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雪涛

2006年圣诞节前，我在杜塞尔多夫任职，一天接到傅复生（Renanta Fu-sheng Franke）的电话，说她第二天会路过我这里，希望能见个面。次日中午我到车站接到了从圣·奥古斯汀（Sankt Augustin）回柏林途中的她。记得她下车的时候手里拎着一只沉甸甸的箱式皮包，很费力的样子。她告诉我那里面装的是其祖父福兰阁（Otto Franke，奥托·弗兰克，1863-1946）的东亚日记和照片，她这一次去圣·奥古斯汀的《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编辑部就是整理这些原始资料，准备出版的。我们在Graf-Adolf大街的一家越南餐厅吃了顿简单的午饭，聊了很多有关她祖父和她父亲在北京的往事。

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这本有527页之厚的用铜版纸印制的旅行日记正式出版了，书名取自1888年作者在白河上写的一首诗中的一句：《“异国呀，请预告我吧”——东亚旅行日记和照片（1888-1901）》（Otto Franke, "Sagt an, ihr fremden Lande" - Ostasienreisen. Tagebücher und Fotografien (1888-1901). Hrsg. von Renata Fu-sheng Franke und Wolfgang Franke. Sankt Augustin – Nettetal 2009）。

这部福兰阁的东亚旅行日记、照片和旅行报告合集系作者的儿子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2-2007）及孙女傅复生共同整理、编辑而成的，期间在2007年9月6日，傅吾康也已经与世长辞了。

一

在福兰阁的遗稿中一共发现了11本有关东亚的旅行日记，分别被装订成了4个硬皮封面的大本子和1个小本子，日记均写在本子的双面。福兰阁习惯用铅笔写日记，所用的是当时在知识分子中已经比较流行的手写体——苏特林字体（Sütterlinschrift），本书的两位编者只是完全按照原文撰写成拉丁字体而已，并在文本中加入了相应的汉字。日记中有时会在宽边上绘有地理图样，编者也按照原样作了影印。同样也还有他第一次来中国旅行以及去热河旅行时的费用一览表，以及在满族居住区——蒙古——西伯利亚旅行中的温度和气压一览表。因此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日记原本相符的。

有关东亚的照片作者留下约6000张，这分别被收藏在5本大影册、3本小影册之中，当然也有一些单张的照片。其中三分之一是大尺寸的照片（28x22或24x18.5厘米），很可能是当时的专业照片，有些没有署名，有署名的为：T. Child，A. Reising或H. Salzwedel。只有Thomas Child的照片上注明了日期，它们出自1870年代的后5年间。其他的如涉及到注明日期和地点的旅行照片，大都是福兰阁自己或他的同行伙伴拍摄的。实际上正是福兰阁在东亚进行旅行前不久的1880年代后期，作为旅行时便于携带的照相机才刚刚出现。无论如何，在日记中他也提到过多次拍照的事情。因此其中的很多风景和建筑物的照片，很可能是这些景物的最早照片。其中很多图片的内容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这本书为我们今天留下了珍贵的图像资料。

由摄影工作室拍摄和制作的照片被装在了两本影集中，其主题包括天津、上海、北京和厦门，以及这些城市的周边地区。福兰阁在这些城市任职做翻译期间，显然购买了这些照片。除了这些城市的照片之外，还有未署名的一些专业照片，如北京郊区的卢沟桥，距北京很近的西山、长城、明十三陵，上海附近的吴淞、浦东，舟山半岛的普陀山以及南京明孝陵的神路。这些全都是福兰阁在他的自传中提到的郊游地点。一本影集中有汉城的前一部分专业照片，这是福兰阁在他的朝鲜旅行中去过的地方。此外还有出自摄影室的加拿大的照片，主要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这肯定是出自1897年夏季福兰阁的新婚之旅。

