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刚进入文坛的高尔基写信给契诃夫投石问路，询问这位著名作家对于小说的看法。与高尔基并不相识的契诃夫，在阅读了他的短篇作品之后将其赞美为“真正的巨大的天才”——契诃夫的称赞相当珍贵，他并不是一个善于讲场面话的同行和前辈，他曾在信件中多次直接指出别人创作上的问题，比如他对一个俄国女作家说，“您的《错误》确实是一个错误。”——但也在信中批评高尔基的写作没有分寸，太过任性。“好像坐在剧院里看戏的一个观众，他任性地表露自己的喜悦，以致阻碍了他自己和别人听戏，”契诃夫写到。

在回信中，高尔基似乎将“分寸”和“节制”误解成了文笔粗野的意思，并为自己做出了解释。契诃夫再次回应纠正道，所谓分寸和节制并不是指文笔优雅，而是指为完成一项具体的工作花费最少的工作量，也就是“优雅”。虽然他此时仍不认识高尔基，契诃夫还是展现出了属于小说家的敏锐洞察力，他问高尔基，“您是自学成才的吗？”他建议高尔基到文坛和文人周围生活两三年。两年后，二人逐渐熟识，他在给高尔基的信里写道，“我曾是最年轻的小说家，但后来出现了您，于是我马上变得老成持重了一些，也就再也没有人再称我是最年轻的了。”

契诃夫不光在口头上鼓励高尔基的创作，他也确实向杂志寄送了高尔基的稿件。在跟俄国教授巴秋实科夫的通信时，他似乎是很不经意地推荐起了高尔基，“我顺便问一问，您喜欢高尔基吗？……在我心目中不容置疑的是：高尔基有艺术家们通常具有的那种禀赋。高尔基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是一个好人，他聪明、有思想、爱思考，然而在他身上有着许多不必要的负担。”

契诃夫与高尔基二人在书信中建立起来的文学情谊令人动容。事实上， 契诃夫的一生中留下了四千多封信。这些信件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契诃夫与他同时代作家——比如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人——的交往情况，还可以看到他的许多文学意见，比如对于节制和简洁的要求，比如对于不是出于真实的“虚伪杜撰”的憎恨——他认为屠格涅夫笔下的女人全是杜撰的，装模作样、非常虚伪；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是如何讨论人生之中的重大事件的，比如为了极其艰苦的“人间地狱”萨哈林之行，他曾连续数月在家中足不出户地阅读当地材料；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趟旅行如何最终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与文学观，让他发出了“如果我是个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的感叹。

当然，和普通人一样，很多时候，契诃夫都在信中倾诉着他的一时的寂寞、焦虑与脆弱。比如，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受到欢迎并不值得高兴，因为荒唐的东西已经成书，而好东西却还没写出来；或是他也一心梦想着夏天和别墅，认为比起作品好评如潮，他更愿意在干草堆上睡上一觉，再去钓一条鲑鱼；在他病重不得不在雅尔塔养病时，他也充分地讲述了自己无人交往的苦闷，一方面他对俄国小说家符拉奇米尔·伊万诺维奇说，“我的朋友和熟人们根本就不给我写信，”另一方面他又告诉高尔基，“给我随便写上两三句话吧。”

在日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契诃夫书信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契诃夫一生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书信。在这篇文章中，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将沿着书信集中所展现的文学观之辩和流放地萨哈林之行这两条线索，为读者展现一个不一样的真实契诃夫。

文学观之辩：文学不能只寻找“珍珠”，不去描写“粪堆”

契诃夫与高尔基的交往故事已经可以说明契诃夫对于文学的审美，其实早在23岁时，他就已经在写给俄国幽默杂志编辑的信件中，明确地说出了之后闻名于世的、“简洁短小”的文学主张，“我全力主张短小的作品……在莫斯科的一些杂志编辑部里只有我一个人反对累赘和啰嗦。”在之后的年份中，他又以对于不同作家的赏鉴，继续完善自己“简洁”和“节制”的主张。在写给《新时报》出版人、好友苏沃林的一封信中，契诃夫提起自己刚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觉得写得好，缺点是太长，而且无节制。

在这些信件往来中，契诃夫不光坦言直陈文学主张，也会对别人的反对意见进行反击。一位来信者评价称，契诃夫的小说《泥沼》是一个“展示粪堆、并没有从粪堆中挖掘出珍珠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只属于那些“精神贫乏、穷困潦倒的下流作家”，他认为契诃夫不应当只书写生活中的污秽。对于这封来信，契诃夫写了一段环环相扣、言辞激烈的回应，他从六个角度分别阐述反击，堪称长篇大论。在这封信临近结束的地方，连他自己不禁感叹，“嘿！我这封啰嗦冗长的信使您感到厌倦了。要是我知道这批评会这样长，我就不写了……” 

