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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已经如此艰难,我们何不尽情狂欢?| 2018年亚文化盘点

它们的流行或许体现了一种全民的焦虑与虚无,又或是展示了在快节奏的、碎片化的当下,人们逃离现实、寻找精神寄托的种种方式。

记者 | 傅适野 张之琪

编辑 | 朱洁树

今天我们为大家奉上一个轻松又愉快的盘点,涵盖2018年在公共舆论领域引发热烈讨论的种种亚文化现象。我们发现,这些曾经被视作局部的、或者非主流的文化现象,正在逐步突破它们原有的圈层和边界,层层扩散和蔓延到公共空间,引发一波波新的讨论。它们的流行或许体现了一种全民的焦虑与虚无,又或是展示了在快节奏、碎片化的当下,人们逃离现实、寻找精神寄托的种种方式——生活已经如此艰难,我们何不尽情狂欢?

首先,粉丝是不得不说的话题。今年可谓是粉丝文化全面开花、频繁且高调地以各种不同面貌闯入公共空间的一年。从本年度引发全民狂欢的偶像养成节目,到漫威十周年的粉圈争论,再到年底的吴亦凡粉丝刷榜事件,粉丝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迅猛态势溢出自身边界,引发了关于阶层、性别,甚至是关于政治的种种讨论。

游戏也已经逐渐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从最早的微信小游戏跳一跳,到《恋与制作人》《旅行青蛙》,这些层出不穷的引发全民热潮的手机游戏背后,反映出现代生活的何种特质?而当电子竞技正式被列为亚运会的表演示范项目,当中国的IG战队取得2018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冠军——当游戏从日常娱乐变为体育赛事,甚至开始与国家荣光产生联系时,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游戏以及游戏成瘾问题?

作为曾经的小众亚文化,耽美在今年也因为诸多相关影视产品的走红以及耽美网文作者天一案件引发诸多关注。这种由女性写作者创作的、以女性欲望为主导的关于男性之间的爱情故事为何大受欢迎?它们是顺从还是挑战了主流异性恋的价值规范?它们为女性提供了想象中的避难所,还是复制了现实中的种种与性别相关的压迫与限制?

过去一年也是快手等短视频软件试图转型的一年。从最开始的底层残酷物语,到如今对新新农村和乡村能人的呈现,以“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一改最初对农村低俗、猎奇、审丑的刻画,转而诞生了备受城市中产追捧的“土味文化”。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底层和中产又是如何通过一个个短小精悍的视频建立一种全新联结的?

互联网空间在过去一年里掀起的一轮又一轮语言和符号的狂欢也备受瞩目。从王菊到六小龄童,从杨超越到信小呆——菊言六语易逝,互联网锦鲤长存。在一次次看似虚无与无用的转发和调侃背后,是否隐藏着我们这个社会内生性、结构性的焦虑?

盘点的最后一部分献给今年陪伴大家度过欢乐时光的宫斗打怪升职剧《延禧攻略》。如何在“爽文化”的背景下理解《延禧攻略》,它是一剂帮助我们逃避现实生活的麻醉剂吗?如果将其放在“清宫宇宙”的系统中又该如何理解?当成王败寇的强大权力逻辑已经深入骨髓,是否存在反抗的可能?

1、粉丝文化:强势“出圈”

关键词:偶像练习生、创造101、漫威十周年庆典、吴亦凡粉丝刷榜、饭圈女孩入侵相声界

过去一年,“粉丝文化”开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正式“出圈”,粉丝圈内部的震动、公案不断溢出其边界,成为主流舆论场内被广泛热议的话题。4月,爱奇艺的现象级网综《偶像练习生》落下帷幕,前20名的练习生一共获得了超过一亿人次的网络投票,其中第一名蔡徐坤得到了4764万票,是中国电视选秀十几年历史中一个创纪录的数字。自1月开播以来,《偶像练习生》的微博热搜阅读量达到了135亿,决赛当晚,与《偶像练习生》相关的话题更是占据了微博热搜榜前15席中的11席,即便你没看过这个综艺,但你绝不可能没听说过它。

就在《偶像练习生》决赛播出前不久,谈话类节目《圆桌派》请来了“初代偶像”韩庚,与几位常驻嘉宾一起讨论偶像工业与“小鲜肉”现象,三个完全不理解粉丝文化的中年男子和一个急于撕掉偶像标签的男明星的言论,惹毛了整个“饭圈”,甚至导致韩庚粉丝的大范围脱粉。而在许多从没混过饭圈的“圈外人”看来,韩庚所说的“不想被粉丝绑架人生”“不想30多岁还在台上蹦蹦跳跳”似乎也符合一个年龄渐长的男艺人的心态和对事业的理性考量。正是这种认知上的错位,制造了饭圈内外的敌意,但也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必要契机。

《偶像练习生》九强选手

4月,在上海迪士尼小镇举办的漫威电影十周年庆典,再次引发了一场“饭圈”的血雨腥风。这次庆典活动恰逢《复仇者联盟3》全球首映,出席的明星阵容可谓史上最强,包括“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洛基”汤姆·希德勒斯顿(抖森),“绿巨人”马克·鲁法洛和“小蜘蛛”汤姆·赫兰德(荷兰弟),对于常年跨洋追星的漫威粉来说,这本来是一次难得的与偶像亲密接触的机会,但由于主办方迪士尼中国在活动策划和执行层面的严重“失误”——失控的“夜排”和中国本土歌手的拼盘演唱会,以及大合影时并非主角的陈奕迅站上“C位”——让到场的漫威粉丝极为不满,甚至还引发了漫威粉和歌手粉、“欧美圈”和国内饭圈之间的大型互掐。