福兰阁自己拍摄的照片在每一次的旅行中其数量都极不一样。从浙江-江西（1892年春天）就有百余张；在天台山寻访（1893年秋天）以及去南京（1891年或1892年秋天）各有20多张；在朝鲜金刚山游历（1899年秋天）有50多张文献照片。在去普陀山（1891年春天）以及去苏州及周围（1893年春天）的途中，却仅有很少的照片。作者乘汽轮到北京的旅行（1888年夏/秋之交）并没有自己拍的照片，去热河（1890年春天）以及去日本（1894年夏初）也都没有留下照片。穿越满族居住区、蒙古以及西伯利亚的漫长回国探亲之旅（1896年夏/秋）仅在已发表的旅行报告中及在其有关热和民俗学研究的论文中找到几幅照片而已。在日记中，福兰阁补充说明，由于当时的紫禁城对一个外国人来讲有一种敌对的气氛，他不敢去拍摄。他在台湾之旅（1901年春天）中，除了拍摄为数很少的风景照片之外，还有7张表现“原住民”的照片显然是买来的、贴在硬纸上的明信片尺寸大小的照片。其中6张的背面印有摄影室的名字以及两个地址。其他的几幅照片显然是在郊游的时候拍摄的。福兰阁曾经在宁波附近的奉化县的大雷山做过两天的旅行（1893年4月）以及在福建的南太武山（1901年3月）的旅行，但没有留下相应的文字材料。

除此之外也还有一大批的蜡光纸上的单幅照片，是从北京到山东，然后穿越河南和陕西到山西五台山的旅行。这是福兰阁在1908年秋天奠基了青岛的德华大学之后，在德国教育使团结束后所做的旅行，在日记中并没有记载。此次出版的福兰阁旅行日记共选入了188幅旅行照片，只收录了为数极少的专业城市照片，因为这些照片跟福兰阁在东亚的度假旅行关系不大。大部分的照片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归到旅行日记之中，因为它们既有地名，也有日期说明。不过偶尔也存在照片上的日期与日记上所记载的事件不一致的情况，因此，这些照片很可能是在以后的日子中整理出来的。尽管照片的质量悬殊很大，但整体来说，整个的保存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毕竟距今已经一百多年了。

这部书除了前言和书后的人名索引、插图一览表之外，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导论（9-32页）；二、日记和照片（33-394页）；三、附录：旅行报告（395-510页，包括：热河、普陀山、赣北、在德累斯顿地理学会上的讲演、从蒙古到满族居住区、论蒙古东部和满族居住区西部的经济地位和意义、朝鲜金刚山）。此外，书后还附有人名索引（511-515页）以及插图一览表（517-527页）。

二

根据福兰阁在自传中的记载，从1888年至1901年间，他在德国驻中国公使馆担任翻译的十几年中，曾做过8次度假旅行，其中5次在中国大陆境内，3次去了日本、朝鲜和中国台湾。此外，他在回忆录中还比较详细地提到了他的3次出差旅行。另外，他还报道了他在欧洲和中国间的3次海上旅行和一次陆地旅行。其次他提到几次郊游和夏季在北京西山附近的避暑，当时德国公使馆在大觉寺有一处消夏别墅。

福兰阁在东亚所进行的旅行跟他曾在中国多个地方任职有关，其中的8次他都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下来，4次他写成了旅行报告的形式，并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在上面提到的3次出差旅行中，有一次是坐船从长江到达南京的。关于这次他在1891年春天随德国战舰的旅行，他在日记中仅用了一些提示性的词语。而有关其他至上任目的地的旅行，除了日记之外，他在回忆录中也用比较长的篇幅进行了记录，例如：1890年他去上海，以及1901年春他从厦门去福州和顺岷江逆流而上的旅行。

至于在欧洲和中国间的旅行，所涉及到的是陆路上长达几个月的行程，是从1896年开始的，经过满族居住区东部、蒙古和西伯利亚、到达柏林的探亲之旅。此次旅行对福兰阁来讲是最长的一次了，其中的见闻他都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他曾就其中部分内容发表过一篇文章，并做过一次公开的演讲，从而保留下来相当多的文献。他三次的航海旅行，仅有1888年夏季第一次来中国任翻译时，以日记的方式被保留了下来，其他的仅能在他的自传中找到零星的记录。福兰阁第二次航海之旅是他返回德国的度假之旅，这同时也是他的新婚之旅，他在1897年3月娶了尼布尔（Luise Nibuhr, 1877-1962）为妻。这对新人在其后的5月和6月经过北美和加拿大到了日本，从那里到达北京，其后又到了他的任职所在地——上海。这次旅行他仅仅记录了作为文献的加拿大的几幅照片。福兰阁彻底离开他十余年的任职所在地——中国的时间，应当是1901年7月，作为一位看不到前途的外交官，他从香港出发，乘坐德国邮轮回了国。没想到一位失败的外交官反而成就了德国的汉学之父。

