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是属于我们的80年代，当年我们意气风发都是小伙子，现在我明显是一个老人了。” 作家马原在21日举行的《一个人的文学史》再版新书发布会上说道，“我们这一代人整个历史过去了，程永新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把宝贵的东西留了下来。”

《一个人的文学史》是《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编著的一部特殊的“文学史”，他将自己数十年工作经历中与诸多作家来往的书信挑选出来编辑成册，公之于众。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余华、苏童、王朔、马原等人的身影，彼时他们或许还未成名、青春年少，却已在信件往来中流露出了鲜明的个性与风格。 

谈及《一个人的文学史》的成书经历，程永新说，在世纪初的时候，他在北京三里屯的酒吧里和出版人丁小禾一起坐着喝扎啤，丁小禾曾经出版过棉棉的《糖》。丁对他说，“文学最好的时代过去了。你在文坛厮混了几十年，应当将那么多具有现场感的东西整理出来。”对于这个提议，程永新有些顾虑，顾虑在于他不知道公开作家书信是否有版权问题，也不清楚给作家写过的那无数探讨作品的信件还能不能找到。回到上海之后，他给余华打了电话，问他那儿是不是还保存着自己的信，结果被余华浇了一头冷水，“谁像你几十年都待在一个办公室里，我已经搬了三次家，很难保存信件的。”

程永新确实在一个办公室里待了几十年。他从1982年起就到《收获》杂志社实习，将所有与作家的通信都放置在了一个柜子里，在要成书的时候，他重新整理柜子，将这些信件再次一一拆开。他对将作家私人信件公之于世这件事反复掂量，“假如对未来的写作者或者研究者能够提供一些具有现场感的细枝末节，是不是还真有一些史料价值？”于是，他以“与文学有关”为原则，将这些作家与编辑的来往信件整理了出来。

2007年《一个人的文学史》由路金波的出版公司推出，腰封上的文案写的是，“中国第一部 ‘个人文学史 ’、‘80后的文学补课教材 ’”。“当时是出版圈流行‘一个人的XX ’，我起初是不同意这个名称的，觉得太浮夸了，但出版商说这个书会卖得好。我就同意他了。”程永新在《一个人的文学史》发布会上说，当时他本人对这个名字并不是特别满意。11年过去了，这本书日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修订版，书名保留了，前一版本的腰封文案已被换掉，变成了“一个人的文学史的含义就是一个人在文学史里前行、成长和变化”。

马原说，充满温度的书信集让文学史本身有了温度，“我也当过中文系老师，老师们讲文学史，上说秦皇汉武，下说莫言铁凝，一点温度都没有。但是读这本书的时候，恰好里边有一点关于马原的短篇，你会读到作为一个小伙子的马原、一个二十几岁的马原。”彼时的他跟程永新在《收获》一次笔会上见面认识，经常彻夜长谈。“余华、格非我们几个人打牌、喝酒、聊天，我们就是一群男孩，经常凑到一个小餐馆里，在当年华师大的小房子里，一聊天到大半夜，彼此是很对脾气的几个朋友。”

在书中，人们还可以看到成名之前的作家是如何讨论自己还没出世的作品的，以及他们初露头角时的个性与风格。比如在苏童1986年的一封信件中，他提到自己正要“开始搞”的家族史《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要把我的诸多可爱不可爱的亲人写进去，但也许因为太认真太紧张，竟然不能像写短篇那样顺，写起来真实痛苦要发神经的样子。”他还俏皮地告诉程永新，因为一篇发表在《收获》上的小说，好像有更多的人开始认识他，“这使我面部表情一阵抽搐。”