在这段精彩的回应中，他承袭了来信者对于“粪堆”和“珍珠”的比喻，表示文学只满足于寻找“珍珠”是有害的，因为这样的文学作品等同于做糖果点心或者化妆美容，也就是说等同于粉饰与欺瞒。因为人性中就有不够完善之处，人情中就有凶恶的感情，这些不完善之处和凶恶的感情也是十分重要的。作家应当真实地呈现，而不是怀有“洁癖”，担心自己被“粪堆”玷污，或者费心地只是采取珍珠，缩小文艺的功用。更重要的是，对于“粪堆”文学会对读者造成坏影响的担心，契诃夫表示，它们根本是多余的，因为描写污秽的作家也许比修道士还要高尚，而贪恋恶劣内容的读者无论如何都会找到他们想要看到的内容。“这种人甚至读了儿童文学作品也会腐化起来”，契诃夫说，“现实主义作家常常比修士大司祭更有道德……任何文学都不能以其无耻去压倒现实生活，您要用一小杯酒去灌醉那个已经喝下一大桶酒的人是不可能的。”

在另一封致苏沃林的信中，契诃夫还有一段自我辩解，可以看作是这段“粪堆”和“珍珠”的讨论的延续。他说，苏沃林想让他在描绘偷马人时说，偷马是一种罪恶，不然就好像对于道德漠不关心。然而他认为，自己是作家，工作是展示偷马，按照偷马的人的格调来说话、思考，而不是宣判罪恶。“让陪审员去审判他们吧，而我该做的事情只是要展示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将这样的展示称为保持“客观性”，并认为如果读者需要“主观性”，他们在阅读的时候会自己加进去。

将人性之中凶恶的情感与良善的情感视为同样重要的内容，将“粪堆”和“偷马”完整地展现给读者而不愿做道德审判、不愿从“粪堆”中淘取“珍珠”，这样的文学观可能是契诃夫受到评论家道德指责的原因。在另一封信中，契诃夫为自己的道德品质言辞辩护说，他一生中无论在言论和行动上，无论在思想和小说中，都从未想占有他人的妻子、奴隶、耕牛和任何牲畜，“我从未偷窃过，从未口是心非过，从未向强者献媚和谋求过什么。”他自白道，“我消耗了我的一生，我欣喜若狂过，我贪食和暴饮过，我生活放荡过，但这一切都是我个人的事，它们并不妨碍我有权认为，在道德上并不以我的长处或缺点区别于普通平常的人们。”

萨哈林之行：在流放地，行政权力造成的偶然成了人为的生活的法律

1890年，契诃夫出发去位于俄国远东的流放之地——萨哈林岛。这段三个月零两天的经历（契诃夫对于日期记得很精准，并且在信中纠正了苏沃林在报纸上所写的“两个月”的错误）与获得普希金奖一样，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后来对外界的自我介绍中，契诃夫将穿越西伯利亚的这次旅行列入了自己的履历。在从萨哈林回到莫斯科后，他在写给苏沃林的信中说，“如果我是个医生，我就需要有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个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而不是同獴一起住在小德米特洛夫卡街上。”这也让评论家将契诃夫此后的转变——比如要站在人民中间、要与政治和社会结合得更加紧密的愿望——与这次行程联系起来。

在1890年2月和3月的书信中，契诃夫写道，他在家中足不出户地阅读萨哈林的材料，比如关于当地煤价、风向的书籍，他认为这会为行程做好准备。可能是因为长时间闭门读书，除了萨哈林根本不想其他的事情，他十分频繁地在信中提到这个地名，甚至在那封回应道德指责的信中也讲到了萨哈林。他说，如果批评家知道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就会为人们指出一条道路，那么福法诺夫也不会待在疯人院，巴兰采维奇不会忧郁苦闷，他也不会一心想去萨哈林了——至于为什么将萨哈林之行与待在疯人院、忧郁苦闷并列，他并没有说明原因。他只是说，他去萨哈林不是为了体验、观察，而只是为了过上半年不同于至今为止的生活。

