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陈功

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St. Anthony's College）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尤金·罗根（Eugene Rogan）教授是当世最著名的历史专家、中东问题专家之一。罗根教授主要关注晚期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巴勒斯坦问题，著有《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国家边境》（Frontiers of the Stat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巴勒斯坦之战：重写1948年史》（The War for Palestine: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1948）、《阿拉伯人：一部历史》（The Arabs: A History）等著作。他的最新著作《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The Fall of the Ottomans: 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 1914-1920）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今年九月，罗根教授访问中国，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与中国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在他于京停留期间，笔者有幸对罗根教授进行了一期专访，请他谈谈对一战、奥斯曼帝国和现代中东的看法。

东方历史评论：您的学术经历非常丰富和辉煌，您首先写了关于晚期奥斯曼帝国边疆的著作，之后写了关于现代巴勒斯坦的著作，然后在2015年，您完成了新书《奥斯曼帝国的衰亡》。那么，是什么让您把学术兴趣从晚期奥斯曼帝国转移到现代巴勒斯坦，再从现代巴勒斯坦回到一战中的奥斯曼帝国的呢？​

尤金·罗根：你漏了一本书，我在2009年出版的《阿拉伯人：一部历史》，这本书描写了阿拉伯人五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某种意义上说，它将我的所有工作结合起来了，既涉及我对现代巴勒斯坦的兴趣，也涉及我对奥斯曼帝国的兴趣。作为一个以中东（研究）为专业的学生，当我还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我的方向是晚期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行省，我对改革时期、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时期，以及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期间阿拉伯行省的经济史和社会史感兴趣。当然，所有研究中东的人都对当代问题感兴趣。我的专业方向是19世纪的中东，但阿以冲突一直是我的兴趣点，事实上，阿以冲突开始的关键点正是1948年，所以我认为我的历史学工作很自然地会延伸那里。我既应该写争夺巴勒斯坦的战争，也应该写晚期奥斯曼帝国。

东方历史评论：在您的书《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中，我们看到奥斯曼帝国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和参与一战之间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而很多学者也指出了青年土耳其党的现代化改革和凯末尔改革之间的延续性，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如果没有一战，奥斯曼帝国能够存续下来，并且完成其现代化改革？​

尤金·罗根：这是我最喜欢的“反事实历史问题”（counter-factual historical question）之一。如果奥斯曼帝国保持中立，会如何呢？我认为你是对的，奥斯曼帝国可以很好地存活到20世纪，如果它不参战的话。19世纪里，民族主义运动和新生的巴尔干国家已经从奥斯曼帝国那里夺走了许多领土，奥斯曼帝国或许会缩水成一个大部分是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也包括许多宗教少数群体的领土较小的国家。我认为奥斯曼帝国可以是一个能自我生存的国家，这个国家退到以穆斯林为主的疆界中，其中没有任何民族主义运动能挑战伊斯坦布尔的国家体系。记住这点很重要：奥斯曼帝国从1517年开始就在统治阿拉伯世界，四个世纪足够让一个国家确立其地位及合法性，而奥斯曼帝国在改革进程中也通过许多手段提供了更好的服务、更好的治理，并更好地顺应了阿拉伯和土耳其各行省中居民的要求。所以，1914年就已开始的阿拉伯主义（Arabist） 运动（指在奥斯曼帝国框架内，通过改良来保障阿拉伯民族权益的运动）并不能发展为一个足以挑战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奥斯曼帝国很可能会与阿拉伯世界协商关系，让阿拉伯人保持对奥斯曼帝国的忠诚。并且，我很感兴趣的是，拥有伊拉克和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的石油资源的奥斯曼帝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奥斯曼帝国存续下来，并获取足以创造一个富裕国家的石油资源，那么20世纪将会很不一样。帝国主义的计划创造了英法的保护国，并且有意创制以色列，如果阿拉伯世界没有遇到这一计划所带来的冲突，那么奥斯曼统治下的（现代）中东的冲突将会少得多。