到了夏天,少女偶像选秀节目《创造101》横空出世,几乎成为继2005年《超级女声》之后又一场关于选秀的全民狂欢,并成功制造了王菊、杨超越两任“话题王”。如果说王菊的爆红只是划分出了为其疯狂的“菊内人”和不明就里的“局外人”的话(关于“王菊现象”的文化意涵,我们将在本文“菊言六语大锦鲤”部分中专门讨论),杨超越所引发的争议则大得多,她出身底层,唱跳实力不行却凭借讨喜的长相和蠢萌的性格获得了超高人气,节目进行到后半程,杨超越在排位上成功逆袭,同时也招致更多质疑甚至是网络暴力。

关于杨超越的争议已经超出了饭圈讨论的日常,性别和阶级两个最大的议题都能在她身上找到完美的着力点,社会普遍的焦虑、戾气和价值撕裂都通过她释放出来。这一切共同造就了一个能量巨大的舆论场,各种各样的言论、情绪都被吸纳进来,其中包括压力和诱惑夹击下职场女性的极度焦虑,包括对底层的恶意和污名,也包括自由市场主义对公平的狭隘定义下慕强凌弱的集体意识。

“界面文化”曾就杨超越引发的争议采访了粉丝文化研究者王斐,王斐指出,作为一个少女偶像来说,讨人喜欢就已经足够了,从这点上来看,杨超越已经合格了,但是作为一个唱跳组合的成员,杨超越的确不合格,但这是经纪公司和偶像工业需要操心的问题,不需要观众操心。在王斐看来,杨超越之所以受到许多人——尤其是女性观众——的攻击,恰恰是因为她没有被偶像工业规训过。由于中国少女偶像团体的消费群构成相对复杂,男女都有,各个年龄层的人也都有,因此,《创造101》的人气选手在风格上百花齐放,偶像工业也无法清晰地把握受众的偏好,不知道该把女团往哪个方向包装。杨超越就是在这个缝隙中开出的一朵奇葩。

《创造101》十一强选手

11月,吴亦凡粉丝海外刷榜事件,让人们再次见识到了粉丝强大的行动力量。11月2日,吴亦凡发布了其最新专辑《Antares》,并在第一个周末一口气占据了iTunes北美歌曲下载榜前十席中的七席,力压同期发布最新单曲的美国当红小天后“A妹”Ariana Grande。吴亦凡在国内属于所谓的“顶级流量”(其微博粉丝为4500万),然而他在北美的知名度远逊于国内(推特粉丝只有15.8万),此次在iTunes的“屠榜”操作令许多国外乐迷一头雾水,他们纷纷去谷歌检索吴亦凡的资料,甚至创造了“Kris Who”这个热词,还有很多人质疑吴亦凡动用水军机器人程序刷榜,“Chinese bot”一度也成为谷歌上的热门搜索关键词。在各方质疑愈演愈烈的情况下,iTunes官方采取了行动,将吴亦凡新专辑中的歌曲从iTunes榜单撤下。

吴亦凡粉丝刷榜事件,应该是欧美音乐工业与日韩偶像体系的一次正面交锋,吴亦凡的粉丝彼此分享了使用VPN更改所在地IP地址、设置美国Apple账号、下载单曲和整张专辑、清除缓存反复购买、24小时单曲循环等一整套“攻略”,大举“攻陷”了iTunes榜单。面对圈外人的“群嘲”,吴亦凡的粉丝显然不能理解,在他们看来,粉丝为了偶像打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甚至不惜将此事上升到民族主义高度,认为吴亦凡被“踢出”榜单是针对中国艺人的“种族歧视”。

吴亦凡在微博上秀出新专辑上榜成绩

年底,饭圈女孩入侵相声界的新闻再次引发热议,郭德纲的二弟子张云雷,俨然成了相声圈的“爱豆”。媒体人孟静指出,在张云雷之前,郭德纲、岳云鹏的粉丝虽然多,但这些粉丝都是“相声粉”,是为了听他们说相声而来的,相比之下,他们拍的喜剧电影,就没有那么多观众买账。但到了张云雷这里,规则全变了,他的粉丝用消费升级的饭圈方式把他捧成了流量。从此德云社的相声演出现场会出现一群挥舞着绿色荧光棒的女孩,德云社甚至被调侃为“DYS48”,由于饭圈女孩的涌入,张云雷和杨九郎的演出甚至变得一票难求。

孟静还提到,德云社的其他成员在演出时也会收到粉丝的礼物,但通常是毛绒玩具、鲜花、化妆品之类的小额礼物,但张云雷受到的可是韩国偶像应援的待遇,他每次上台前都要先收礼物,而且收的都是奢侈品。粉丝为了他甚至不惜和《偶像练习生》亚军陈立农的粉丝“正面刚”,只是为了一个不明所以的榜单——这一切在过去的相声行当里,都是闻所未闻的事情,粉丝的一些行为甚至还违反了相声界的传统行规,包括“拉踩师兄弟、编排师父、撕搭档”等等。

针对一系列成为公共话题的“饭圈大事件”,“界面文化”于4月底举办了一次“粉丝圆桌”,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郑熙青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林品以及粉丝文化研究者林西(化名)进行了一场对粉丝文化的探讨,其中的部分内容可以用来解释上述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和逻辑。

