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8年，一个名叫查尔斯·达尔文的年轻人给某亲戚写了封信，信的开头处提到，“我真是生不如死啊，找不到可以一起聊昆虫的人。”近两个世纪后，达尔文可能会大吃一惊乃至于吓一跳：人们突然开始大谈昆虫了，但他们的讨论中却充斥着诸如“天谴”（apocalypse）和“末日”（Armageddon）这样的词汇。

这一末世感始于2017年底，当时有一项德国的研究显示，最近30年来当地的飞虫数量下降了整整80%。在《纽约时报杂志》于2018年底再度刊出特稿关注昆虫灭绝后，各种警告的声音更是有增无减。就在这个月，学者弗朗西斯科·桑切斯-巴育（Francisco Sánchez-Bayo）和克里斯·维克惠伊（Kris Wyckhuys）在检视以往多项研究的基础上，声称“作为一个整体的昆虫将在未来数十年里步上灭绝之路”。《卫报》报道了上述两人的研究，其中提到“昆虫是可能在一个世纪之内灭绝的”——桑切斯-巴育和维克惠伊相信，这场危机将可能导致一场“自然生态系统的灾难性崩溃”。

我（指本文作者Ed Yong，《大西洋月刊》科学记者）与一些昆虫学家就上述这些主张的可靠性进行了沟通，结论呈现出了复杂的面貌。有关昆虫数目降低的数据有东拼西凑之嫌、缺乏代表性且流于片面，尚不足以为某些颇为夸张的警示提供佐证。与此同时，引发我们担忧的相关信息，目前从量上来看还显得相当单薄。以此观之，我们岂能将如此不完善的知识当作行动的根据？这个问题超出了昆虫本身的命运：在未知面仍然巨大、不作为成本偏高的情况下，面对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我们怎样才能保护好它？

先讲几条好消息：声称昆虫将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尽数灭绝的说法是荒谬的。我联系上的每一个人基本都认为这种结局甚至一看就不可信，更不要说具体的概率了。“不可能有那种事，”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艾尔莎·扬斯泰特说，“昆虫这一种群的有机体之多样性乃是这颗星球上最发达的，其中某一部分必将存活下来。”事实上，某种类型的昆虫反而可能是地球上最后灭绝的物种之一。一场足以灭绝昆虫的巨型灾难，对其它动物来说也是根本无法忍受的。“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那人类也没法再活在地球上。”来自康乃尔大学的科利·摩罗说。

作为一个种群而言，无与伦比的多样性赋予了昆虫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当然这也令它们几乎不可能被完全研究透。瓢虫的种类比哺乳动物还多，蚂蚁之于鸟类以及象鼻虫之于鱼类亦然。寄生蜂的种类可能多于其它任何动物种群。总的来看，已得到描述的昆虫种类约有100万，有待发现的种类就不计其数了。对某一生物的存在略知一二，与真正熟知它们乃是迥然不同的：就许多业已被辨识的物种而言，我们对其生活习惯、倾向癖好及其——对于我们的讨论十分关键的——数目仍然所知甚少。

没有几个研究者会专门费心去统计昆虫的总数，我们可以拿来显摆一下知识的物种，无非就是那些特别漂亮的（帝王蝶）、有商业价值的（家养蜜蜂）或者是可以入药的（某些蚊子）。社会对慢悠悠的爬虫类长期以来持敬而远之的态度，而昆虫学研究也基本得不到什么资助。等到有钱的时候，它们又不成比例地被用来研究消灭各种农业病虫害的方法了。记录昆虫多样性这一相当基本的事务，比较而言基本是被忽视的，分类学家的稀缺则让情况变得更加恶劣——颇为讽刺的是，这类科学家专门负责发现新物种，但他们目前却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

当科学家确实收集到有关昆虫的长时段数据时，其方法通常是零敲碎打、循序渐进的。例如，2017年发表的那项德国研究，就是通过持续不断地在全国各地布置陷阱来取得数据的，而非事先就定好在某一地点进行系统性的取样。这类研究深受偶然性的困扰，但其中却不乏言之凿凿地作出令人沮丧的预言的。桑切斯-巴育和维克惠伊的综述表明，有73项研究都显示昆虫数目在降低。

但那本来就是他们想要发现的东西！他们直接使用了昆虫（insect）和降低（decline）这两个关键词来检索某数据库，因而不会考虑到那些证明了昆虫数目之稳定性或增长的研究。他们发现的研究也没有什么代表性：其中大部分是在欧洲和北美完成的，但绝大多数昆虫都生活在热带。这么做在地理分布上是成问题的，难以知晓昆虫是否在某些地区消失的同时又在另一地区重生了。此外，若没有“恰当地划定昆虫数量的比较基线，”罗杰斯大学的杰西卡·华尔说，“那么当我们看到昆虫数目减少时，我们就不清楚这种现象是否随时都在发生。”

这就好比是“我们的全球气候数据库里只包含73个气象站的记录，其中大部分都处于欧洲和美国，且各自活跃于不同的历史时间窗口，”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亚历克斯·怀德在推特上解释道，“设想一下，其中一部分气象站只测温度。另一部分只测湿度。别的则只测风向。要勉强将这些零碎的、迥然不同的点拼凑在一起，藉此绘出一幅全球趋势的蓝图，从最起码的意义上讲也是野心过大了。”

