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盖尔（Patrick Gale）已经写过19本小说了，包括《原生态音乐》（Rough Music）、《最后一场画展》（Notes From an Exhibition），以及科斯塔文学奖入围作品《一个叫做冬天的地方》（A Place Called Winter）。盖尔还是高分英剧《橘衫男子》的编剧，这部剧是2017年BBC“不列颠同性恋”系列节目的主打内容。这位作家身兼数职，他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大提琴演奏家，也是英格兰西边康沃尔一个农场里的一名园丁。他的最新小说《不带走一片云彩》（Take Nothing With You）讲述了男孩的少年时代，年纪的增长以及音乐的强大力量。
《卫报》：你小说中的故事总是基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家庭生活，那么《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本新书在多大程度上带有自传色彩呢？
帕特里克·盖尔：和这本书的主人公尤斯塔斯一样，我也是从小开始学大提琴的。后来我到了苏格兰，继续我的音乐课程，享受这些平复心灵的美妙音符，这可称得上是通往人生下一阶段的一种仪式了。尤斯塔斯的母亲不幸遇上了一场可怕的车祸，这个故事也是我从自己童年经历中提炼出来的。10岁那年，妈妈把她的老莫里斯旅行车撞得稀巴烂，因为这辆车前座上没有头垫，所以她的脖子在撞击中严重扭伤，还伤到了脑干。她差点儿就没命了，但神奇的适应能力和康复速度让她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来。这场车祸过后，妈妈几乎变了个人。原本她是个诙谐的话匣子，从医院回来以后就成了十分虔诚的基督徒，宗教信仰几乎接手了她的全部生活，对家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卫报》：你刚刚提到了大提琴，音乐在你的生命中占多大的分量呢？
帕特里克·盖尔：影响巨大。音乐就是我的第二职业，我现在既是一个大提琴演奏家，同时也是管弦乐队和演出管理人员，我筹办了圣安德里昂夏季音乐节（St Endellion Summer Festival），在彭赞斯管弦乐协会（Penzance Orchestral Society）担任秘书的工作。我对此抱有十二分的热情，喜欢看到音乐对人们的重塑。同时我也为孩子们感到惋惜失望，因为音乐竟然不在国家规定的必修课程之列。想想看吧，这些诗篇和这些民谣音乐已经没几个人在学了，真是举国悲剧。
《卫报》：担任电视剧《橘衫男子》的编剧，对你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你从这次体验中汲取到了什么？
帕特里克·盖尔：在创作剧本的时候，我真正享受的是写作与交流，我现在也参与到其他电视剧的创作中，感受依然没变，这种写作其乐无穷。在写小说的时候，你自己其实是非常孤独的，你不知道其他人对你的文字有什么想法。但在写剧本的时候，每往前走一步，你都能收到反馈——或许是立刻点头认可，亦或者如何续写情况还有待商榷。
《卫报》：如果你不写作的话，你觉得这辈子会做什么呢？
帕特里克·盖尔：我想做个心理治疗师。一直以来让我着迷的、真正激起我写作兴趣的东西，就是人们脑壳下面的思想。我从来不是个科学家，也不会成为一个医生，如果说除了写作我还有一点点别的什么天赋的话，那么我觉得我确实挺擅长跟人聊天的，让人们敞开心扉，聊聊自己的生活和心路历程，我也乐于这么做。一旦你深入研究一个人的思维，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是稀奇古怪的，根本没有所谓“正常”的东西。
《卫报》：有没有哪种文学体裁是你特尤其钟爱的？
帕特里克·盖尔：我特别喜欢科幻小说。在我的少年时代，科幻小说是吸引我走进阅读世界的原因之一。艾伦·加纳的《宝石少女》和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Le Guin）的《地海传奇》系列小说对我来说是一直是具有图腾意义的童年读物，长大之后，我依然喜爱勒奎恩的成人科幻小说，不仅仅是因为她在书中对性别的颠覆。
《卫报》：据说你喜欢关于修女的小说……