首先,关于“偶像”到底是什么,林西指出,偶像和演员/歌手的分界点在于,偶像让渡了自己自由进入一段亲密关系的权利,粉丝认为你不可以谈恋爱,你就不可以。林西将“偶像”定义为一个“提供有关亲密关系想象素材的数据库”,粉丝可以根据这个数据库里的数据,自己选择、订制偶像的形象。在国外的研究中,粉丝对于偶像的“意淫”被称作一种“准社会关系”,即一个俗人和一个媒体名人之间的想象性的亲密关系,在偶像制普及之前,人们往往认为这种关系是病态的,偶像工业存在的基础就是将这种病理性的症状“去病理化”,它告诉粉丝:你的需求是合理的,我可以来满足你。这样一来,偶像就变成了一个职业化的大众情人,回应粉丝的爱慕和表白成了他的职责,而如果不回应,或者回应得不得体,就是“偶像失格”,这也是去年鹿晗公布恋情,以及今年韩庚在“圆桌派”上发言之后,粉丝大规模“脱粉”的原因。

其次,饭圈的很多组织、动员方式——包括内部贡献率的竞争、树立共同的敌人等等——都不是饭圈所独有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人群的地方都会有,因此,林西认为,圈外人不能理解的不是这些做法本身(简单地说就是“党同伐异),而是粉丝这么做的背后动机,这个动机必须要进入圈内才能理解。林品指出,圈外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粉丝会崇拜一个影视或文化产业创造出来的爱豆,但如果把这个爱豆替换成一个政治领袖,甚至一个人格化的国家实体或政治理念,很多人就不难理解了。但这也同时意味着,这一套已经在实践过程中打磨得非常成熟的行为模式和组织方式很容易被收编,从而转化为对某种政治理念、政治实体的维护。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粉丝和“小粉红”的一个接合点。

2、游戏:在送电击与拿金牌之间

关键词:《恋与制作人》《旅行青蛙》《中国式家长》、电子竞技进亚运、IG战队获世界冠军、网络游戏版号审批收紧、“游戏成瘾”

《恋与制作人》是2018年开年第一个“爆款”游戏。作为一款针对女性玩家的“恋爱模拟游戏”,《恋与制作人》画风唯美、操作简单。阿莫为“界面文化”撰写的评论中提到,《恋与制作人》的剧情其实相对薄弱,玩家扮演的女主角继承了父亲快要倒闭的电影公司,需要作为节目制作人拯救公司,但拯救的过程并不重要,女主的“工作线”也被弱化了,重点在于,女主借此机会认识了四位魅力非凡但风格迥异的潜在恋爱对象——分别是超级巨星周棋洛、霸道总裁李泽言、天才科学家许墨、帅气特警白起——玩家需要从中选出自己中意的对象,并最终向他告白成功。

由于到了游戏后期,玩家只能通过抽到或买到稀有卡才能通关,《恋与制作人》遭遇了“氪金”争议,不少网友吐槽,这一表面纯爱向的游戏,本质上却揭示了跟男神谈恋爱需要钱的残酷现实,不少玩家更是调侃这就是一个“养老公”的游戏。

游戏《恋与制作人》

虚拟世界的爱情比现实中的爱情更加诱人吗?在阿莫看来,游戏中快餐化的爱情所折射出的,是整个时代的“无爱症”。在专门为女性玩家打造的恋爱游戏中,女性将现实中被加诸于自己身上的种种审视和需求投射到了男性对象身上,就如同男性凝视下“不可爱”的女孩不值得被爱一样,丑陋、贫穷、木讷的男性也同样不值得被爱。或者说,值得去爱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某种被符号化、参数化的“理想型”。游戏的潜在逻辑是,爱情的复杂性和不可预知性是不好的,我们更需要的是即时获得情感满足的某种“要素方程式”。现实中,被这种方程式驯化的对象往往是女性,但在游戏中,权力看似实现了反转,但背后的机制却没有改变,而这种机制本身——而不是机制中男女所处的位置——才是让人们在爱情中不自由的真正原因。

“养老公”的风潮还没过去,“养蛙”很快就成为了新时尚。由日本Hit-Point公司出品的小游戏“旅行青蛙”是今年年初又一个“爆款”,与“养老公”的《恋与制作人》相比,这款养蛙游戏要佛系得多,玩家能够操控的部分十分有限——只能默默为自己的青蛙准备饮食和旅行装备,等待他出门旅行并带回明信片和纪念品。阿莫在给“界面文化”撰写的文章中谈到,《旅行青蛙》像是一本不知道结局的小说,走红以来,被讨论得最多的,就是游戏本身的不可控。

阿莫指出,“弱操作、随机性和碎片化”似乎已经成为近年来流行的许多手游的共性,在这些游戏中,考验玩家技巧、速度和智力的操作感越来越弱,剧情的连贯性一再降低,人物设定也更加简单粗暴,但正是这些“降了级”的游戏,征服了玩家,让无数人沉溺其中。由于更加贴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这些上手快、门槛低、不费脑、随时可以暂停的小游戏正在成为新的潮流。游戏越来越“轻”背后,反映的是数字时代最大的焦虑——时间不能空白,以及人们为“治愈”这一焦虑而患上的严重的电子依赖症。

游戏《旅行青蛙》

另一款在今年成功“逆袭”的独立游戏,是由“墨鱼丸”公司出品的模拟养成类游戏《中国式家长》。游戏模拟了一个男孩从出生到十八岁的成长经历,玩家要通过一个“挖脑洞”的小游戏来提高智商、情商、记忆力等属性,同时积累“悟性”,拥有了一定的“悟性”之后,就可以学习各种技能,完成各个阶段的课业任务,从幼儿园到高中一路升学,直到高考。除了学习考试以外,玩家还需要应对各种人际关系课题,比如,在“面子大战”中,你要努力成为“别人家的小孩”,让父母在邻里之间有面子;而在“抢红包”小游戏中,你既要礼貌地推辞,又要在和亲戚的客套拉锯中将红包收入囊中。

