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企业曾因忽视“合规”管理而埋下的那颗定时炸弹，近几个月以来被纷纷引爆。
2018年，中兴因违反美国出口管制制度遭到美国商务部的“封杀”，谷歌因涉嫌安卓垄断收到欧盟43.4亿欧元的巨额罚单，滴滴顺风车接连出现命案……
明明懂法的人越来越多，企业也都越来越重视风险管理和合规管理，为什么他们依然以身犯险，不惜拿巨额罚款、公司前程甚至顾客安全来做商业利益的赌注？
实际上，大部分公司内部法务部门的功能，只是在提醒企业“红线”的存在，他们无法参与公司决策，只能在事发之后亡羊补牢。
9月2日，上汽通用汽车法务部的法律副总裁朱浩江，在由CCA公司法务联盟主办的2018年公司法律人影响力飞跃大会上说，一个平日里只会说“No”的法律部门，无法获得其它部门的支持，也注定得不到公司管理层的认可。因此，企业的法务管理要想充分发挥作用，必须积极和业务部门合作。
但是在日常的企业经营中，法务管理总在为业务创新“刹车”，双方的矛盾难以调和。阿迪达斯大中华区副总裁兼法总益晨旭在此次会议上提到，很多合作的业务部门都对法务管理人员有“刻板印象”，认为他们固执于原则，常常“非黑即白”，缺乏创新且难以对话。
企业的法务管理正在陷入两难境地。
复星集团法律事务部总经理郭小舟认为，法务管理的地位要靠自己打拼，与业务部门合作即便艰难也必须推行。在复星的企业文化中，“开门八件事”其中就有一个“身边的商学院”，公司的产业链延伸范围广，每一个行业都能找到相关的专家。法务管理的工作人员可以前去一些业务会议旁听，这些现场的对话和讨论能够帮助他们深入了解公司的业务发展状况，以便更顺畅地与其它部门合作。
来自英国韦尔集团的中国区法务总监陈云晓说，跨部门的事务与压力过多，总导致法务部门工作紧张。阿迪达斯的法务部门也发现，在与业务部门的日常互动中，常常要帮助其处理一些重复的合同问题，这不仅容易让法务部门产生倦怠，还让他们陷入日常琐事无暇创新。
益晨旭提出一个变革的方向，叫作“流程创新”，她强调“不要指望业务部门自动优化这一块的流程，这是法务部门应该承担的责任”。在整个组织中，只有法务部门有能力站在全公司最高点，看到所有出现过的法律问题并预见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因此，阿迪达斯的法务部门选择从法律角度出发，为各个部门制作了商业运作流程——简便版的Q&A参考资料，帮助业务部门处理涉及法务的简单问题。
此外，不同于业务部门可以直接用量化的指标向公司汇报业绩（比如每月新开了多少门店、销售出去多少商品），法务部门出于“职能部门”的定位，难以向公司证明自己对经营的贡献，这为他们增强话语权又添一道阻碍。
益晨旭认为，法务部门必须要将自己的角色从支持性的职能部门（Support），转变为业务伙伴（Business partner），成为公司战略定位的参与者。法务管理负责人首先要转换观念，用“商务人”的思维来思考企业的战略布局。阿迪达斯每个季度都会聚集最核心的十几个高管，连续召开三天的战略会议，从早晨8点到晚上8点大家在密集的头脑风暴中探讨业务。此时，益晨旭就会代表法务部门深入参与整个过程，帮助企业谋划战略。她说：“你从一开始就要对业务部门说可以或不可以，这比你在之后打乱他们的商业布局要好得多。”
法务管理必须要跟随企业所处的不同阶段发生质变。携程集团副总裁兼法总和合规总杨钦描述，大部分公司在初创阶段对法务管理的要求就是看合同、打官司，但随着公司的发展，法务管理就要对公司的管理制度、合规提出新的要求，并接着处理与竞争对手之间的纷争，甚至投资、并购等复杂问题。当公司成为一家行业垄断的企业巨头时，法务管理要盯紧防垄断政策。
可见，在日渐复杂的经营环境面前，法务管理要想做到与时俱进，甚至未雨绸缪，是件不容易的事。
但巴斯夫大中华区前董事长关志华认为，只要建立起法务管理背后的基石——对“非股东利益”的追求，有效的法务管理将不再是难题。法律红线并不是企业行为的最高要求，只有他们对自身经营的要求高出法律范畴，才能真正远离那些在不经意之间播种下去的“定时炸弹”。巴斯夫公司的员工守则中，就涵盖了各种全球公约对安全环境、劳动组织的细节要求。
如今有很多公司开始披露“非财务报告”，曝光自己对员工关怀、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方面的举措。法务管理可以进一步，将工作延伸到对公司“非财务指标”的监督上来，让企业的商业模式进一步向社会责任靠拢。
关志华说：“法务管理的进步其实就是‘商道’的进步，是整个社会的进步”。旧商业文明的传统是一味追逐商业利益，在新商业文明中，“合规”的企业文化一旦建成，无论是高层决策、还是基层操作，员工都将“不敢”、“不能”也“不想”违规经营。只有这样，无论商业竞争进化到哪一阶段，法务管理都不会突然爆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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