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传记作家朱莉娅·博义德（Julia Boyd）是用一件佚闻给《第三帝国旅行者》（Travelers in the Third Reich）一书开头的：“想象一下，现在是1936年的夏天，你正在德国度蜜月。阳光闪耀，人群和睦——生活美好。”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犹太人模样”的妇女，她靠近了。“她面露焦虑，紧紧抓着一个穿着厚合成鞋、一瘸一拐的少女的手。”她已经看到了你车子上的“国际”标志，求你把她的女儿带去英国。最近，你听闻了关于德国犹太人令人不安的谣言，甚至有人说，他们给身体欠佳的人实施安乐死——你该如何回应这个女人绝望的恳求？“你会选择转身离开，将他们留在恐惧里吗？还是对他们报以同情，但表示自己无能为力？抑或把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

令人吃惊的是，现实中的新婚夫妇并没有像你我可能会做的那样，寻找各种借口。他们把这个犹太女孩放在汽车后座里，当他们驾车离开德国的时候，女孩也脱险了。

尽管有无数本书已经描绘过希特勒的崛起，但《第三帝国旅行者》依靠外国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叙写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德国旅游、学习或度假的真实感受。自始至终，博伊德都是借助那个时代外交官、政治家、大学生、社会工作者、著名作家和嫁给德国人的英国妇女所写的信件、日记和备忘录回望历史的。让她最意想不到的两个见证人，是非裔美国历史学家杜波依斯（W.E.B. Du Bois）——他是瓦格纳歌剧的死忠粉，以及中国梵语学者季羡林。令人震惊的是，这些观察者中很少有人能看穿纳粹的迷雾和幻镜。

直到上世纪30年代末，德国都还一直成功地宣传自己是理想的度假胜地。不像傲慢、肮脏的法国人，德国人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他们渴望取悦别人。“截至1937年，每年造访德意志帝国的美国人接近50万，”博义德写道。毕竟，这片孕育歌德和贝多芬的土地，有太多吸引人的亮点：如画的风景，大量的戏剧和音乐，美味的啤酒和香肠，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上阿默高（Oberammergau）受欢迎的激情戏，乃至培养礼貌、自我克制、身体健康、团队精神和爱国主义的青年文化。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到处都是满头金发的人，男女皆有：“在1934年，售出的染发剂多达1000余万包。” 简而言之，新德国的很多东西似乎都值得钦佩，更不用说令人羡慕了。

如往常一样，大多数游客认为评论造访国内政是粗鲁的，遑论批评。然而，当他们返程时，人们通常都认为元首是一个平和的人，他不仅仅是德国的乔治·华盛顿——英国前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这样称呼他——更是一个圣人。他恢复了被打倒的人民的骄傲和决心，他正使德国复归她本应列位的伟大国家行列。

正如博义德所强调的那样，纳粹是专业的宣传家，不断宣扬他们是抵御俄罗斯-犹太-布尔什维克威胁的主要堡垒。见到过希特勒的国外显贵们，总是会谈到他的魅力：有人形容他“谦恭、安静、耐心。” 当大使和大亨们参观劳改营时，他们总是对劳改营中囚犯的健康快乐印象深刻，却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眼前的是乔装改扮之后的劳改营守卫。自然，所有的公众场面——比如莱妮·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宣传片《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中的纽伦堡集会——都经过了精心策划，以求达到最大的情感效果。大多数集会和游行都是嘈杂的活动，“胜利万岁！”的呼喊充塞其间，但帝国也懂得沉默的力量。布林莫尔学院的一名学生回忆了一场午夜游行­，为了纪念16名纳粹人员——他们在1923年希特勒发动政变时被杀——当时他们被视为烈士：

“我们在一个角落里站了大约四个小时……军队、士兵、党卫军、纳粹冲锋队、希特勒青年团、退伍军人等等，在夜深人静的3个小时里——没有鼓声，没有音乐，什么都没有——全都显得庄严而悲壮……即便希特勒经过的时候，也没有‘希特勒万岁’的口号声，但还是有一两个人忍不住大喊，不过很快就安静了下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人相信纳粹的谎言，因为他们想要这么做。德国又一次前进了，工业蓬勃发展着。希特勒的极权主义有着热情而疯狂的强大支持，使民主变得松散而混乱。当一些外交官和几乎所有的外国记者对这位独裁者的煽动、谎言和种族主义发出警告时，人们只是简单地认为“记者和外交官搞错了”。保守派宗教组织“重整道德”的创始人弗兰克·布赫曼（Frank Buchman），实际上还暗示过希特勒可能是神的使者，比如他在1936年说，“通过这样一个人，上帝可以在一夜之间控制一个国家，并解决所有最后令人困惑的问题。”

对于“犹太问题”，确实有一个解决方案，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然而从一开始，希特勒和纳粹所要求的，就不仅仅只是对他们邪恶计划和信念的阿谀臣服。正如瑞士学者丹尼斯·德·鲁格蒙特（Denis de Rougemont）在他的日记中指出的那样:“任何在为党的服务过程中没有表现出快乐热情的人，都会受到谴责。”然而，尽管第三帝国盛行反犹主义、焚书和对当局批评者的残酷镇压，美国和英国的家庭仍然继续把女儿送到德国“寻一个归宿”，把儿子送到德国的大学读书。他们怎么做到的?

正如朱莉娅·博义德所强调的，太多的人会因为对一个国家辉煌过去的崇敬，而扭曲他们对这个国家令人厌恶的道德现状的判断。这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教训。

（翻译：马元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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