“话题性”和“回忆杀”让《中国式家长》上线后迅速蹿红,但出乎主创团队意料的是,这个被他们定位为“小品级”的游戏,却让很多玩家玩到七八周目(“周目”是游戏术语,在上一次通关之后的存档基础上重新开始游戏就是一个新的周目)之后仍然无法自拔,目的只是为了让“孩子”上北大清华。游戏研究者傅善超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指出,一定要上北大清华的执念,一方面和中国人对于高考的认知有关——考上北大清华是高考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也和游戏本身的机制有关。尽管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给“孩子”制定不同的人生轨迹,可以当体育生、艺术生,甚至是“古惑仔话事人”,但根据游戏本身的设计机制,在这众多路径中,上北大清华无疑是最具挑战性、最难达成的一项,可玩性也是最高的。因此,傅善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上北大清华的执念,也是从游戏内部被召唤出来的。

2018年,整个中国游戏产业也发生了许多“大事件”。首先是对网络游戏版号审批的收紧。2016年6月,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通知》,要求包括移动游戏在内的网络出版物需事先申报并取得出版版号,方可上线收费运营。自今年2月以来,没有一款进口网络游戏获得版号,3月,由于相关机构调整改革,网络游戏版号申办业务宣布停办,游戏产业迎来“寒冬”,小厂接连倒闭,大厂断臂求生。据“简易财经”报道,2018年上半年,中国网络游戏总收入1050亿元,增幅为5.2%,是有史以来的最低增速,也是这一数字首次跌至个位数。同期,中国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在海外的销售收入为46.3亿美元,同比增长16%,高于中国游戏市场整体规模的增幅。这正是在版号冻结的情况下,不少游戏厂商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的结果。好消息是,在12月21日举办的2018中国游戏产业年会上,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冯士新宣布游戏版号重新开放,首批游戏审查已经结束,正在抓紧核发版号。

而在今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电子竞技被正式列入亚运会的表演示范项目。中国队在参与的全部三个项目中,取得了两金一银的好成绩。据悉,在四年之后,也即2022年的杭州亚运会上,电子竞技将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与乒乓球、田径、游泳等传统项目平起平坐。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孙佳山在给“腾讯·大家”撰写的评论中指出,在移动互联网碾压一切传统媒介的时代,奥运会、亚运会这类传统体育赛事的收视率正在全面下滑,电竞将成为奥运/亚运经济的新“顶梁柱”。2017年,某网络游戏职业赛事的观赛人次突破100亿,全年观赛时长突破17亿小时,这一数据已经打破了传统体育赛事转播的所有收视纪录,据统计,以网络游戏为基础的电子竞技产业的规模,最快将在2020年赶超传统体育产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电竞进亚运、进奥运不过是市场的大势所趋。

IG战队夺冠

11月3日,在韩国仁川举办的2018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中,来自中国的IG战队在赛前并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以3:0的比分横扫欧洲豪门FNC,爆冷夺冠。IG战队的夺冠掀起了一场网络狂欢,一条被疯狂转发、引用的微博道出了许多游戏迷的心声:“此前中国各路战队冲击七年未果,本届赛事的中国战队也只剩IG一根独苗,然而就是这根独苗,夺冠了!为什么你会听到年轻人的欢呼?因为这是他们不被理解的少年时代与现在,此刻得到了正名。”过去不被理解、甚至要被送去电击的“网瘾少年”,如今成了国争光的英雄,这看上去像是日本热血漫画一般的“燃爆”结局,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众对游戏的过度恐慌和污名,但这是否同时意味着,将有越来越多的少年被资本捕获,进入游戏和电竞的领域,大浪淘沙之下,成为“英雄”的幸运儿又能有几个呢?

与游戏、电竞产业蓬勃发展、登堂入室相对的,是人们对于“游戏成瘾”的担忧。6月19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游戏障碍(gaming disorder)列入新版的《国际疾病分类》草案,该草案预计将于明年5月在世界卫生大会上颁布,2022年1月1日生效。草案规定,如果符合下列条件,则可以被认定为患有游戏依赖症:

  1. 沉溺于游戏,本人无法控制游戏时间;
  2. 其他兴趣及日常生活都须让位于游戏;
  3. 即使出现负面后果,仍然不肯停止和放弃游戏;
  4. 以上状态持续至少12个月。

针对WHO的这一举措,支持者认为在游戏于人们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今天,正视游戏致人上瘾的性质,有助于推动与游戏成瘾相关的研究和临床治疗,帮助更多人摆脱游戏成瘾的困扰;而反对者则认为,关于游戏成瘾的诊断缺乏足够的临床依据,所谓的“游戏成瘾患者”往往也存在抑郁、焦虑、社交障碍、注意力缺陷等问题,无法确定这种精神障碍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游戏本身引发的,在这种情况下,将游戏成瘾病理化,容易引发恐慌,或者为药物或电击疗法的滥用提供合法性。

正如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林品在《杨永信与IG交替刷屏的时代,我们如何研究电子游戏?》一文中谈到的,在今天的中国,作为一种公众议题的“电子游戏”似乎总是伴随着巨大的争议:一方面是游戏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张,另一方面是有关部门的严格管控;一方面是中国电竞国家队、俱乐部屡屡在国际比赛上获奖,另一方面是山东临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仍在电击所谓的“网瘾少年”。面对这样令人错愕的现实,我们应该怎么办?孙佳山在《电竞进亚运:拿了金牌的孩子,回国后还要被抓进去电击吗?》一文中指出,我们不应再用“精神鸦片”“电子海洛因”这样污名化的词汇将游戏产业一棒子打死,而应该平心静气地面对这一文化转型周期,反思文化治理和社会治理上的结构性缺失,不能再理直气壮地用电影、电视等传统媒介下的治理经验来面对这样庞大体量的崭新文化现象了。

