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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工作,就得死?一份过劳书单

为何生产力越发展,技术越进步,我们的劳动时间却没有减少?过劳状态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有些人越忙越穷,越穷越忙?当我们好不容易不用工作,进入休息状态时,为何仍然感到劳累?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撰文 | 傅适野

编辑 | 黄月

八小时工作制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66年9月,“国际工人联合会”在日内瓦召开。大会基于马克思起草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提出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8小时的建议,并宣布将八小时工作制作为世界劳动运动的共同目标。

1886年5月1日,美国工人举行芝加哥大罢工要求八小时工作制,五一劳动节就此诞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八小时工作制在世界上首次以一国一般法的形式公布。1919年,刚成立不久的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第一号公约,规定工业、工厂的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8小时,每周不得超过48小时。

然而,到2019年,八小时工作制似乎仍远未实现,加班反而被包装成一种态度、一种情怀、一种福报、一种实现自身价值与理想的手段和途径。为何生产力越发展,技术越进步,我们的劳动时间反而越来越长?过劳状态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有些人越忙越穷,越穷越忙?当我们好不容易不用工作,进入休息状态时,为何仍然感到劳累?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在下面这份书单中,我们试图为上述这些问题提供一些可能的解答方向。

被动过劳与主动过劳

太阳底下无新事。过劳作为全球范围内劳动者面临的重要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早在15年前,日本学者森冈孝二就在其著作《过劳时代》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如今回看,这本书中提到的观点仍然极具启发性。

森冈孝二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全世界范围内的劳动时间缩短趋势已经停止,过劳再次成为引发关注的社会问题。美国、英国、日本、中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劳现象,全世界进入一种新的“过劳时代”。森冈孝二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四大变化导致了这种全球过劳现象。

首先是全球资本主义。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发展中国家被卷入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的竞争,而发达国家则掀起了史无前例的产业重组浪潮。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也加剧了国内产业空心化现象,同时也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员工放在了同一竞争尺度上。以日本为例,日本国内的日企员工不得不与中国等其他国家的日期员工进行竞争。由于这些国家的日企工资低廉、员工工作时间长,日本国内的企业员工也被迫下调了工资并延长工作时间。

其次是信息资本主义。电脑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以时间为核心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工作速度显著加快,工作量也逐渐增加。尽管信息通信技术带来了新的专业性、技术性职业,却也使得许多工作沦为简单化的、程式化的操作。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正式员工被非正式员工取代,雇佣关系愈发不稳定。与此同时,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等技术的发展模糊了私人时间与工作时间的界线。即便下班回家,工作也如影随形,这在客观上延长了工作时间,对过劳现象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第三是消费资本主义。在如今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或者通过消费竞争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必须得到更高的收入。这样一来,他们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劳动强度。与此同时,24小时便利店和快递服务的盛行,改变了消费者的需求结构,经济活动的24小时化也成为了导致过劳的新元素。

最后则是自由职业者资本主义,也即以非正式员工为主要劳动力的资本主义。作者将“自由职业者”定义为除学生和家庭主妇之外年轻的(15-34岁)兼职员工、小时工(包括派遣工)以及有劳动意愿的无业人员,这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种雇佣模式。虽然在这种劳动模式下,劳动者不再面对工作时间标准化的管控,但工作时间个人化——即放松对雇主和劳务的种种限制,实现雇用形式的多样化——也极容易造成“自发性过劳”。

《过劳时代》
[日]森冈孝二 著 米彦军 译
新经典文化·新星出版社 2019年1月

越忙越穷,越穷越忙?

在有关996的讨论愈演愈烈之前,一则与环卫工人相关的新闻也流传甚广。该新闻指出,南京建邺区的环卫工人们被派发智能手环。佩戴手环后,一旦他们在原地不动超过20分钟,手环就会自动发出语音提醒:“短暂的休息之后,继续努力工作吧,加油!”