东方历史评论：所以您的意思是，奥斯曼治下的和平将会延续，而阿拉伯的民族运动仍然是一种阿拉伯主义（al-‘urūba）运动，而不是泛阿拉伯的民族主义（al-qawmiyya）或是一种国族主义（al-waṭaniyya）运动？​

尤金·罗根：我认为奥斯曼帝国有足够多的机制来把阿拉伯居民纳入到国家的公共生活之中，我的同事哈桑·卡雅勒（Hasan Kayalı）写过关于青年土耳其党期间阿拉伯人和奥斯曼人关系的一部非常优秀的著作，他强调了议会在将阿拉伯居民纳入到奥斯曼帝国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并且当时还有许多能把阿拉伯臣民和奥斯曼帝国联系起来的官僚工作，比如地方行省的国家公务员。此外，我认为国立学校的广泛建立也是奥斯曼帝国在受教育精英中培育忠诚的重要手段，所以我认为这些机构可以很强烈地中和阿拉伯主义转向民族主义运动的趋势。阿拉伯主义当然可能变成阿拉伯民族主义，但不能认为这种转变是必须的、不可避免的。

东方历史评论：您在书里用了大概一章来分析奥斯曼帝国参战的过程，这是一个研究热点话题。我知道舒克吕·哈尼奥卢（Şükrü Hanioğlu）的学生，穆斯塔法·阿克萨卡尔（Mustafa Aksakal）博士也出版了一本分析奥斯曼帝国参战的书，《奥斯曼通往1914大战之路》（The Ottoman Road to War in 1914）。 您书中的观点和他书中的观点大致相似，但我发现有一点不同：您主要写了德国和俄国对奥斯曼参战的影响，而阿克萨卡尔博士则指出保加利亚也在奥斯曼参战决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的书引用了许多保加利亚档案来证明他的观点，他指出奥匈帝国希望与奥斯曼结盟，这样就可以确保保加利亚能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背刺塞尔维亚。而奥斯曼帝国和德国确实花了很多时间讨论保加利亚问题，奥斯曼人认为奥斯曼帝国要在保加利亚之后参战，而德国认为只有奥斯曼帝国先参战，保加利亚才能参战。请问教授您怎么看他的论点？我们该如何看待像希腊、保加利亚这样的巴尔干国家在奥斯曼帝国参战中的作用？

尤金·罗根：我认为穆斯塔法·阿克萨卡尔的书非常优秀。我保证，我书里的分析和他书里的分析存在相似之处的原因是他的书对我关于奥斯曼帝国参战因素的思考产生了影响。另一本影响到我的书是迈克尔·雷诺兹（Michael Reynolds） 的《帝国支离破碎》（Shattering Empires），这本书非常优秀，写的是奥斯曼决定参战之前的历史时期，俄国对土地的野心对奥斯曼参战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我没有详细描写奥斯曼对保加利亚政策的唯一原因就是保加利亚到最后仍然是在奥斯曼帝国之后才参战。所以，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来说，对于一本描述整场战争的书而言，保加利亚问题似乎是离题的，会让读者感到疑惑。你也看到了，我没有怎么写保加利亚参战，这是因为我的书大多都写我熟悉的领域，也就是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历史。我并没有那么了解保加利亚，我相信阿克萨卡尔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很好了，他的研究帮助我们部分理解了为什么奥斯曼帝国拖到10月份才参战。对于我来说，保加利亚问题是额外的，而对于他来说，这是基础性的。

