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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书评主编因刊发涉嫌性侵作者文章卸任: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胜利?

曾经作为批评美国外交政策根据地的杂志,却没能在社交网络上兴起的女性运动风波中幸免。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

据《卫报》《纽约时报》《赫芬顿邮报》等外媒消息,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于9月19日卸任《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主编,原因是他在任期间发表了一篇有性侵嫌疑的作者Jian Ghomeshi撰写的文章,招致公众不满。

Jian Ghomeshi曾是加拿大一名音乐主持人,2014年起,有超过20多位女性站出来指控他有性骚扰和性虐待行为。Ghomeshi自始至终都没有承认自己犯下了罪行。2016年,对他的无罪宣判曾引发了女权主义者的抗议。与此同时,Ghomeshi的声誉和事业也遭到了巨大打击。在刊登于《纽约书评》的文章《对#标签的反思》(Reflections from a Hashtag)中,Ghomeshi描述了自己受到“足够多的羞辱”后的状态。

《纽约时报》批评Ghomeshi在文章中采取了自我怜悯的语气,并弱化被指控的行为。Ghomeshi曾被超过20名女性指控性骚扰,但在文章中他只轻描淡写说是“几名”。Ghomeshi写道:“过去我在情感上确实是轻率的,虽然对自己曾经如何对待某些人感到深深自责,但是我不能接受那些不实的指控。”这篇文章是《纽约书评》杂志2018年10月号专题“男人的坠落”(Fall of Men)的一部分。

引发争议的这期《纽约书评》

令事态进一步发酵的是《纽约书评》主编布鲁玛在上周接受Slate杂志采访时不置可否的态度,他表示自己并没有判断指控对错的权力。“我所知道的是,他被判无罪,且没有证据证明他犯下罪行。”虽然布鲁玛正面赞扬了近期盛行的反性骚扰运动,称其把人们的注意力放在了权势人物的不端性行为上,是“对男性行为的必要纠正”,但他也认为其“就像所有善意和美好的事物一样,也可能会导致不良影响的一面。”

布鲁姆的这番言论直接引发了女权主义者的不满,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要求布鲁玛卸任。“老实说,这应当成为伊恩·布鲁玛在《纽约书评》的终点。”Kathleen Frydl在Twitter上表示。“如果伊恩·布鲁玛在周一仍然受雇于《纽约书评》,这对于每一位从事出版工作的女权主义者来说,都将是一个任性的侮辱。”Rakesh Satyal认为。

《纽约客》作者Jia Tolentino在Twitter上写道,或许布鲁玛会认为他是因为“社交网络上一群神经质的女人”丢掉工作的,但是Ghomeshi的文章和Slate的采访已经叠加出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一个好的编辑不能与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保持病态的距离。“我不了解情况,且对此并不关心”已经不再是一种可接受的态度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Ghomeshi的文章真的值得一读吗?布鲁玛为什么要把它放到《纽约书评》上,他想传达的信息是什么?Constance Grady在Vox上撰文指出,这些不光彩的男人的文章既不新颖又无建设性,他们只是在重复现状而已。“他们根本不擅长于道歉,因为他们也没打算承认做了什么错事,他们不厌其烦地解释着自己,而不是把视线聚焦在受害者身上。”“一名受到24名受害者指控的加拿大音乐人再也不能吸引女性了,这有什么意义呢?除了可以招致仇恨,这篇文章还可以带来什么呢?”Constance Grady发问。

Jian Ghomeshi

在接受Slate的采访时,布鲁玛表示他认为Ghomeshi的文章值得一读是因为它很少见。“这是一个独特又重要的视角,”他说,“我认为没有人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一个法律上被豁免但是仍然遭受舆论谴责的人,他会继续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会持续多久,以及,他们是否应该或者是否有能力再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

但是显然,公众并不认同一篇文章只因为稀少就可以更有价值,在反对者看来,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遭受到这样的惩罚——是因为他对24名女性的伤害——而不是关于男人失去荣耀以后的处境。