这则新闻让我们把注意力投向了广大底层劳动者,在公众话语中,他们长时间处于失语状态。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和精力,像经常被调侃为“码农”的程序员一样在虚拟空间发起一场带有乌托邦意味的反抗运动。

为何越忙越穷,越穷越忙?美国记者、普利策奖得主戴维·希普勒在其著作《穷忙》中,结合大量对于美国底层穷人的走访与观察,揭示出了作为一种系统性问题的贫穷,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看不见的和被遗忘的美国。

在美国——这个宣扬“劳动致富”的国家,这个信仰美国梦,认为即便是出身最贫寒的人也能过上幸福生活的国家——贫穷似乎是一种原罪。在这种主张个体奋斗发家致富的叙事中,穷人工资低被归咎于他们自身的错误,即工资低说明个体的劳动价值低。

同时联邦福利改革对福利受益者提出了强制工作要求和时间限制。这一举措反过来让成千上万人陷入不利境地。支持改革者认为在福利改革的推动下,人们将不再依赖政府坐以待毙,而是过上积极向上、充满挑战的职场生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更多的人仍然在贫困的边缘挣扎。不光是收入的问题,这还涉及医疗服务、居住社区、孩子的学校资源等一系列系统性问题。

《穷忙》
[美]希普勒 著 陈丽丽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年1月

本书作者认为,在看待美国“穷忙族”的问题上,纯粹的个体视角(认为贫穷是个体的原罪)和社会视角(认为贫穷是结构性力量所致)都有失偏颇。作者在书中所描绘的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处在个人与社会责任的两极之间,每个个体的生活都是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产物。

无独有偶,在日本经济学会会长橘木俊诏的著作《格差社会》中,他也谈到了日本阶级固化、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状。他用详实的数据勾勒出日本年轻人失业、女性贫困、老年人老无所依的现状,直指日本高国民收入和高消费水平背后的阴影——大量失业和流浪人员、阶层固化和不平等、逐渐缩小的社会保障网,以及生活在其中的弱势群体。

《格差社会》
[日]橘木俊诏 著 丁曼 译
新星出版社 2019年1月

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对贫穷展开了论述。在鲍曼看来,当曾经生产者居多的社会转变为消费者居多的社会,穷人有了全新的意义。曾经成为穷人意味着失业,而如今,它的意义来自于有缺陷的消费者困境——即历史上的贫穷是一种物质上的匮乏,但在精神上仍然是平等的;进入消费社会,穷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平等都被剥夺,穷人的尊严受到破坏。在鲍曼看来,“新穷人”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剥夺和身体的灾难,还是一种心理境况。贫穷意味着被排斥在正常生活之外,这必然导致穷人的耻辱感和内疚感。同时,贫穷也意味着无力追求既定社会中的幸福生活。这样一来,穷人将永远处于社会底层,并无法团结起来对抗上层阶级。

《工作、消费、新穷人》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仇子明、李兰 译
三辉图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10年6月

睡眠是我们最后的稻草吗?

更进一步说,当我们不工作的时候,我们又真正得到了休息吗?在进入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后,我们所有的休闲、娱乐、消遣甚至睡眠是否都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从而进入了一种全面的、彻底的过劳以及被透支的状态?

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一书中,作者乔纳森·克拉里以睡眠为切入点,考察了21世纪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对于个体生活和生命的裹挟与吞噬。人需要睡眠来修正和调节自身。以北美为例,20世纪初的人每天要睡10个小时,上一代人睡8个小时,而如今北美成年人平均每晚睡大约6.5小时。日益缩短的睡眠时间在提醒我们,这可能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阴谋”。由于睡眠本质上不能带来效益,也会给生产、流通和消费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睡眠与24/7无眠无休的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冲突的。而资本主义的目标,便是努力消除睡眠这一障碍。当然,睡眠不可能完全被消灭,但它却可以被破坏、被剥夺。同时,对于良好睡眠的追求也成功地被商品化,变成需要通过消费(安眠药)来购买的一种奢侈品。

然而,整个恶性循环里也并非没有希望。正如《24/7》一书译后记所言,在作者克拉里的构想中,睡眠是唯一可以对24/7式无孔不入的资本主义构成抵抗作用的力量,而这种抵抗力量就来自我们的身体内部。睡眠作为一种基本的生命需求,无法完全被资本主义吸纳,它的脆弱性恰恰蕴藏着一种建构共同体的可能。虽然这种可能充满着乌托邦式的、过度浪漫化的、如梦境般的美好幻想,但它至少带来了一丝希望。

《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
[美]乔纳森·克拉里 著 许多、沈清 译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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