东方历史评论：那么希腊呢？从现有研究来看，似乎当时有很多人担心奥斯曼帝国和希腊之间的军备竞赛会引发下一场战争。​

尤金·罗根：我并不认为有人料到了一场大战会因为萨拉热窝的一次刺杀事件而被引发。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列强都认为奥斯曼帝国和希腊之间没有解决的分歧，特别是围绕爱琴海岛屿的分歧，将会导致下一场战争。每个人都预料会发生第三次巴尔干战争，但没有人预测到世界大战。我在我的书中提到，奥斯曼帝国在1914年春就已经散发公告，称如果与希腊爆发战争，就将进行总动员。而总动员直到8月份才开始，当时世界在准备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的战争，奥斯曼人知道总动员令将会让他们被卷入战争，面临危险，并且他们几乎确定会站到德国及其盟友一边，因为奥斯曼与俄国的关系很紧张。所以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希腊是排在俄国之后的第二直接的威胁，我认为奥斯曼人害怕希腊人要占领奥斯曼帝国在色雷斯，埃迪尔内或者说哈德良堡，伊斯坦布尔或者说君士坦丁堡的剩余领土，将其作为对东正教所在地的重新征服，但是他们将俄国视为更大的威胁。所以我认为，俄国是塑造奥斯曼帝国1914年夏天政策的最主要因素，当时欧洲正在准备战争，而希腊的威胁似乎就成了次优先之事，或者说次要的考虑。

东方历史评论：您在书中反复强调，中东战场是一战中最国际化的战场，那么您认为这种国际化的属性对战争的结果，以及参战各方，分别有什么影响呢？

尤金·罗根：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奥斯曼帝国参战之前，这场冲突很大程度上是欧洲的冲突，奥斯曼人参战之后，冲突范围扩大到北非和亚洲，在这一意义上，他们参与了欧洲事务，并将其变为世界大战。另外一点，正如你提到的那样，奥斯曼战线吸引了全球的战士，远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有印度的上百万人。奥斯曼帝国的不同族群被招募起来为帝国而战，还有西非的殖民地士兵，还有被招募来对付俄国的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和高加索人，这让奥斯曼战线陷入一种语言混乱（linguistic confusion）之中。这条战线上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士兵，这意味着有许多人要在这条战线上与能与他们沟通的人交战，而他们之间没有仇恨。这方面来说，有许多士兵是在参战一事上犹豫不决的，他们因厌倦战争仇恨而受苦。对于其他人来说，还存在着忠诚混乱（confused loyalties）的问题。对于许多印度、北非和西非的穆斯林来说，奥斯曼帝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伊斯兰国家，苏丹并不仅仅是奥斯曼人民的统治者，更是所有逊尼派穆斯林的哈里发。对于许多来自被殖民地区的穆斯林来说，与穆斯林教胞、与哈里发之国作战这件事是一种伦理道德困境。他们感到很不快，怀疑战争的合法性，一些士兵脱离了英军和法军，与他们的穆斯林教胞、哈里发的战士并肩作战。虽然只有一小部分人这么做，但是这反映出，对于一些人来说，与奥斯曼帝国作战是难以解决的伦理道德困境。至于其他人，我们可以看看加里波利举行的年度仪式（每年3月18日在加里波利举行的纪念协约国军队登录加里波利的行动）， 土耳其人在每年举办的情感性仪式上招待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在这一仪式中，我们看到了某种兄弟情谊。对于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土耳其人来说，这个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战场是他们通过共同的牺牲和损失而团结起来，聚集起来的地方。在这一意义上说，这证明了参战国间的恒久友谊。这确实是这场战争的国际性的、世界性的遗产，是把欧洲冲突转化为世界大战的一方面。