七年以后，福兰阁重又回到中国，开始了为时几个月的有关在青岛建立德华大学的签约谈判。这次旅行来的时候是乘坐当时已经开通了的穿越西伯利亚到达北京的铁路，而回德国所选择的是从上海乘坐劳埃德（Lloyd）邮轮。这次旅行从4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圣诞节前。在教育使团的工作结束后，福兰阁做了为期6个星期的度假旅行，他去了山东、河北和山西，留下了很多五台山的照片，可惜没有日记留下来。这之后，福兰阁就再也没有到过中国了。

三

1888年9月19日福兰阁到达天津和北京之间的白河上，他写了一首长诗：

此刻在遥远的西方，

阳消失于坟墓之中，

而夜色在枝叶之间

悄无声息地降临。

 

温柔的金色炎热下，

最后一丝光芒渐渐熄灭，

当我的小舟悄声地

穿越混浊潮水的时候。

 

那些梳着黑辫的同伴

在前方的船首梦想。

波涛处一排飞鹤 

响亮地掠向高处。

 

我坐在宁静的梦境中，

望向那排飞鹤，

即刻它们就已逃逸到

近岸的树丛上方。

 

可是真地，此刻

乘风向西飞去的你们，

你们为人儿携来

一个漫漫人生？

 

而当生命的期限

在晚年酬答的时候，

谁让我知晓，

是否人生值得活过？

 

是否未来在尸架上

酬劳向辛勤致意，

是否岁月的风暴中

最后的盼望迅速沉没？

 

我已解开了紧紧的桎梏，

放弃了，我所珍爱的，

异国呀，请预告我吧，

对此你们以何回报？

 

我低下了我的头，

皓月早就已经升起，

故乡的景色

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这位不到25岁的德国青年，将浪漫、向往、不安和未卜全都合成了一种激情，生命似乎可以为之孤注一掷。这首情趣盎然的诗是我在波鸿的朋友诗羽译成中文的。在诗中福兰阁感慨自己脱离了与家乡的亲密联系，询问着自己的前途会是怎样。福兰阁既对这片陌生的土地充满了希望，同时又怀着疑惑的期待。

在这首共有九段组成的诗中，福兰阁使用了两个比喻，这既在德文诗中，同样也在中文诗中常被用到。最明显的是对一排“飞鹤”的描写，包含着比喻的双重含义。在中文语境下，鹤象征着幸福、长寿，而在德文中正如席勒（Friederich Schiller, 1759-1805）的诗“伊比库斯之鹤”（Die Kraniche des Ibykus）中所描述的那样，鹤预示着不祥的事件。在福兰阁的诗中，这两种意象都得到了表达。其实在汉语中有关鹤的典故也很少有正面的，如爱鹤失众、别鹤孤鸾、焚琴鬻鹤、风声鹤唳等等。对日月星辰的诗意观察，在两种文化中都产生了类似的忧郁的情调：在西方的感觉世界中，面对日薄西山的悲伤，让人感到一切倏忽即逝，而在中国人的心性中，对月亮的观察，所表达的是对故乡的渴望。这两种象征的意义也都交织在他的诗歌之中。这首诗已经可以证明他对中国文化的熟悉程度。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船家跟这位德国的旅行者一样，沉醉于梦想之中，这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共鸣。

四

福兰阁的旅行通常是在春、秋两季——这是这里最好的旅行季节——出行的。作为公使馆的翻译，他能利用这样的旅行在公务之余调剂一下自己的身心，同时也能集中研究当时对他来讲依然陌生的东亚世界。他也定期骑马在附近出游，这样的旅行特别能够满足他对自然的喜好，这些是他孩提时期受父母熏陶而培养出来的兴趣，因为作为市长的父亲习惯于与小城中的绅士们在郊外“聚会”，家庭成员也被邀请参加。福兰阁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偶尔学校也组织郊游，以及定期举办“聚会”，这些也可能是我为什么最喜欢在大自然中漫游的原因吧！我对树林和群山有着深深的爱，并且这种爱还在不断增长。漫游的乐趣以及对树林的迷恋从来就不曾离我远去，并一直陪伴我至高龄。