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信件经常事关作品修改，这时候作者在信件中对于编辑修改意见的“讨价还价”就更富有生趣了。王朔在1987年的一封书信中回复程永新给小说《五花肉》更名的提议（这篇最后更了名，成为了后来的《顽主》），试图向编辑表明小说的立意，“这篇小说我想会使正人君子有不好的感觉，所以名字尽可能鄙一些……”信件末尾还不忘添了上海话“谢侬谢侬”跟编辑致谢。在1991年的一篇信件中，王朔又对程永新的修改做了“咬牙切齿”的回应，“你知道就连医生也很难给自己孩子下手开头，在我已属咬牙黑心了，但可能仍有余赘……老兄阅稿时务请费心剪草除根，最后清扫一遍，以不至于玷污贵刊清白，拜托。”

在另一些信件中，有些作家的讨论已经超越了具体篇目的修改讨论，而上升到了对于整个中国文坛的反思，甚至是比较激烈的批评。比如余华在1988年对程永新表示，他非常欣赏1987年的《收获》第5期，也就是后来被命名为“先锋文学专号”的一期。余华说，“我一直希望有这样一本小说集，一本极端主义的小说集。中国现在所有有质量的小说集似乎都照顾到各个方面，连题材也照顾。我觉得你编的这部将会不一样，你这部不会去考虑所谓客观全面地展示当代小说的创作，而应该是显示出一种力量，异端的力量。”在次年的信件中，余华说自己非常认可程永新在杂志中推陈出新的举动，“你想换一批人的设想挺棒。现在确有一批更新的作家。”但是，他也表现出了对于被称为“先锋小说”的文学作品的担忧，“我担心刚刚出现的先锋小说会在一批庸俗的批评家和一些不成熟的先锋作家努力下，走向一个莫名其妙的方向。新生代作家们似乎在语言上越来越关心，但更多的却是沉浸在把汉语推向极致以后去获取某种快感。……现在用空洞无物去形容某些先锋小说不是没有道理。”

在发布会上，马原和程永新也多次讲到， 80年代是文学最好的时代，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马原说，“（文学上）即使是上世纪30年代也没有80年代那么辉煌，没有全民都在读小说、全民都是文学爱好者的盛况。 80年代年轻人中最有创造力的那群人，没有机会做大老板，没有机会去做主席，不约而同地将文学当做释放精力的方向。80年代是文学意义上的黄金年代。”值得一提的是， 上世纪90年代初，马原带着一个只有一位摄像师的摄制组，走访了一百多位作家，回顾了他们的80年代，采访对象包括孙甘露、王安忆、格非、余华、史铁生、韩少功等人。这一行留下了时长共计120小时的影像资料，文字出版成书，名叫《中国作家梦》。然而，没有一家电视台愿意购买视频版权，图书印数也很低，影响很小。此书在新世纪再版时更名为《重返黄金时代》，明确地将80年代定义成了文学的“黄金时代”。

既然文学的黄金时代已过，80年代的青年们也已经老去，今日又有着怎样的写作者与作品呢？今年4月，《收获》杂志推出了“青年作家专辑”，集结了青年写作者班宇、大头马、王苏辛等等；在更早的时候，2014年《收获》也以“青年号”推出了作家双雪涛、张忌、张怡微等人，仿佛是对当年“先锋专号”的呼应。谈及筛选年轻作家的标准，程永新说，“像大头马这样的作者，也许文本还不成熟，但他有他的奇思妙想和特点；就像双雪涛写的第一个短篇《跛人》也不是很完美，但是很惊艳。”他又以前不久发表的余秀华的《且在人间》为例，讲述了《收获》的审稿原则。（《且在人间》是一部以残疾女人之口呐喊残疾之痛的作品，其中讲述从痛苦的婚姻中逃脱、并为恋爱对象写出《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情节，可以看做是女诗人成名前的艰难历程。） “余秀华的《且在人间》说是自传体小说，其实就是自传，可以从中明显看到她的真实情感和真实经历。这么有影响力的诗人写底层生活——这种底层不是虚构幻想中的底层，而是她真正经历过的底层，虽然艺术上没有达到完美，但是也是值得推出的。”然而，80年代的文学热毕竟是无法重现了，活动最后程永新对读者说，“文学的小道上已经非常拥挤了。今天我们可干的事情太多了；当年是没事可干，很多人通过写作来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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