目前布鲁玛尚未对外回应此事,他周四向荷兰杂志Vrij Nederland透露,被迫辞职是因为受到了赞助商的压力,但他仍然不后悔发表那篇文章。

【相关链接】奉行“独立立场”的《纽约书评》和古典自由主义者布鲁玛

 《纽约书评》创刊于1963年,在布鲁姆去年3月接手以前,其主编一直是芭芭拉·爱泼斯坦和罗伯托·西尔弗斯,他们被《纽约》杂志称为“知识分子阶层的‘父’与‘母’”。

创刊54年来,《纽约书评》总是及时地参与、甚至发起对最紧要议题的争论,致力于提高美国的文学评论水平,并且培育出文学和政治文化杂糅的评论土壤。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和大卫·泰代斯基2014年拍摄纪录片《五十年辩论》(The 50 Year Argument ),回溯了《纽约书评》历史上的多次重大论争:埃德蒙·威尔逊就俄文翻译与纳博科夫辩论、爱德华·赛义德就东方主义与伯纳德·刘易斯辩论、诺曼·梅勒就妇女解放与戈尔·维达尔辩论、戈尔·维达尔就任何事情与整个世界辩论。

《纽约书评》成为了那个年代最好的书评刊物之一,在编辑风格上也独树一帜。西尔弗斯强调独立主义立场,他在接受采访时承认,《纽约书评》从来不以广泛覆盖为目标,而是选择评论那些编辑认为有价值的书籍和社会问题。他也坦言自己并不在乎读者的感受。有一次,当被要求描述《纽约书评》读者的时候,西尔弗斯思考了一下,诚实地回答,“我真的不大了解他们。”

在如今网络对传统媒体冲击日益剧烈的当下,长阅读和深度阅读越来越被碎片化阅读取代,而《纽约书评》仍然鼓励作者撰写长文,坚持其“毫不遮掩的精英主义”立场。这也曾经被很多人看做是是新媒体爆炸时期传统媒体仍不可替代的象征。

伊恩·布鲁玛从1985年开始在《纽约书评》上发表文章,此后成为该杂志长期撰稿人。2017年3月西尔弗斯去世后,布鲁玛成为《纽约书评》历史上第三任主编。此次卸任风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布鲁玛确实继承了西尔弗斯的风格,没有全方位迎合读者视角,但这也导致他在社交网络时代直接遭受攻击。

布鲁玛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表明,批评家要对评论对象感兴趣,否则不应该动笔写。他说自己年轻时爱挑战权威,一心想着挑刺将成名者批倒,年纪越大反而越平和,越来越看到作品中的好。

布鲁玛于1951年出生于荷兰海牙,曾于莱登大学攻读中国文学与历史,后专注于日本研究。他先后在东京生活六年,香港生活七年,游历亚洲各地。他能说中文,为多家西方报刊撰写过关于亚洲的政治和文化评论。他还曾任教于牛津、哈佛、普林斯顿、格罗宁根等大学。在任《纽约书评》主编的同时,他还担任过纽约巴德学院保罗·威廉斯教席之民主、人权和新闻学教授,被视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捍卫者。

布鲁玛出版了多部著作,比如《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创造日本:1853-1964》《日本之镜: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伏尔泰的椰子》《残忍的剧场》等。2008年布鲁玛被授予“伊拉斯谟奖”以表彰他“在欧洲对文化、社会或社会科学做出的重要贡献”。

2008年和2010年《外交政策》杂志将布鲁玛列入“全球顶尖思想家”, 因其回溯了战后五十年间德日两国政府和民众面对战争罪孽的思考与作为,追寻隐藏在反思与忏悔、否定与歪曲、麻木与逃避背后的民族心理与集体记忆。

《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

在《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中,布鲁玛提出西方主义眼中的西方,浅薄而傲慢,缺乏东方的古老传统;追求罪恶的城市,唾弃美好的乡村:以商业原则替代英雄主义;讲究物质至上,漠视精神灵魂。它将各种扭曲的、失败的文化怨恨发泄到一个虚构的西方上,并对其进行丑化或妖魔化。在布鲁玛看来,从20世纪德国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到“9·11”和伊拉克战争以来高涨的反美情绪。乃至针对西方世界的恐怖主义,都是西方主义或隐或显的折射。

《西方主义》也是布鲁玛献给西尔弗斯的一部著作,他说西尔弗斯虽然不是该书的直接灵感来源,但是《纽约书评》是美国采取反战立场的少数几份严肃刊物之一,西尔弗斯启发了很多作家写出了最上乘之作。

曾经作为批评美国外交政策根据地的杂志,却没能在社交网络上兴起的女性运动风波中幸免,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又一次决绝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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