东方历史评论：您提到了印度的穆斯林。确实，德国在战前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参战可以导致其他地方穆斯林的起义，但事实上，一战中印度并没有发生穆斯林的大起义，最大规模的穆斯林起事反而是在凯末尔主义者废除哈里发制度时发生的。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尤金·罗根：确实在新加坡发生过一次起义，时间是1915年2月，起义延续了一个星期。起义是一些印度穆斯林反抗英国军官的行动，由于当时新加坡防卫薄弱，所以英国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来聚集镇压起义的军队。日本也进行了干涉，帮助英国镇压起义，恢复秩序。这不是一场大起义，但是有趣的是，远在新加坡的印度穆斯林士兵会听从苏丹的起义召唤。并且我认为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这场起义发生在士兵之中，在已经受过训练，要穿着军服作战的人之间。而对于其他的印度穆斯林，穆斯林平民来说，他们既没有响应圣战召唤的动机，也没有响应的手段。他们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来说，这些比他们对另一个大洲上哈里发的忠诚感要来得重要的多。从这个角度上说，认为穆斯林比其他人更不理智、更激进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你很难想象，信仰任何一种宗教的印度人会响应另一个大洲上领袖的号召而发动暴力起义。有一种想法认为，穆斯林比其他人更激进，他们会被宗教召唤煽动起来，采取不理智的行为。我认为这是一种东方主义的神话（Orientalist myth），这种神话误导了一战时的人，也笼罩在当今西方强国的分析话语之上。我认为，期待遥远的印度穆斯林能进行大规模起义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起义能发生的唯一途径就是德国取得重大胜利，让英法看起来行将战败。我们知道，英国在埃及和印度的统治是不得人心的，受到了民族主义者的挑战，法国在西非的统治也类似。如果英法虚弱，有战败的风险，那么可以想象印度人和埃及人会出于民族利益，而不是宗教热情，来反抗殖民者。但这种状况并没有出现，所以我认为当时没有能推动穆斯林展开圣战的切身利益的存在。我认为，即使是废除哈里发一件事情也没有在印度导致真正的大规模起义。或许，穆斯林已经不认为哈里发制度与他们的精神生活相关了，到了20世纪，哈里发已经失去了在信徒中的意义，这或许也是一种解释。

东方历史评论：既然如此，那么在一战爆发之前，是哪些因素驱使像马克思·冯·奥本海姆和威廉二世这样的德国人相信一场全球圣战，或者一场全球起义，是可能发生的？

尤金·罗根：德国相信大圣战爆发的可能性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对伊斯兰教的误解，部分与晚近历史有关。19世纪70年代，法国在普法战争中被打败之后，东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城周边爆发了大起义，苏非教团扮演了重要的组织角色，并宣布起义为圣战。参加这场反法起义的人的数量大概超过了20万，这是一场非常大的反法起义，但这和我上一个回答里提到的情况类似。这是不喜欢法国外来统治的阿尔及利亚人在看到法国战败时的回应，他们认为法国已经足够虚弱，如果他们起义，他们就能打败法国人，把他们赶出阿尔及利亚，而且他们称其为圣战。这反映了伊斯兰教在一场苏非穆斯林通过道堂组织的起义中的动员力量和提供合法性的力量。从这一意义上来讲，19世纪70年代阿尔及利亚的圣战，既是在外国力量虚弱之时试图将其赶走的起义，也是出于宗教热情的起义，二者的比重是相同的。

但是我认为很多东方学家没有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区别，他们只是看到了在宗教上热心的穆斯林起义反对法国，并称起义为圣战。而在下一个十年里，轮到英国在苏丹发生的宗教热情下的大规模运动中受损失，也就是马赫迪起义。信仰苏非主义的穆斯林在一个使用宗教语言动员、激励人民的卡里斯玛领导人的带领下把英国人赶走，这样的经历也成为了欧洲人观念的一部分，欧洲人相信，穆斯林是狂热的，会顺应卡里斯玛宗教领袖——在这个案例中是马赫迪——的召唤而揭竿而起。所以我认为，晚近的历史让马克思·冯·奥本海姆这样的人相信伊斯兰教挑战殖民统治的力量，认为伊斯兰教可以是对抗英国、法国和俄国的秘密武器，三者都是殖民国家，统治了数千万的穆斯林，不顾他们的意愿。所以说，是“伊斯兰教让人民成为狂热的勇士”的东方主义错觉（Orientalist delusion）以及晚近反殖民统治的历史为德国人的想法正名，让他们认为全球圣战在战略上是可靠的。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以及对圣战召唤的虚弱回应都证明了，圣战不是更早案例中的关键因素，外国军队展现出的虚弱才是最有影响力的因素，不过作为提供合法性力量和动员性语言的伊斯兰教确实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东方历史评论：最终德国还是将奥斯曼帝国拖入了战争，那么您认为，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中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