在萨哈林，契诃夫对那里所有的居民进行了挨家挨户的调查，他专门印制了一种卡片式的表格，分为十二项内容，包括所处哨所、户籍编号、身份、年龄等等，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调查的结果，而是在登记过程中所看到的一切。在那几个月中，契诃夫看到了除绞刑以外的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他看见有一户人家，狗和公鸡都是拴着的，便问户主为什么要这样，“我们萨哈林一切都拴着锁链，就是这样的地方么，”主人回答道。他见到一个头发蓬乱、满脸雀斑的女户主，从她的脸上已看到了她一生中所受到的囚禁和疾病的折磨，契诃夫说她本身就带有这所房子的味道，那是一种“接近于荒淫放荡的和失去理智的跑腿窝棚的味道”。

比起在萨哈林的经历，书写的过程似乎更加艰难。毕竟身处其中时，他感觉到的只不过是“像吃了变味的哈喇油”，而回到书桌前仔细回想时，才发现“萨哈林是一座地狱”。一开始，契诃夫有条不紊地安排自己书写萨哈林的时间。他对苏沃林说，周一二三书写萨哈林，其他时间写长篇小说，星期天写短篇小说，只是觉得烦闷，“我们家人口众多，我这个从事写作的人，就好比是一只虾，同许多虾一起呆在箩筛中，挤得慌。”3个月之后，他的烦闷愈发升级了，他说自己“感到烦闷、无聊……简直是活厌了”。但没过两天，他又发现了新的进展，并对整本书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说真的，最好是能花三年时间在这本书上。我会写出许多荒唐的东西来，因为我不是专家，但我也确实会写出一些中肯有理的东西来。”契诃夫在信件写下了这样的话，“关于萨哈林的这本书，好就好在它在我死后还要存在一百年，因为它对一切研究监狱和对监狱感兴趣的人来说会是一本文学史料和参考书。”

契诃夫将这本书定位为研究监狱和刑罚的史料以及参考书，很明显，他对于当时俄国缺乏监狱和流放的写作是不满的。在应苏沃林之约为《新时报》撰写的系列旅行随笔《寄自西伯利亚》里，契诃夫写道，“请您瞧瞧我们关于监狱和流放的著述吧，真是叫人寒伧！两三篇小文，两三个作者的名字，空空如也，仿佛俄国根本就没有监狱，没有流放，没有苦役似的。”在“人间地狱”萨哈林的行程，不仅让契诃夫看到了流放地苦役犯的普遍生存境况，还激发了他对于刑罚、权力以及专制的一系列反思，并由此启发了他的著名中篇小说《第六病室》。

在对于萨哈林亚历山大罗夫斯科耶屯的调查中，契诃夫观察道，这里家庭数量偏多，并非是因这里的生活适合家庭聚居，而是由于行政当局安排流放犯的偏好造成的——当局喜欢将带有家眷的流放犯安排在这里，这里的移民又接近长官和监狱，比较容易“得到”女性，所以就偶然造成了这里家庭数量偏多的结果。这一类由行政权力造成的偶然性，契诃夫说，在此时此地，超越了自然和经济的条件，决定着人们生活的性质，成为了人为的生活的法律。

如果说苦役犯们要受到行政权力“偶然性”的抛掷与捉弄，那么这群人中的女性就要遭到权力与男性双重的抛掷与捉弄。契诃夫对于萨哈林妇女的记录，显得尤为触目惊心。萨哈林的女苦役犯是要像资源一样进行分配的——岛上的普遍看法是，这些女性既是人，是理家的主妇，又是比家畜地位还要低的奴隶。移民需要这些女性来操持家务、管理奶牛，官员也向移民承诺会划拨女性给他们，官员甚至对契诃夫说，女人也要分季节到来才好，因为秋冬女人没事干，只是多了张嘴。他写道，“人们担心冬天饲料昂贵，到了秋天就是这样谈论马匹的。人的尊严，女性的心理和羞涩感情完全不在考虑之内。”与移民者回家后，这些女人统统成为了姘居者，为移民者生孩子。契诃夫就见过一位母亲和女儿同时到达此地，同时成为姘居者，母女俩“竞赛似地开始生孩子”。

“流放之所以可怕，正是在于它的终身性，”契诃夫在《寄自西伯利亚》中写到，“终身性会使人丧失改善处境的希望，使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公民业已永远死亡，个人的任何努力都不能使他复生。”他继续写着，“我深信，再过五十年至一百年之后，人们看待我们现行的终身性惩罚，会不理解和感到难堪，犹如我们现在看待劓鼻或剁掉左手手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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