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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陷过劳时代:为何生产力越发展,我们加的班反而越多?

这个元旦假期你也要加班吗?

办公室的加班者(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1930年,凯恩斯曾在《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一文中针对人类未来的闲暇时间发表过相当乐观的论调。他预言,100年后(即2030年),人类的劳动时间每周只需10-15小时,人们会因为闲得无聊而烦恼。然而,事实或许恰好相反。

2002年1月,《牛津英语词典》的新增词语中便有来自日语的“karoshi”(过劳死),如今,“过劳死”的日本色彩逐渐淡去,而成为了一个在全世界蔓延的普遍现象。每一年都会出现关于过劳自杀与过劳猝死的媒体报道,与此同时,过度劳动也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2012年,中国成立了适度劳动研究会。今年9月,武汉科技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智勇及其团队发布了关于职场行为与疲劳状况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近7成的受访者承受着一般或更高的精神压力和身体压力,处于过劳状态。

技术发明的目的在于节省人力、提高效率以改善人的生活质量,但从有据可考的人类工作时间史来看,随着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我们的工作时间实际上是越来越长了。不仅如此,工作在日常生活中借由新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而无孔不入,还未体会到“休闲型社会”好处的我们已然迎来了“过劳时代”。

《过劳时代》一书对看似吊诡的现代过劳现象进行了颇有说服力的阐述分析。作者为关西大学的经济学家、日本过劳死协会会长森冈孝二,在书中,他以大量数据和案例立论,考察了日本社会过劳现象的复杂诱因,并结合英、美、荷兰等国为解决过劳问题采取的不同政策方案,以期探索一条从根源上摆脱过劳的路径。该书于2005年在日本出版,中文版日前由新经典译介出版。

22日,在新经典文化联合单向空间共同举办的“谈过劳时代”沙龙上,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会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杨河清,作家、艺术评论家刘柠,以及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李松蔚,就《过劳时代》一书以及中国过劳现象的深层原因展开了探讨。

《过劳时代》
[日]森冈孝二 著  米彦军 译
新经典文化·新星出版社 2019-01

“高度资本主义”:工作与消费互相循环促进

“高度资本主义”一词出自于小说家池泽夏树的散文《东京式疲劳》,被森冈孝二借用以概括导致过劳现象的当代资本主义特征,具体体现为全球资本主义、信息资本主义、消费资本主义与自由职业者资本主义,这几点分别强调的是激烈的国际商业竞争、通讯手段的进步、以消费为目的的浪费型生活方式的流行,以及非正式雇佣现象的泛滥对过劳时代的催生作用。

在日本工作了十六年的刘柠,对日本严峻的过劳现象深有感触。结合相关的日本历史以及亲身体验,他阐述了自己对“高度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明治维新之后,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为了在国际市场占据一席之地,采取的一个最主要的策略就是提供廉价的产品。这实际上是劳动密集式的生产模式,依靠大量的工人和大量的长时间工作,压低工资,这样价格跟欧美国家比才有竞争力。”刘柠提到了细井和喜藏的小说《女工哀史》,这本书描绘了在一战后经济萧条的日本,纺织厂女工被资本家变本加厉剥削、侮辱、迫害的悲惨境遇。

将劳动力视作商品、压榨其价值的做法,并非只存在于资本积累的起步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末,在日本正式员工雇佣制度逐渐完善的情况下,将金钱与利己主义奉为圭臬的“市场个人主义”却钻了非正式雇佣的制度空子,以帮助企业成功渡过经济泡沫破裂时期。

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中通过数据与案例阐述了日本雇佣关系的变化:没有劳务期限的正规劳动者(正式员工)减少,有劳务期限的非正规劳动者增加。大部分非正式员工的雇佣关系都很不稳定,而且工资明显偏低,工作(包括加班)时间远远长于正式员工,可谓是“廉价劳动力”的活标本。刘柠所描述的现象也与森冈孝二的研究结果相吻合——许多低保障的派遣雇员和临时工成了无偿加班的牺牲品,这些占据日本社会全部劳动力三分之一以上的非正式雇佣的劳动力量,为节省企业成本做出了重要贡献。