尤金·罗根：当时每个人都认为，奥斯曼帝国太虚弱了，无法进行战争，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么想。奥斯曼帝国从1911年开始就在作战，先是与意大利作战，然后是两次巴尔干战争。奥斯曼人输给了意大利，又输给了自己的巴尔干邻居，几乎是彻底被打败。他们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收复了领土，但这场战争几乎耗尽了奥斯曼的军队，掏空了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所以在1913年底，认为奥斯曼帝国无法再打一场战争的想法是合理的。当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结盟之时，他们最希望奥斯曼人做的是用圣战的召唤引发殖民地的起义，让德国可以在西线完成征服。但我认为，即使是德国人，也不会幻想奥斯曼人会在一战中证明自己的坚韧，随着德国的物品、金钱和军事物资源源不断输入，奥斯曼人证明了自己有相当的能力来动员超过一百万的军队，这些军队之后证明了他们可以打败入侵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军队。他们能够在加里波利10个月的冲突中打败英法军队，能在美索不达米亚打败英印军队，1916年在库特阿玛拉打败了汤申德的军队，他们能在两次加沙战役中打败英军，这么一来，奥斯曼就导致越来越多的英国和殖民地士兵要在奥斯曼战线中作战，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些人会被部署到西线作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迫使协约国更加广泛地分布军队，减轻了德国面临的压力。奥斯曼人在整整四年中都能持续地让协约国的军队进入奥斯曼战线。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奥斯曼帝国是在保加利亚和奥地利之后求和的，他们仅仅在德国前11天退出战争。奥斯曼人在保卫领土中证明了他们出众的坚韧，并成功阻止了数十万英国、法国和殖民地军队，这对德国的战争努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贡献。

东方历史评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坚韧和凯末尔主义者的坚韧之间具有连续性？​

尤金·罗根：我想你可以在奥斯曼军队在一战中展现的保卫领土的坚韧与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在一战后动员厌战士兵的能力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奥斯曼军队被打败，装备差，但是阿塔图尔克仍然可以再次动员这些军队对付外来入侵者，对付法国人、亚美尼亚人、意大利人，最重要的是对付希腊人。在我看来，似乎是保卫奥斯曼-土耳其领土，赶走外国占领者的共同意愿动员了土耳其士兵打接下来的一场战争。即使在一战战败后，他们还是能再把外国士兵赶出现代土耳其的领土，也就是安纳托利亚，并把一战中的战胜国重新拖到谈判桌上，迫使战胜国签订了新和约，承认了他们能继承的领土范围之内的现代土耳其国家。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东方历史评论：但是奥斯曼帝国最终还是输掉了战争，您认为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犯了哪些主要错误呢？ ​

尤金·罗根：毫无疑问，他们在战争中犯下了一系列的关键错误。第一个、也是造成最大损失的错误就是恩维尔帕夏带领东安纳托利亚的军队在隆冬攻击俄国。在1914年底、1915年初的萨勒卡默什战役中，奥斯曼最强大的军队之一，第三军几乎在败战中被事实上摧毁。奥斯曼的士兵们进行了非常大胆的尝试，试图在萨勒卡默什包围俄军，但是面对一米多厚的积雪和零下二十度的天气，他们却没有足够应对严酷天气的衣服。所以许多土耳其士兵，或者说奥斯曼士兵，是冻死的而不是被打死的。而成功活下来的人甚至到达了萨勒卡默什，但是没有足够的人手来打败俄军。在11.5万军人中，可能只有8万5千人活着回来。这让奥斯曼军队之后面对俄军一直处于弱势。俄国最终横扫高加索地区，占领了埃尔祖鲁姆这样的边境城市，一直到达特拉布宗，因为奥斯曼帝国在萨勒卡默什之后没有足够军队来保护边境。这是一场灾难，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因为从奥斯曼帝国失去保卫高加索的军队开始，他们就把亚美尼亚人看成俄国对付奥斯曼帝国的帮手，一战中最大的罪行亚美尼亚大屠杀就是其中一部分。我们谈到了奥斯曼人的出色作战，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战争中的暴行，其中的亚美尼亚大屠杀现在仍是未得到解决的反人类罪行。

