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300年前，1719年4月，《鲁滨逊漂流记》出版了。考虑到英国正在经历的国家性的精神崩溃，这种文学纪念日可能很容易被忽视，但是杰克·鲁滨逊（Jack Robinson，为避免混淆，下文统称为杰克）一直记着他的这位同名者的生日。在著作《早安，克鲁索先生》中，他以报复的方式庆祝它的生日，并要求笛福的这部小说为我们目前陷入的混乱负责。

对笛福的同时代人而言，《鲁滨逊漂流记》是一篇关于在经济活动保持虔诚正直的寓言。对19世纪而言，它成了一项对浪漫派唯我论的研究：法国诗人兰波创造了一个动词，说他那疯狂的心在世界各地“漂流”（robinsoned）。在20世纪，它警告文明人向野蛮状态的退化。在米歇尔·图尼埃的小说《星期五》中，这位漂流者给自己涂上泥巴，仪式性地拢起泥土，把他的阴茎插入了长满苔藓的缝隙中。

此外，笛福的这位冷酷英雄，是否通过专注于单调的日常体力劳动来挺过磨练了呢？战后的一位批评家钦佩他的忍耐力，并说《鲁宾逊漂流记》是少数几本对奥斯威辛幸存者而言可以提供某些东西的书之一。杰克·鲁滨逊——查尔斯·博伊尔的滑稽别名，机智风趣的出版业叛逃者——对一个很快就成了神话的故事所经历的富有想象力的来世并不感兴趣。他认为笛福的小说是“无聊的东西”，并对它被提升至“英国文学的神圣地位”保持质疑。对他来说，重要的是《鲁滨逊漂流记》所产生的邪恶影响——它的仇外宣传和它对大英帝国妄想的迎合。

忘记荒岛是自我的象征，或者说，鲁滨逊的孤独是理智的恐怖考验：杰克认为，这本书是一个奴隶贩子写的，它既是南海“潜在投资者的计划书”，也是殖民者征服荒野需要的动手技能手册。1903年，学校里的一位督学鼓吹这部小说的教育价值，宣称“没有什么——哪怕是足球——比鲁滨逊·克鲁索的精神更能维护和拓展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统治”。“统治”在那时候是“殖民”的同义词。足球，借由像汤米·鲁滨逊召集起的流氓团伙，在其他意义上也可以变成法西斯主义。

这些之前其实早已被探讨过了。此处的新意在于，杰克选择用鲁滨逊来分析我们称之为“脱欧”的自我残害的疯狂行为。正如他的分析，这本小说具有这场脱离运动所展现出的所有狭隘的精神前提。鲁滨逊幻想自己是这一块微不足道的领土的君主，尽管他的唯一领导对象就是被奴役的星期五。“主权”对他来说是一种神秘的价值，对雅各布·里斯-莫格（注：英国保守党内“硬脱欧”派系领袖）这样的返祖守旧者来说也是如此。海滩上的外族人脚印让克鲁索感到震惊，因为这宣布他的王国即将被移民包围，很可能是不同种族的移民。他的恐慌是虚伪的，因为他自己的父亲是“一位来自不来梅（注：德国城市）的外国人”，他的姓氏是由德国姓氏Kreutznaer修改而来的，这让鲁滨逊想到，代表“小英格兰人”夸夸其谈、大声聒噪的蠢胖子，正是在外国受洗的亚历山大·鲍里斯·德·普费费尔·约翰逊。

鲁滨逊坚定的盎格鲁-撒克逊身份是虚构的，这本不牢靠的小说解释了他对他人的极度不信任。杰克最敏锐的一种感觉是，这个专制的人有一种“四面楚歌的感觉”，这是“他权力意识的反面”。他因此患上了令人悚然的妄想症：花费数年加固栅栏，以阻挡假想中的敌人，在一栋墙上费时费力，简直就是特朗普式的幻想。

2014年，戴维·卡梅伦为《星期日邮报》撰写了一篇关于《自由大宪章》的爱国社论，他在文章中辩称，自由、足球、鱼和薯条是“让英国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个短语通过将独特性等同于孤立性的方式让人联想起笛福来。

随后，在召集了2016年公投并为自己对公投后果的处理展开辩解之后，卡梅伦隐居到了一座“双面玻璃、羊毛隔热、用Farrow and Ball油漆喷涂的‘牧羊人小屋’”中，去撰写一本为自我辩解的回忆录——克鲁索简陋的小屋也配有昂贵的现代装饰。

笛福在出版《鲁宾逊漂流记》之后开始了他所谓的“大不列颠全岛”之旅。尽管他把锡利群岛斥为无关紧要的“赘生物”，却将其余的脆弱陆地描述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堡垒，“一个由大自然形成的坚固的岩石，用来抵御海洋不可抗拒的力量。”作为证据，他指出罗马将军阿古利可拉只是在第七次尝试时征服了英国。

英国退出欧盟向我们展示了这种狭隘世界观的持久性，欧盟官员取代了罗马军团、西班牙无敌舰队和德国空军，成为域外威胁。我们都被困在鲁滨逊的岛上，我们自命的领导人似乎决心确保我们永远不会获救。

（翻译：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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