3、耽美:审查限制下的野蛮生长

关键词:镇魂女孩、耽美网文作者判十年

今年夏天,“镇魂女孩”的强势刷屏,让这个原本制作水准并不出众的网剧成了爆款,到7月25日收官为止,其累计播放量已经突破26亿次。这部由在晋江文学城连载的耽美网文改编的网剧,虽然将原著中两位男主之间的爱情改成了兄弟情,但还是收获了一大批疯狂的“CP粉”。

何为“耽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邵燕君主编的网络文化关键词词典《破壁书》中是这样解释的:“耽美”是女性作者写作的、以女性欲望为导向的、主要关于男性同性之间的爱情或情色故事,其受众群一般被称作“腐女”。有趣的是,在对两个男性角色之间的感情进行想象时,常常需要按照某种异性恋规范将他们划分“攻受关系”,一般来说,“攻”可以理解为偏向男性气质的一方,而“受”则是偏向女性气质的一方。但《镇魂》里的“巍澜CP”就超越了这一规范,儒雅的大学教授沈巍的定位是“温柔内敛美人攻”,而留着胡子、看似粗犷的警察赵云澜则是“暴躁精分受”,这样的反差萌带来的新鲜感,这是这对CP爆红的原因之一。

“界面新闻”的深度报道《CP女孩的异想世界》里还提到了另一个现象,在目前的主流性别文化规制以及审查制度下,CP粉虽然战斗力很强,但基本还是处于“圈地自萌”的状态,一旦“出圈”,就容易成为“背锅侠”。据圈内人士分析,粉丝需要分清自己“磕”的究竟是角色CP还是真人CP,如果有太多关于艺人本身的传言,就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事业,而艺人可能会停止互动,粉丝也就无CP可“磕”了。例如曾共同出演了耽美网剧《上瘾》(该剧已经被下架)的演员黄景瑜和许魏洲就曾被粉丝组成“瑜洲CP”,至今仍然排在微博超话CP榜的前列,但微妙的是,黄景瑜和许魏洲两人却已经很久没有公开互动过了。

《镇魂》剧照

10月31日,耽美网文作者天一因“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芜湖县人民法院判处十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天一案被查处的是一本名叫《攻占》的耽美小说,它首先在网络上连载,之后被制作成实体书,通过微博发售,这种操作,在耽美圈内是司空见惯的,但这一次,却给作者招致了十年的牢狱之灾,由于量刑的争议,“天一案”很快成为了舆论热议的话题。

根据1998年版《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天一靠这本印刷了7000册的小说获得15万元收入,已属于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中“情节特别严重”的一类,但这是20年前的司法解释,放到今天显然已经过时,在1990年代,一本书盈利15万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但放到今天,这显然已经不算什么。除此之外,7000册并不是实际的销量,而15万元的收入中也没有剔除成本,这两点明显的漏洞也是不少网友质疑一审量刑的原因。

在具体的司法解释和量刑依据之外,作为一种情欲文化的耽美文学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也因为“天一案”进入了公共话语空间。阿莫在给《新京报书评周刊》撰写的评论中指出,对于女性来说,耽美作品中情欲描写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它允许女性从一种安全的位置来看待性欲本身,而在现实生活中,性往往和道德、生殖、身体审视等交织在一起。通过女性身体的立场,女性才能在耽美小说中告别耻感和自我检视,获得对一种绝对安全、没有负担、只关乎感官愉悦的性的想象。从这一角度上看,它具有女性情欲解放的意义。

但另一方面,阿莫也指出,耽美作品中的性别压迫和情欲压迫仍然挥之不去。例如耽美作品中经常出现一种在现实中往往加诸于女性身上的“贞操观”的变体,要求性行为的“接受方”是没有性经验的清白之身,并且需要从一而终,“强攻弱受”的模式也十分常见。换言之,尽管耽美作品成为了女性情欲的载体,但绝非是对传统文化中女性主体性失落和女性情欲禁忌的直接反抗,而是用女性身体的缺席以及男体模拟女体的方式回避了问题的本质,从这一角度看,耽美作品的颠覆性也不过是父权社会的虚无投影。

4、短视频中的“土味文化”:从残酷底层到新新农村

关键词:手工耿、华农兄弟、短视频行业监管风暴、田园牧歌式幻想

在“注意力经济”大行其道的时代,短视频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当下主流的文化现象。2016年,微信公众号“X博士”以一篇《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中的中国农村》强势刷屏。在文中,作者尝试以短视频软件“快手”为例,窥探中国农村面貌。通过对于自虐、儿童模仿社会人抽烟喝酒等不同类型短视频的梳理,作者得出结论:快手中的世界和北上广的世界,是两个完全没有交集的世界。农村群体想要出人头地只能通过在短视频上博人眼球的方式,但归根结底,他们永远也无法打入城市中产圈层。

X博士的文章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最初短视频平台的火爆也确实与展示乡村生活中不美好、低俗,甚至带有审丑趣味的一面息息相关。回顾最近三年来短视频平台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在内外合力的作用下,短视频平台正在悄悄转型。起初,快手的横空出世与低俗、农村捆绑,在城市中产精英眼中,它成为窥视底层的窗口,同时也成为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通过嘲笑、揶揄和鄙夷,城市中产精英与此类俗文化的载体划清界限,他们选择使用一闪、VUE等短视频软件记录日常生活,并站在自己定义的鄙视链顶端俯视众生。到了今年,尤其是4月份各大平台被勒令整改之后,一股新的正能量农村网红风再度吹起。伴随着近期如“手工耿”“华农兄弟”等土味直播的走红,城市中产已经从曾经睥睨乡村和底层的居高临下者,转变为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景观的消费者和买单人。

