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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谈代际关系:家庭需要一种“伪透明”才能和谐

阎连科觉得,在自己一生的写作中,只有这本描写父辈人生经历的散文集《我与父辈》是人见人爱的,其他作品都人见人烦。

作家阎连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采写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看完《四个春天》,我对陆导非常尊敬,他在镜头和节奏上都掌握得非常好,姐姐去世这件非常伤悲的事,都丝毫没有改变电影明快的基调。”前日,作家阎连科与纪录片《四个春天》导演陆庆屹在上海西西弗书店的对谈中说。此次,将这两位年龄相差二十岁的作家与导演联系起来的是主题“家庭”——《四个春天》主要讲述的是家庭和亲人的故事,阎连科也曾在2009年出版过描写父辈人生经历的散文集《我与父辈》。今年《我与父辈》再版,并新增了作者自序,在新版面世之际,阎连科与陆庆屹展开了一场关于家庭关系、代际问题的对谈。

在对谈中,阎连科提到,他曾告诉母亲自己能挣很多钱,不要为了两斤肉一斤白菜斤斤计较。母亲问他到底能挣多少钱,他说,“比村头的建筑队一年挣得还要多,”这使得母亲心满意足地相信他有花不完的钱。不知是出于幽默还是糊涂,母亲跟他说,村头建庙,你去给捐个三五万,村里生活艰难的,你也给他寄两千。阎连科也会为了维持这个谎言,酌情给村里的庙和困难户捐钱。

陆庆屹在活动中谈到父母时说,自己年少时曾非常叛逆,有时会故意考试不及格,惹父母和老师生气,后来也曾离家出走。“我爸妈在县里是受尊敬的人,结果我长成了一个败类,十四岁又进了派出所。他们就跟我说,你做什么我都同意,但是有四点:第一不要麻烦别人,第二不要为难别人,第三不要犯罪,第四做任何选择都要自我负责。”陆庆屹回忆道。在后来的岁月里,这几句话越来越有分量。在他后来选择流浪和当矿工的时候,他的父母也都没有提出异议,“他们对我的期待没有那么高,不要犯罪就好,不要死不要打架就可以了。”

活动现场阎连科与陆庆屹 图片来源:出版方 

谈代际关系:“你不要想改变父母,而是要理解他们”

在对谈中,阎连科说,见过世面的子女最好不要想要改变父母的想法。“你从这块土地上走出来,比那里的人多读了几本书,见过一点世面;你走遍多个国家,你家人就去过郑州洛阳;你不要想改变父母,而是要理解他们。他们重男轻女,你能改变吗?他们希望生活好一点,钱多一点,没有错啊?因为他们就是那块土地上的人,他们在那里生活一千年。”在自己家里,他经常跟兄弟姐妹说,“如果母亲哪里做得让大家不高兴,我们就多说点谎话,多说假话,哪怕她在谎言中幸福地过去了,我们也尽到我们的责任了。”

至于和子女之间的相处之道,阎连科说自己常和妻子讲,坚决不要干预他们的任何生活,有钱要和孩子们一起挥霍掉。“孩子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没有蹲监狱,父母已经教育得非常好了,结婚后没有花你的钱,就是非常有能力了。”他承认,自己这种对家人的态度“确实不太真诚、甚至有点虚伪”,但却不失为解决家庭矛盾的好办法,家庭是需要谎言存在的,“我们家庭需要一种伪透明,这才有利于家庭和谐。”

陆庆屹提到,有一次回家,退休的父亲走在他前面,他突然看见了父亲的白发,“那天有点小风,白发微微颤动。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哭。”陆庆屹在今年尤其意识到父母正在衰颓,父亲的身体状况令他忧心,“其实今年春节我过得非常不快乐。两年前,他还是一个可以挑七八十斤水的人;但现在,你看到他要站起来的时候,都忍不住去搀扶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陆庆屹的眼眶湿润,声音也哽咽了。“我的父母是高尚的、温暖的,我想把他们留下来,即便他们会离开我们,我希望影像可以保留下来。”

《四个春天》中的陆庆屹父亲

谈《我与父辈》:只有这本人见人爱,其他作品人见人烦 

《四个春天》里所记录的陆庆屹父母的生活,让阎连科觉得非常惊讶,在他看来,虽然他们住在偏远的地方,生活得如此艰难,但对生活丝毫没有怨言,而是“见山唱山,见水唱水、见人唱人”,与他自己的父母完全不同。“我的父亲母亲会抱怨生活、社会和周围的人,当然,电影呈现的是这个结果,可能他父母也有抱怨,但被剪掉了。”阎连科评价说《四个春天》里的生活是充满诗意、透明和美好的,几乎人人都是天使,没有呈现黑暗和折磨人的东西,而这种美好在他的小说中很难找到,“我的作品中充满黑暗与折磨人的力量,很多时候是魔鬼多于天使。我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就是,上天命定你到社会上感受黑暗。”而《我与父辈》则是这些“黑暗”作品的例外,他甚至说,“我一生的写作中,只有这本书是人见人爱的,其他作品都是人见人烦的。”

在写于2018年的《我与父辈》的自序中,阎连科也写道,写完了《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和《受活》之后,春节时他接到了家乡县里领导的电话,领导说,“我说连科呀,现在我对你说句实话吧——你其实是我们县最不受欢迎的!”这个电话让他三天都待在家里没出门,并且重新思索他与那块土地的关系,“我发现那块土地完全可以没有我,而我却不能没有那块土地和村路。”因为需要重新回到那块土地,他在之后的几年里不断地重新回家、再回家,把写作《我与父辈》当作一种“赎罪”和“忏悔”。

《我与父辈》
阎连科 著
中原出版集团·果麦文化 2019年 

凭借《我与父辈》,阎连科试图修复自己与故土的关系,而在活动上,他也讲道,写这本书时他正面临着漫长的写作困境。小说《风雅颂》周转了六家出版社,经历了反复的修改;有次出版社社长把他叫到了一个饭局上,给他准备了礼物,跟他交流修改意见。“我拿个笔,他提意见,我大概记了十六条,前面十五条都是可以修改的,最后他说你这个小说里没有一个人物是正面的、充满光明的……我一听这就不能改了。”阎连科说,自己非常感谢这位社长,但是当天饭也没吃,就提着礼物回家去了。这件事使他的内心陷于矛盾之中,他想到自己的写作出了问题,世界可能也出了问题。他说,自己是太遵循这个世界的“规律”了,“要跳舞就在这个舞场跳,不能去跳野舞;你要打篮球,你就不能打野球;踢足球就要在足球场,而不是大街上……我这个人人也非常老实,长得也非常老实,其实内心特别渴望冲破条条框框,希望写作是没有边界的,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就是在这段时间,他感觉到好像冬天变得漫长了,每天都处在寒冷之中,“人在冷的时候,就渴望一种温暖,我就这样写下了这本充满温暖真情的散文。”

如同阎连科自我认知的那般,《我与父辈》中写到处于城乡夹缝中的四叔的一生,显得尤为深情。“在城市,他是一个乡村人,他因为根在农村而很难真正融进城市里;在农村,他是一个城里人,他因为离开土地过久,身上的多半血液都已城市化,所以也再难成为一个乡村的人。他是我们这个社会城乡夹缝中的生存者。如果城市在乡村人眼中是高悬的天堂,而农村是土地上的地狱的话,他将近四十年的最好人生,都是悬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生活和生存,已经成为他熟悉的、不可更改的生活往复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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