鉴于以上理由，桑切斯-巴育和维克惠伊的综述固然引用了海量的研究，但也谈不上是什么先知。他们认为有41%的昆虫种群正在衰退，全球范围内的数值则是平均每年减少2.5%，然而“他们试图量化的东西是我们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根本没法量化的”，加州科学馆（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的米歇尔·特劳特温说，“我完全理解那种通过堆积数量来加强说服力的欲望，但我想说的是，这一切都建立在一座由未知事实堆积而成的大山之上。”

不过，“我们的研究也不应为了自我安慰而过于淡化这些发现，”特劳特温补充说，“我没看出夸大昆虫数量锐减的潜在严重性有什么实质性危险，但低估情况之恶劣却确实有危险。这些研究难称完美，但我们最好还是正视其中的警告，而不能坐等更干净的研究问世。”

归根结底，在欧洲和北美范围内可能杀死昆虫的一系列因素——如将荒地开垦为农用土地——同时也是全球性的问题。“我看不出这些诱因换到其它地区之后的结果会有什么两样，无论我们对那里的动物群（fauna）是熟悉还是陌生。”来自密尔沃基公共博物馆的珍妮弗·扎丝珀说。

伊利诺伊大学厄尔巴纳-香槟分校的梅·贝伦鲍姆指出，昆虫虽然种类繁多，但面对此类变化也异常脆弱，因为许多昆虫的生存环境是高度特殊化的。“某种苍蝇也许只能在某一处山谷里存活，某一类螃蟹也许只有在某个加勒比海的岛屿上才能生存，”她说，“如果岛屿没了或者把这些螃蟹迁到别处，那将会怎样？昆虫们将会面临一定的危险。能够临机应变地利用好各种各样的居住地及其觅食方式的昆虫，乃是极为稀少的。”（话虽如此，桑切斯-巴育和维克惠伊也总结称，有好些一度常见且适应性强的种群也同样处于衰退当中。）

此外，哪怕只损失很小一部分昆虫，后果也可能十分严重。它们处于食物链的基础部分；假如它们灭绝了，那么许多鸟类、鼠类、蜘蛛及其它天敌也自身难保。这些动物可以松动土壤、为植物授粉、移除粪便和尸体；如果它们消亡了，整个景观都会发生变化。考虑到这些风险，“我们还能等有了证明物种正处于消失过程中的决定性证据之后再来采取行动吗？”贝伦鲍姆问道。

但着手做事也不容易，因为昆虫的减少有许多影响因素，绝大部分研究都试图将这些因素一一分别开来。依照综述里的顺序，桑切斯-巴育和维克惠伊首先关注的是栖息地的消失，其次则是杀虫剂以及其它的污染源，接着是新引进的物种，最后一点是气候变迁。“如果只有一个因素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应对了。”康乃尔大学的摩罗说。然而，目前令我们手忙脚乱的各种小毛病可能不止百万。

好在人们至少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了——近来的趋势给了我所接触到的昆虫学家们一个惊喜，他们已经习惯于在态度阴晴不定的公众面前为自己的兴趣作辩护了。“人们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昆虫来了？”贝伦鲍姆说，“这让我大吃一惊！”她希望那些不乏末世论色彩的新闻头条能鼓励人们更多地参与到各种公民-科学计划（citizen-science projects）当中来，如她在伊利诺伊大学发起的“蜜蜂观察者”项目。“昆虫固然种类繁多，但我们可以分工合作、各个击破。”她说。

公众兴趣的陡然增长也令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扬斯泰特困惑不已，不过现在已经有很多社区团体向她发出邀请，希望她能去开设有关昆虫数目减少的讲座。她向听众提出的建议是，在花园里种植本地的花草，这样可以增加昆虫的多样性，不要把草地修剪得过于平整。许多人会为了拯救诸如帝王蝶这样的美丽物种而遵从此建议，“但随之而来的一切小虫子却会让他们手足无措，”摩罗说，“他们将会看到苍蝇、蜜蜂乃至于毛虫。他们逐渐开始欣赏起那里的一整个昆虫王国了。从‘真恶心！’到‘我听说它们有麻烦了，我能做些什么？’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

她以及其他一些昆虫学家希望，这一新建立的关注点最终将能说服一些融资机构，促使其支持一些目前严重缺乏的研究——针对主要的昆虫种群实施具有系统性、长时段性和广泛性的调查统计。“目前来看，我们尤其应当加紧收集基线数据，”维尔说，“这将让我们看到某些模式——如果它们的确存在的话——并做出更好的预测。”自然-历史博物馆获得更多支持也是扎丝珀所乐见的：展柜里的标本可以确凿不移地提供一些历史上存在过的种群的信息，但将这些信息数位化却是极端昂贵且劳神费力的。

“我们应该严肃地评估当前事态的严重性，”特劳特温说，“警钟已经敲响，与其大打口水仗，不如抓紧行动起来。”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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