手工耿
手工耿

手工耿叫耿帅,目前生活在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杨村,他初中辍学,跟着焊工父亲到处打工。在“界面新闻·正午故事”的《穿云箭上的手工耿》一文中,作者张莹莹回顾了手工耿的走红之路。2017年6月,耿帅开始玩“快手”。他上传的第一个视频是用管钳搭起来的蚂蚱。接下来他发布了140条视频,展示自己做手工的几十种设计。手工耿开始走红是今年年中的事情。5月26日,他上了快手公号。9月8日,他登上微博热搜榜第42位。10天后,他凭借“脑瓜崩辅助器”登上热搜榜第16位。9月22日,耿帅参加了“快手”在北京朝阳大悦城地下一层举办的乡村市集,遇到了大批自己的粉丝。9月29日,他登上腾讯新闻头条。当天发布的视频“地震吃面神器”获得了超过1100万的播放量。有粉丝指出,手工耿一本正经地介绍搞笑发明,暗合了周星驰电影中的那种错位感,具有一种独特的荒诞冷幽默气质。

除了手工耿,今年备受关注的农村网红代表还有华农兄弟。华农兄弟由竹鼠养殖户刘苏良和他的朋友胡跃清组成,“华农”取中华农村之意。两人是初中同学,毕业后分别外出打工多年。刘苏良因为喜欢清静,打工也没看到什么希望,因此回到老家,开始从事竹鼠养殖工作。2017年10月,二人开始合拍与竹鼠相关的短视频。在视频中,二人为吃竹鼠找出各种无厘头的理由——中暑、忧郁症、打架受内伤、长得漂亮等等。今年11月,备受关注的美食博主“厨子王刚”与华农兄弟的历史性会晤,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持续关注和追捧。

在发表于“三声”的《短视频眼中的新农村:没有土味喊麦,手工耿、华农兄弟等备受热捧》一文中,作者吴睿指出了此类农村网红在“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大火背后的政策支持和企业转型因素。在经历过“底层残酷物语”、引导用户沉迷等舆论危机后,短视频行业从今年4月起迎来了监管风暴。众多短视频平台相继被约谈、通报批评、下架、整改,“快手”推出家长监管模式、下架大批未成年妈妈视频,内涵段子APP则被永久关停……各个短视频平台也纷纷开始重新思考可能的出路。平台选择的路线是,响应精准扶贫政策,将扶持重点放在正能量草根用户身上。这不啻为一次聪明的政治正确之举。在8月第二届“中国智慧三农大会暨乡村振兴带头人峰会”上,快手宣布将选出平台上的乡村带头人,帮助他们及其家乡发展物产以及文旅和非遗变现。这对于拥有大量农村用户的快手来说,是一个具有前景的发展方向。

“被抑郁”的委屈巴巴的竹鼠

这次转型后,屏幕前的城市中产,也开始纷纷买单。“三声”认为,这些新一代农村网红,记录的不再是以猎奇和审丑为导向的底层残酷,相反,如今他们聚焦的是真实、自然与质朴的农村生活。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以能人和创业者形象出现,享受乡村生活。对于每天在大城市疲于奔命的年轻人来说,这些短视频展示了一种新型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田园牧歌式幻想。

作者阿莫在发表于“新京报书评周刊”的《竹鼠走红!我们是如何透过“土味直播”想象农村的?》一文中指出,随着“土味视频”的流行,一群没有光鲜学历和城市生活经验的农村网红,已经实现了城市自媒体作者苦苦奋斗和追求的“十万加”,成为草根传奇。不少专业人士将这些农村网红的走红归因为“用户下沉”,即庞大的三四线城市与乡镇农村人口进入互联网。但阿莫认为,这些“土味”视频的受众,往往并非小镇青年或者农村用户,而是一群好奇的城市中产。

阿莫指出,这些走红的农村网红视频,已经开始注重镜头、剪辑、旁白以及标题的设计,让内容拥有流行起来必备的“网感”。与此同时,在这些视频中,基本看不到破旧可怕的生存环境和糟糕的卫生,人们享受着劳动的快乐。因此,这些视频构成城市中产想象乡村的典型文本。“直播视频中构建的乡村空间成为城市中产阶级建立的‘新的租界’,展现着一个个与真实乡村所割裂的田园牧歌式想象。”如此一来,一方面乡村作为城市生活的对立面所代表的落后、贫穷和肮脏被从都市想象中剔除,另一方面,乡村精神和文化被城市观看者挪用和占有。乡村在短视频中从此成为一个景观化和理想化的居所,是逃离都市繁忙的桃花源与乌托邦。在这种城市中产对于农村景观的消费过程中,前者其实在慢慢陷入一个庞大的消费陷阱:通过梦幻般的乡村图景,无数有机农产品以乡村生活符号和标志的方式,进入城市中产的生活,满足他们无法逃离城市却又渴望乡村生活的强烈愿望。

5、互联网空间的符号亚文化:菊言六语大锦鲤

关键词:王菊、六小龄童、杨超越

回顾2018年一年,以语言和图像主导的互联网亚文化狂欢掀起了一阵全民风潮。4月,《创造101》开播,两位选手王菊和杨超越分别由于不符合主流女性偶像审美和能力不行一路哭到季军而走红。再后来,她们成功出圈,分别成为了菊言菊语和当代锦鲤的代言人。到了年末,六小龄童领衔的六学又掀起了新一轮的互联网狂欢高潮。在这些网络戏谑、调侃与狂欢的背后,是单纯的无聊还是对于日常生活焦虑的一种投射?