日本关西大学经济学家、日本过劳死协会的会长 森冈孝二

然而,这些通过无止境加班、超负荷兼职与频繁跳槽赚来的收入,仍无法满足人们日益膨胀的消费欲望。森冈孝二在“消费资本主义”这一章节中,将朱丽叶·B·斯格尔于《过度劳累的美国人》一书中提出的“工作与消费循环”(work and spend cycle)概念作为中心论点。当以消费为实现自我目的的浪费型生活方式成为大众化现象,攀比消费之风就会成为过度劳动的重要诱因。同时,森冈孝二也指出,消费主义的思想对人们交流方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购买的商品已经成为了集中显示自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手段。

“信息时代的白领蓝领化”:所有时间都是职场时间

“加班天经地义,假日也要工作。”当“过劳”成为一种身不由己的普遍现象,“过劳死”也不再是最初媒体报道中呈现的猎奇面目,这是否意味着,“过劳”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生活方式?

刘柠认为:“资本主义管理是通过时间来进行的。”而最为典型的管理手段就是上下班的打卡制度,“我觉得上班打卡这件事,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管理的具有代表性的、非常残酷的、反人性的制度。”

李松蔚也赞同“时间”对人的规训作用,不过打卡这件事反而“解放”了他。他提到自己在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并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人看似处在一个很自由的状态中,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担心在自己休息的时候其他人都在看文献、写文章,所以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不敢有丝毫懈怠。而在进入心理咨询中心工作之后,早八晚五的打卡制度让他“觉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因为这一制度明确了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二者的界线,“(打卡下班之后)接下来的时间是我自己的,这是很奢侈的感受。”

活动现场,刘柠(左二)、杨河清(左三)与李松蔚(左四)

但通讯技术、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发展,几乎让这种奢侈的感受不复存在,各种信息渠道随时随地、通达无阻,再次模糊了私人时间与工作时间的范畴。正如《过劳时代》对吉尔·弗雷泽《令人窒息的办公室,被迫工作的美国人》一文的引用:“吉玛是一名负责市场营销的女性管理人员。她每天下午5点离开办公室,却并非为了享受5点后的下班时光。因为家里有小孩,所以只能5点下班。但是,即使离开了办公室,工作也还没结束。乘车的时候,她要往自己的办公室打电话,还要用手机一个一个回电话。回到家,吃完晚饭,在孩子写作业或者看电视的时候,要查看语音邮件,再回很多个电话,还要经常处理与工作有关的传真。在投资银行工作的丈夫也常常坐在家里的电脑前,在睡觉前工作好几个小时。”刘柠将这种现象形容为“信息时代的白领蓝领化”:“技术的发展、信息革命,实际上并没有把你从社会劳动、从职场中解放出来。一台手机把你跟职场捆绑在一起,你的所有时间其实都是职场的时间,你打卡离开了职场,其实你依然在职场。”

与网络通信技术紧密缠绕的过劳现象已成为广泛的社会现实,但在中国,仍没有针对“过劳”的明确定义和“过劳死”的医学与法律衡量标准。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会会长杨河清教授指出,与日本和许多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过劳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通勤时间是否算作劳动时间?过劳死有多种形式,比如过劳猝死与过劳自杀,但怎么判定“过劳”作为一个独立的自变量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呢?在医学、心理学、法学等诸多学科研究缺位的情况下,对中国过劳现象的全面描画与相关立法都还有很长一条路要走。

“自发性过劳”:文化氛围与社会观念是自主加班的推手

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一书中提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他执教的大学研讨课上,一名男生提出了“如果一个人从工作中找到了人生意义,自发性地工作,就算累死不也算得偿所愿吗?”的问题,这引发了他对“自发性过劳”的思考。