帕特里克·盖尔：这是真的，我就是喜欢这类小说。我也愿意为BBC将西尔维亚·汤森德·华纳（Sylvia Townsend Warner）的《他们的容身之所》（The Corner That Held Them）改编成剧本。这本小说十分具有颠覆性，讲述了黑死病肆虐期间芬兰一所女修道院的故事，这么介绍似乎听起来没什么搞笑的，但这本小说真的非常非常有趣，令人萦绕脑际，和她其他的作品一样。我喜欢关于修女的小说，原因之一就在于，修道院这个封闭的世界是一个绝佳的暗喻，修女小说中的世界既有权谋和政治，又有精神灵性——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别扭，但确实如此。
《卫报》：你如何组织摆放书架？
帕特里克·盖尔：我对书不讲什么感情，大概按照类别摆放：虚构小说、非虚构、诗歌，短篇小说又从小说中分出来，然后按照首字母顺序排列，就跟我的调味架一样。
《卫报》：在文学作品中，你有没有最喜欢的主人公？
帕特里克·盖尔：可能我太无趣了吧，我最喜欢的男女主都是简·奥斯汀笔下的人物。《曼斯菲尔德庄园》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了，我常常在故事的结构之间兜兜转转；但每读一次都让我心头一颤的是《劝导》，书中的安妮·艾略特可以说最完美的女主角了，因为她有着如此深刻、暗流涌动的内心世界，可在表面看来，大多数时候她都彬彬有礼、不露声色。温特沃思上校也是如此完美，可能实质上是因为我崇拜那些不露声色的人，他们简直是我的偶像。
《卫报》：年轻的时候，你是个什么样的读者？
帕特里克·盖尔：如狼似虎。我当时是海鹦读书俱乐部（Puffin Club）的成员，他们的营销想要我们做什么，我都乖乖地一一照做。我每个礼拜的零花钱几乎都花在了他们的书上。因为爸妈都是书虫，家里的每个房间都堆满了一摞摞书，而且我还是四个爱阅读的孩子里面最年幼的一个，可以说我坐拥整个家庭图书馆的财富。
《卫报》：如果你要送一本书给《不带走一片云彩》中饱受身份认同困扰的小男孩尤斯塔斯，你会选择哪一本呢？
帕特里克·盖尔：我会给他E·M·福斯特的《霍华兹庄园》，因为作为一个年轻读者的我，就是通过这部作品发现，一本小说原来可以容纳这么多东西——不仅因为它集结了众多的人物角色，更因为书中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描写面面俱到，放下书本之后你也会回味无穷，任这些文字在你脑海中炸裂，经久不绝。
《卫报》：你的书架上有没有什么书会出乎大家意料的？
帕特里克·盖尔：在我书架的某个角落，你总能找到关于如何提高意大利语或者德语的书——我永远在跟外语搏斗，这已经持续了一辈子了。除了英语，我的法语也挺溜，但还是想学多几门语言。
《卫报》：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
帕特里克·盖尔：这个问题简单——安妮·泰勒（Anne Tyler），我景仰这位作家，觉得她的书能带来无尽的安慰。我很喜欢她新出的《时钟之舞》（Clock Dance），这真是本大胆的书，让一个恼人的女人担纲做了主角。而泰勒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她让这个讨厌的女人淋漓尽致地做自己。这本小说就这么鼓励它的读者们，让他们人人成为精神病医生。
《卫报》：接下来你打算读什么书呢？
帕特里克·盖尔：尼尔·安塞尔（Neil Ansell）的回忆录《最后的荒野》（The Last Wilderness）在我的计划书单里。他是一位很棒的自然作家，可惜的是听力正在一点点消逝。和所有音乐家一样，我万分恐惧有一天自己也会变聋，但我想对他来说，情况可能更糟糕，因为这就意味着他可能再也听不见鸟鸣了。这本书讲述的是他如何与失去听力的事实一步步达成和解，以及他这一辈子对孤独的偏爱。我想，在我们这个社会，当我们与自己相处的时候，似乎有点懦弱。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我喜欢与自己为伴，这是一种奢侈。
《卫报》：除了园艺活儿意外，你独处的时候喜欢做什么？
帕特里克·盖尔：我喜欢烘焙，会自己做酵母面包，也喜欢读和烘焙有关的书。这个爱好从小时候妈妈住院期间就养成了。从那时起我开始在厨房进进出出，和很多孩子一样，第一件给我自信的事不是做出一大桌子满汉全席，而是烘焙。我还觉得，糖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值得玩味，在许多家庭中，烘烤蛋糕的人说话一定很有分量。这就是贿赂啊：你给人们蛋糕，让大家都爱你。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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