在女团选秀节目《创造101》开播一个月后,选手王菊走上了一条令人诧异的逆袭之路,在网络空间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火爆。王菊的开场并不算很好,并未获得太多关注。在第四期节目“逆风营救”环节,王菊在淘汰边缘被Yamy救回,获得旁听生资格。此举引发观众强烈不满,王菊被视为强行留下的选手,观众迅速开创出黑话“地狱空荡荡,王菊在土创”表达不满情绪。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中,王菊凭借其流畅明确的表达、独立的气质以及试图重新定义中国第一女团的霸气宣言圈粉无数。到节目播出过半之时,#王菊#超级话题已经登上微博热搜榜首,同时王菊也登上女团投票榜榜首。王菊的粉丝迅速攻占互联网,他们自称为“陶渊明”或“沈眉庄”,前者是吟诵“采菊东篱下”的山水田园派诗人,后者则是电视剧《甄嬛传》中吟过宋代诗人郑思肖“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后宫嫔妃,引申为“爱菊之人”。粉丝们发挥强大的创造力,开创了一系列“菊言菊语”以及和王菊相关的表情包。王菊本人也迅速从一个偶像节目出身的选手变成互联网狂欢中一个剥离其本身特质的符号。或许正因为如此,王菊庞大的粉丝群体的构成也颇为复杂,除了性少数群体和女权主义者外,还有单纯被花样百出的顺口溜式投票口号和层出不穷的表情包吸引的吃瓜群众。

网友制作的王菊表情包

在发表于微信公众号“格林威治嬉皮研究公社”的《纯粹王菊批判》中,作者鱼老师谈及王菊狂欢的后续走向:一种是如众多突然火爆的网络用语和符号一样,成为互联网世界经久不息的经典日常梗,在每日的重复使用中,其最初意义和爆红原因被逐渐忘却;另一种是消弭,和大多数一时兴起的模因(meme, 指通过模仿等方式传递的文化或行为因子)一样,在一夜爆红之后迅速消失于嘈杂的互联网世界;第三种可能是,当如王菊这样的“反类型”本身成为一种类型的时候,网民的兴奋点会逐渐提高,在一次次高潮中逐渐麻木,丧失想象力。

事实上,这场狂欢确实是短暂的,六个月后,“菊言菊语”早已被众人遗忘,取代它的,是新一轮的“六学”狂欢。“六学”是什么?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六学”是部分中国网友对电视剧《西游记》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一些言行进行的模仿和恶搞。网友自发组成“六学研究学会”,以百度贴吧为据点,把六小龄童说过的话、写过的字、做过的事情纷纷挖掘出来,以各种形式展现在公众面前。细心的网友们还为“六学”造了一个对应的英文专业术语Sixology,以凸显此门学科的正规性。一部“六学”,其实可以看做是六小龄童的人设崩塌史,从曾经的国民偶像到如今的群嘲对象,六小龄童的口碑和声誉经历了一次火山车式的起伏。而他当下面临的猛烈批评,很大程度上是众人对六小龄童多年来垄断《西游记》阐释权的不满集中爆发的结果。

与“菊言菊语”类似,当“六学”逐渐兴盛并席卷整个互联网时,它与六小龄童本人也无甚关系了。六小龄童在其中又被简化为一个供网友娱乐消遣的空洞符号。正如X博士在文章《是时候了,六小龄童该上吐槽大会了》中所言,“六学”这一网络亚文化的形成,印证了互联网的特点,它即能让人迅速膨胀,也会迅速将其反噬。但究其根本,“六学”的本质并非恶意诽谤和攻击,而是一种处于娱乐目的的狂欢。不管是王菊还是六小龄童,都是被选中的人,他们与网友的关系,就像是宿主和寄生虫的关系,一个提供文化养料,另一个群体疯狂吸食。面对这种狂欢,王菊和六小龄童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应对路径:前者融入其中,加入自黑,与广大网友打成一片;后者太过严肃正经,依然不遗余力地对网友的评论逐一进行反驳。可殊不知,网络狂欢的对象是很难通过正向反驳洗刷“污名”的,因为狂欢的本质是玩乐。因此,在这种互联网游戏中,像王菊、唐国强这样放下身段、加入狂欢、愉快地收割“黑转粉”,才是正道。

网友炮制的“六学教程”

锦鲤崇拜这一互联网玄学的重要派别的兴起,也是最近几年的事。网络锦鲤文化鼻祖之一,微博@锦鲤大王目前拥有1630万“信众”,而这个ID的账号简介,也透露了锦鲤文化的真谛:“愿望交给锦鲤,你就只管努力”。相比菊言六语这样的昙花一现的网络狂欢,互联网锦鲤文化无疑是持久的,并且总是能够迎来一波又一波阶段性高潮。今年三波高潮的主角则分别是《创造101》选手杨超越、被支付宝巨额红包砸中的信小呆,以及一篇营销文中的躺赢女孩。

