也许一天从饮料中摄取的热量只有9千卡，没有人认为这点数字值得记录）。换句话说，我们在食物中加糖的机会越来越多了。有些专家老早就提出过了，这一点可能就是问题所在。

这种转变不是偶然发生的。正如雅克·佩雷蒂在影片《致肥元凶》中所展现的那样，食品公司砸下重金生产能够增加我们食欲的产品，原理就是利用糖来摆脱我们体内的食欲控制机制；为了打破消费者剩下的一点防御，食品公司在包装和推广方面也投入了巨资，比如使用气味刺激消费者购买。他们雇佣了一大批食品科学家和心理学家来欺骗我们，让我们吃下更多的东西，神经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也被广告商用来说服我们购买。

一群听话的科学家和智囊团都在为食品公司服务，正是他们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越长越胖，并且根本找不出原因。最重要的是，烟草公司把吸烟的责任推卸到了消费者头上，食品公司也依葫芦画瓢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体重是“个人责任”问题。他们花费了数十亿来战胜我们的意志力，还要回过头来指责我们缺乏意志力。

从1976年的那张照片所引发的讨论来看，食品公司的洗脑奏效了。“各位，不要找借口，要为你自己的生活负责！”“又没有人逼你吃垃圾食品，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们又不是老鼠，喂什么吃什么。”“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免费医疗是个错误。搞得好像懒惰和肥胖变成了一种权利意识，因为反正政府会为他们的健康买单。”这一片责骂声与食品公司的工业宣传是一致的。我们喜欢责怪受害者。

更令人担忧的是，《柳叶刀》杂志上的一篇论文表示，超过90%的官员认为“个人动机”对于“肥胖率上升有很强或非常强的影响”。这些人没有提出任何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有61%的英国人都意志力不足，吃成了超重或肥胖。但是这种瞎猜式的解释估计也并不需要什么证据。

肥胖恐惧症也成了一种变相的阶级鄙视链。在大多数富裕国家，社会底层人士的肥胖率要高得多。肥胖与不平等密切相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的肥胖率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和经合组织国家要高。科学文献表明，社会地位底下会导致消费能力底下，人们会更容易感到压力、焦虑和抑郁，也就更容易受到不良饮食习惯的影响。

失业的人要为结构性失业背锅，还贷的人要为高昂的住房成本负责，当肥胖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我们指责的往往还是胖子本人。的确，我们需要意志力——政府要有克服社会问题的意志力。的确，我们需要个人责任感——政策制定者要勇于担当。的确，我们也需要控制——控制那些发现了我们的软肋并且大加利用谋取利益的商家。

本文作者George Monbiot系《卫报》专栏作家。

（翻译：都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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