杨河清将“过劳”视作一种由综合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从国家层面看,为了迎接国际挑战、抓住发展机遇,国家希望调动各方面的努力和积极性,轻度过劳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政策选择;从个人层面来看,过劳人群也分为“主动过劳”与“被动过劳”——后者主要是生产流水线上的蓝领工人,而前者多为白领,他们主动过劳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晋升机会。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杨河清也提到了过劳选择中的个人因素:“很多人希望抓住机会实现阶层晋升,就会用娱乐休息时间来工作和提升自己。”尽管轻度过劳在宏观政策与个体选择层面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纯然出于个人选择的中度、重度过劳并不多见,毕竟大部分人并不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健康冒险。此外,文化、社会价值以及企业对加班的默许等都会成为诱发过劳的重要因素。

文化、社会价值以及企业对加班的默许等都会成为诱发过劳的重要因素(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李松蔚认为,无论是“劳动”还是“加班”,都不是单纯的物理性活动,值得关注的是其发生的社会情境与附加的社会价值。他说:“在我这里,最常见的不是因为劳动本身造成的损害,而是劳动所附带的压力。我们单纯用时间来界定‘过劳’,但这不一定是可以一刀切的东西。”他结合自己的心理咨询职业与作家的副业讲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写作对我而言是爱好。但是现在,当它变成有经济回报的事情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我宁可去干别的也不想写东西,因为对我来讲,写作这个事情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任务。我的一个好朋友现在是影评家,他之前最大的爱好是看电影,而现在最厌恶的就是看电影。”

加班也是同理,其性质与内涵也会随着不同的情境与文化而发生变化。“有一个(咨询者)跟我讲,他每天晚上下班的时候会特别有压力,因为他需要从其他人身边走过,走出门,离开办公的地方,可是其他人还在加班,他的领导也还在加班,他就不好意思(下班)。而在他当上领导之后,他以为可以自己不受其他人影响,在一个正常的时间下班,但是他走的话要打开办公室的门走出来,看到他的下属还坐在电脑前面,如果他从他们面前走出去,就会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领导,所以他就默默地出来抽一口烟,又回到办公室继续加班。”李松蔚说,这种无形的压力导致“加班”成为了没有实质必要但不得不做的面子工程。

森冈孝二在讨论“自发性过劳”时列举了一系列形容工作的词汇,比如“热心工作”、“埋头工作”、“有干劲”、“做得到”、“名誉”以及“自豪”等等,这些词语所表达的内心活动——充实感、希望得到别人的承认、达成动机等——都是造成自发性过劳的深层原因。在专访中,杨河清也提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敬业”、“爱企如家”、“集体主义”的推崇对过劳的促发作用。无论是强制的奖惩体系与制度规定,还是软性的文化氛围与社会价值观念,都有可能成为“自主性加班”的推手。

面对如此复杂的过劳现象与国内艰难起步的过劳研究,杨河清说:“有意识地改变现状很难,中国过劳问题的解决,需要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成熟而逐步改善。这一过程是主流文化意识的改变、法律的完善、媒体的引导、学者的研究等各方面综合推进的结果。我们期望以十年为目标,推动中国的相关立法工作。”刘柠建议人们不要对技术抱有幻想:“实际上,每一次技术革命带来的结果都是职场的延长,是劳动者自身工作空间的蔓延,从职场蔓延到公车,再蔓延到家里。”他说,“关于人类基本权利保障的斗争是很漫长的,从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为了确保八小时劳动而进行罢工游行并跟资方谈判开始——这成为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李松蔚则从心理学层面提出了他对于过劳者的建议——拒绝,并与自我和解:“过劳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我只能说你能做什么,尽管个体不是负主要责任的因素,但是在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只能每个人找自己的一个解决方式。所以一个很小的建议是拒绝。有时候,我们需要拒绝……你可能会成为别人眼中不合时宜的人,但重要的是跟自我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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