先说杨超越,她在比赛中一路躺赢,唱跳俱不佳,还喜欢哭鼻子,却被粉丝送上了第三名的宝座。比赛之后,她又因为自带流量的体质,获得了不少令人羡慕的资源。随着杨超越顺风顺水的经历,互联网的舆论也开始转向,她从最初遭人诟病和非议的对象,摇身一变成为了全民锦鲤icon。信小呆则是支付宝从微博三百多万次转发中抽出的幸运儿,10月7日,信小呆获得支付宝“中国锦鲤全球免单大礼包”,在得知获奖后,他发布微博称:“我下半生是不是不用工作了???”引发众多网友羡慕。10月24日,一篇名为《在这个从小躺赢到大的女人面前,杨超越真的不算锦鲤……》的文章又刷爆朋友圈。这篇文章的作者“一地金啊”自称是一个家有300亩地的雄安富婆,在文章中,她历数了自己从小到大受到命运之神眷顾的事例。至此,互联网锦鲤已经从一个单纯的乞求好运的符号变成了和商家营销以及公众号涨粉挂钩的策略和手段,但即便如此,仍然不妨碍网友们高涨的转发热情。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推动长盛不衰的互联网锦鲤文化呢?

在发表于“界面新闻”的一篇《死亡与锦鲤:论风险社会与我们的焦虑》文章中,作者李晋和马丽指出,当下这种对于锦鲤的疯狂转发,这种将个人生活的全部希望寄托于运气而非努力的行为,反映出中国目前宏观结构和制度的种种问题,也反映出在面对着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当下,人们不再寄希望于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制度,反而是转向运气与幻想。这种期望用运气满足欲望的行为,构成了当下的拜物教。

锦鲤杨超越

6、宫斗戏中的权谋与爱情:爽文化当道,反抗何以可能? 

关键词:《延禧攻略》

作为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宫斗剧年年都有,但今年,《延禧攻略》可谓开创出一片宫斗剧的全新局面。女主角魏璎珞在主角光环的庇佑下,一路开挂,升级打怪,在宫廷中如鱼得水,节节高升,这种披着宫斗剧外衣的职场爽文,频频戳中观众的爽点。而剧中的富察皇后,则被塑造成一个与世无争、无心宫斗的佛系皇后。皇上则是一个热衷于吐槽一众嫔妃,只痴心于皇后一人的专情男主。

《延禧攻略》的大获成功,恰恰说明“爽文化”在当下的大行其道。“爽文”本是网络文学中的主流门类,在此类作品中,主角通常都能够在逆境之中力挽狂澜、强力翻盘、迅速反弹。正是通过这种绝地反击(比如羞辱比主角位高权重的对象,通常是官二代、富二代或者上流阶层),读者获得了一种极致畅快的情感体验。除此之外,主角也可以在逆境中不断奋斗,最终变得强大,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如果是以男性读者为主要受众,则主角常常开疆辟土,成为英雄,成为家族、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的拯救者。在以女性读者为主要受众的小说里,通常的设定则是宫斗文中女性从小透明一路升级成为大女主的过程。《延禧攻略》和此前改编自网络小说的电视剧《花千骨》《甄嬛传》都遵循这样的套路。

阿莫在为“新京报书评周刊”撰写的评论文章中指出,虽然此类爽文和爽剧表面上五花八门,但本质却大同小异,即给受众一种重复的刺激,让读者陷入纯粹的快感海洋,期待一个又一个新的“爽点”。阿莫指出,如今“爽文化”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在消费“爽文”时,读者可以暂时忘却自己在现实中的身份和限制,在日常生活的喘息挣扎中通过意淫获取短暂的幸福与快感。从这个角度来看,“爽文化”实则是一种麻醉剂。同时阿莫也指出,仅仅将“爽文”理解为麻醉剂,似乎过于片面。“爽文”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极致的快感,也有对现实世界的回响与反抗。不少网络爽文都进行了“女尊”“女强”等性别定位颠覆的激进想象,也算是对于男女不平等现实的一点点反抗与回应。

如果我们跳出“爽文化”的脉络,将《延禧攻略》放在清宫戏这一范式中去审视,又会有何种发现?张之琪发表在“界面文化”的评论《“清宫宇宙”20年:权力逻辑当道,爱情神话破灭》中,梳理了从《还珠格格》到《延禧攻略》的清宫戏20年发展历程。在张之琪看来,随着《甄嬛传》的成功,它所代表的成王败寇的权力逻辑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共识。不知不觉间,现代生活——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职场生活——已经被窄化为一个等级森严、弱肉强食的后宫式牢笼。对于强者的认同和代入,让读者在跟着暗爽之余,丧失了同情弱者的能力,也丧失了反思权力结构的能力,继而丧失了想象一种更加平等、更加美好的生活的能力。

《延禧攻略》主角魏璎珞 

在清宫戏的逻辑下看《延禧攻略》,一方面它将弱肉强食的权力逻辑发挥到极致,女主角一路开挂,最终登上权力顶峰。而另一方面,富察皇后这个佛系的角色,又为这部戏带来了一些变化。富察皇后对于后宫权力有一种清晰的认知,她明白不论是自己,还是那些企图加害于她的妃嫔,本质上都是封建制度对于女性重压之下的受害者。在她坠楼自杀前的独白中,她认为自己首先错在失掉自我,甘愿做后宫里的一个玩偶,其次在于贪恋儿女私情,渴望得到君王之爱,结果却在牢笼中越陷越深。虽然爱情神话在富察皇后身上破灭了,但她依然向往自由平等的爱情,并希望他人最终能获得这样的爱情。张之琪在文末指出,正是在富察皇后身上,我们看到了难得的自省能力和反抗精神,她不仅能够认清后宫的规则,还能够拒绝参与,并且想象出一套替代性的规则。除此之外,她对于后宫中其他女性的同情和保护,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基于姐妹情谊的团结,看到了作为被压迫者或潜在反抗者的集体,在今天的历史想象中重新浮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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