为了到相邻的奎德林堡（Quedlingburg）文理中学去读书，福兰阁从11岁起就跟哥哥一起住在一个裁缝家中，早晚两餐也吃在这家。兄弟俩习惯于上完一周的课后走7.5公里的路徒步赶回家，并在周日晚上再回到学校，即便是最糟的天气也不例外。徒步行走虽然劳累，却也给他带来了乐趣，自然、山水的广阔空间也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对自由的感受。他的出生地格昂路德（Gernrode）延伸至连绵起伏的东哈尔茨山脉的边缘地带，城市的背景即为耸立的群山。在山脚，视野所及的地域是平原上的奎德林堡市。这样的景色的确常常让人产生到远处漫游的愿望，以追寻辽阔无垠的空间。后来在茨尔波斯特（Zerbst）的中学中度过的六年的岁月，福兰阁漫游的兴趣达到了高潮，他常常跟几个朋友一起在大自然中漫游。他们自己制定两周以内的旅行计划，“我们尽情地享受着那种无拘无束的醉人的感受，这一感受让我们不断地变换停留的地点。”他之所以选择了弗莱堡（Freiburg im Breisgau）开始他的大学生涯，是因为“首先它在群山和美丽的树林中，比在学校课程目录中显然可以做的事情更多。”弗莱堡附近有著名的黑森林，市内到处是涓涓的溪流，福兰阁在这里可以实实在在地体会到陆放翁“眼明可数远山叠，足健直穷流水源”的野趣。

他在青少年时代养成的对旅行的兴趣，在他到了中国之后就真正有了用武之地。那些养尊处优的驻上海的外交官们，在酷热的盛夏时节，会去日本或海上的芝罘避暑，而福兰阁每次却到中国内地去：

像我所做的这些旅行，在当时还是很麻烦的，有时不得不放弃。不过作为补偿的是，在城市和乡间，人们生活在美丽的风景中，在一种永远达不到且无拘无束的醉人感受之中。我为这些崭新的以及闻所未闻的事物所吸引。

他对大自然以及对中国人文史地的热爱，使他与当时欧美各国的职业外交官们卓然不同。在中国以及东亚的旅行也成就了他后来的汉学事业。

五

关于积累真实观察经验的重要性，福兰阁在后来与儿子傅吾康的通信中指出：

你写道，你在半年之内不想从事汉学学术工作。我想你应当将这一期限大大延长，不过这并不会损害什么。你在中国度过的日子应当是搜集和接受的一段时光，并不是急于自己产出的时间，首先要尽可能地去搜集材料，也就是说搜集在欧洲很难得到或根本无法得到的材料。——我希望除了文献外，你也还要注意观察民情——。至于材料的加工，你完全可以放在以后的岁月中来做。

福兰阁并不把他在19/20世纪转折点之前所发表的旅行报告看作是学术论文，他在给儿子的信中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当我1888年到中国的时候，也像你一样的年岁，而我第一批的汉学学术论文的尝试发表于1903年！我情愿以后发表上乘之作，也不愿意尽早发表中等水平的东西。你这么快就进入了中德学会，对此你应当感到高兴才是；一位学者如果从事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尽一些义务的话，对他后来的学术工作并没有什么害处，这些义务尽管常常让他感到厌烦，但却有很多特别的用场。睁大眼睛，搜集材料，只是不要失去对学术的意识。

福兰阁所言与晁说之（1059-1129）所谓“学不躐等也尚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观，九年乃成”并无二致，操之过急是做学问之大忌。因此，福兰阁以他自己多年来从事公使馆翻译的实际工作经验向儿子做了以上的建议，因为傅吾康在信中抱怨说自己只能在业余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即便是在两年后，福兰阁也还在安慰在北平的小儿子，并重新指出自己很晚才开始进入学术生涯的事实：

即使你现在不能从事学术研究，也无需忧虑，这依然是你搜集材料的时间。以后你一定会发现，你在这些被迫工作的年间，并没有浪费什么时光。我自己直到四十岁才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

福兰阁的学术生涯是建立实践的基础之上的。朱熹说过：“大抵学问只有二途，致知力行而已”（《朱熹文集·答吕子约》），而“致知”与“力行”又是相辅相成的。他在中国乃至东亚的经历，直接促成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次思考，成就了德国早期的学术汉学。刘向在论及做官时讲到：“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说苑·政理》）这里讲的虽然是如何做官，但学问之道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者授权刊发，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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