至于其他的错误，大概可以说，奥斯曼人不应该试图保住麦地那城不落入阿拉伯起义者之手。他们用1万1千军队来保证大马士革到麦地那的铁路仍然能运转。对于他们来说，这么做是不明智的，他们应该撤出这些军队，把他们用到其他阿拉伯行省里。另外，我认为奥斯曼人在战争末期试图在东高加索从俄国那里抢夺领土是一个错误，他们本应该集中于巴勒斯坦的防卫。在防守时，奥斯曼人在战壕战里相当成功，如果他们能有比战争结束时更多的军队，我认为他们能够在巴勒斯坦南部边境阻挡英国人。所以你知道的，他们在漫长的时间里犯下了明显的错误，这些错误在许多方面造成了很大伤害。

东方历史评论：目前已经有了许多关于晚期奥斯曼帝国或者一战的研究，那么您认为未来的研究应该关注哪些方面呢？​

尤金·罗根：我认为在一战百年纪念之时，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关于一战中中东的新书和新文章，这些都有着非常珍贵的学术价值。我认为这些研究不会在一战百年纪念后结束，已经完成的对一战中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会为这个一直都会有趣的学术话题持续贡献新内容。人们毕竟已经写一战中的西线和奥地利战线一百年之久了。我期待着看到对一战有新分析的研究。我认为将来要被探索的最重要的材料合集就是安卡拉的土耳其军事档案馆（Turkish Military Archives）【指的应该是安卡拉的总参谋部档案馆中的军事史与战略研究部档案（Askeri Tarih ve Stratejik Etüt Başkanlığı）】。 许多土耳其学者和一些外国学者已经开始研究这些档案，穆斯塔法·阿卡萨卡尔就去过那里。我想我们应该能看到更多的一战社会史，已经有了关于医疗史的相当优秀的研究，一战中有严重的疾病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对这些问题的历史研究，此外还有对宣传和情报的历史研究。我期待能看到更多的社会史，更多关于奥斯曼士兵个人经历的研究。我不认为我们对战争中主要事件的理解会发生大的变化。关键的时间、战役、参战各方的人数、死伤和被俘虏的人数已经研究得很好了。但是我们可能能看到更多对战俘经历的研究。此外我们还会看到更多对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研究。土耳其学者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他们找到了奥斯曼的档案和公文，报纸上发布的报告，以及法庭公文，它们阐明了奥斯曼人对政府在大屠杀中作用的认知，这很重要。我想我们能看到更多这方面的研究，我甚至希望土耳其政府能在将来承认大屠杀，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能够对战争中发生的事情达成共识。我想这是很丰富多彩的学术领域，我们将会看到更多成果。

东方历史评论：您提到我们对一战的认识已经定型了，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同样充满冲突的时代，我们能从一战中得到哪些教训呢？

尤金·罗根：我认为一战在塑造现代中东政治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继承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诸国之间的边界已经被证明是一战的持久性遗产。1920年圣雷莫会议上确定的边界在经过微调之后仍然是现代阿拉伯世界的边界。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国家体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但是问题在于边界划分的方式，边界是英法在战争进程中的外交谈判中划定的，英国、法国和俄国三个协约国优先考虑的是欧洲列强之间在中东的平衡。当时是帝国时代，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中东将成为一个独立于帝国存在的地区，人民将会为自己的自决权而行动。在一战前的一个世纪里，欧洲从亚洲和非洲那里取得领土来奖赏自己，欧洲人认为这是正常的事情，他们在一战中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一战的终结导致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终结，开启了民族主义时代。阿拉伯人民将会要求在帝国主义列强留给他们的边界之内取得独立。这些边界是持久的，但是边界带来的冲突也是持久的。如果你要塑造一个稳定的中东，你就应该与在边界之内生活的人民展开对话，达成反映在边界中生活，在边界中创造国家的人的意愿。持久的遗产和持久的问题反映出英法当时首先考虑的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平衡，他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这种平衡只能持续二三十年。他们并没有考虑去实现享受人民支持的中东国家之间的平衡，也没有考虑将会让现代中东变成国际体系中特殊地区的那些因素。这是一大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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