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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巴黎死而无憾:苏联如何通过文艺作品来想象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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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巴黎死而无憾:苏联如何通过文艺作品来想象西方?

在与西方文艺作品的接触中,苏联人得以重新审视自我。

图片来源:Hulton Archive / Getty Images / The New Republic

1959年9月,应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苏联最高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开始了他为期12天的美国之行,他也成为了第一个正式访问美国的苏联领导人。在赫鲁晓夫访美期间,他参观了德梅因的一家肉类加工厂,在那里他品尝了热狗(看起来他很喜欢热狗)。赫鲁晓夫还访问了位于圣何塞的IBM公司,但相较于那里的电脑设备,他对于自助餐厅显然更加感兴趣。赫鲁晓夫还提出想去洛杉矶看一看,因为他的孩子们想去逛逛迪士尼乐园。

不过,赫鲁晓夫后来的好莱坞之旅并非一帆风顺。当时,二十世纪福斯的总裁斯派罗斯·斯库拉斯(Spyros Skouras)利用赫鲁晓夫的这次到访为即将推出的音乐剧《康康舞》造势,他邀请赫鲁晓夫到片场参观,并且与好莱坞女星雪莉·麦克雷恩(Shirley MacLaine)合影,雪莉甚至还用俄语跟他打了招呼。在随后的欢迎宴会上,几乎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一睹赫鲁晓夫的风采(不过有些人,尤其是当时演员工会的主席罗纳德·里根,拒绝了赴宴的邀请)。在“好莱坞黑名单”事件即将淡出视野的那几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许多好莱坞明星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被列入“好莱坞黑名单”,最终结束了他们的职业生涯),一张和苏联领导人的合影实际上没多大的负面影响,但可比绯闻能制造的话题度要多得多。出席欢迎宴会的好莱坞明星有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弗兰克·辛纳特拉(Frank Sinatra)、莎莎·嘉宝(Zsa Zsa Gábor)、艾迪·费舍(Eddie Fisher)及其前妻黛比·雷诺斯(Debbie Reynolds),当然还有最重要的——玛丽莲·梦露。梦露起初不愿意来,但后来工作室的老板告诉她,“在苏联,可口可乐和玛丽莲·梦露就意味着美国,”她便欣然同意了。

赫鲁晓夫容忍了喧嚣的媒体,但美国最后一刻对于他行程的变更,让他暴露了那出了名的暴脾气。当赫鲁晓夫登台向诸位好莱坞的大明星们致辞的时候,简直怒不可遏。赫鲁晓夫的失望溢于言表,他刚刚知晓,迪士尼之旅因为安全原因被取消了。“那里是爆发霍乱了还是怎么的?”他气冲冲地说,还愤怒地挥着手。这些好莱坞大牌明星们面面相觑,恐怕他会再次威胁要埋葬他们。

当我读到历史学家埃雷诺瑞·吉尔伯德(Eleonory Gilburd)的《看见巴黎死而无憾: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苏联》(To See Paris and Die: The Soviet Lives of Western Culture)一书时,不禁想起来赫鲁晓夫的这件轶事,想象他孩子般天真烂漫地想去迪士尼乐园看米老鼠却不得的暴怒。《看见巴黎死而无憾》一书聚焦在那段苏联历史上称之为“解冻”或者说“赫鲁晓夫解冻”的特殊时期。那时的苏联放松了审查制度,紧张的冷战局势也开始缓和。这一时期因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1954年发表的小说《解冻》而得名。《解冻》一书打破了苏联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桎梏(社会主义写实主义是当时苏联官方的文艺政策),并且公开批判了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竞赛”外交政策,意味着像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和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的西方文艺作品,突然开始大规模地涌入苏联。

《看见巴黎死而无憾》

《看见巴黎死而无憾》一书讲述了铁幕之下西方的书籍、电影和绘画等文艺作品在苏联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们是如何在苏联呈现出全新的,甚至是出人意料的诠释。对于当时苏联的年轻人来说,阅读外国文学并不一定意味着与西方结盟,而是他们将自身定义为后斯大林时期的一部分,他们属于一个新的、更加开放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看见巴黎死而无憾》就是对这些影响和变化的历史性研究。吉尔伯德追溯西方文化对苏联产生的影响,从更宏观的角度剖析这一转变历程,反过来也更加深刻地思考了西方文化在世界中的地位。

正如赫鲁晓夫饶有兴致地接触美国文化却又半信半疑一样,苏联人怀着一种颇为复杂的感情对待西方文化:心向往之却又惶恐不安,这至今仍然是俄罗斯人对待西方世界的感情。正如吉尔伯德所提及的,苏联和西方仓促步入解冻时期这一历史进程,其实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彼得大帝推动了俄罗斯帝国的西化改革,他把首都迁往毗邻欧洲的要塞,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圣彼得堡(他称之为“通往西方的窗口”)。吉尔伯德写道:“不论是俄罗斯帝国,还是社会主义苏维埃,西方世界都是其自省的工具,要么是榜样,要么是妖魔。”

就在十九世纪,沙皇俄国的“斯拉夫派”和“西化派”之间展开了一场论战,前者认为俄国的前途在于坚守斯拉夫民族自身的特色(所谓正统),而后者认为俄国应该走西方的发展道路(主要是自由主义)。吉尔伯德提醒说,这场论战中所谓的西方和欧洲很大程度上是俄国理想主义者的空想。正如十九世纪俄国哲学家乔治·费多托夫(Georgy Fedotov)所说,“统一的欧洲在涅瓦河或莫斯科河的河岸上,比在塞纳河的河岸上更加具有现实意义。”这种对于西方所谓自由或不自由的想象,是俄国对于自身发展的历史性审视。如出一辙的是,俄国对于西方艺术、文学和哲学的诠释常常是一种自我创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一书中,小说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受西方书籍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丧尽天良地犯下了一起震惊全俄的凶杀案,后来在东正教信徒的感化下投案自首。

在斯大林时期,艺术、文学和电影中的民族主义是苏联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大林痛恨“无根的世界主义”,他这种反犹太思想既质疑了苏联犹太人的爱国主义,还把阅读外国文学和背叛祖国画上了等号。在那时许多流行的西方文艺作品都停止出版(尽管斯大林本人还在私人书房里饶有兴致地欣赏着约翰·韦恩的电影)。吉尔伯德在《看见巴黎死而无憾》中写道,对于俄国人来说,西方与其说是一个地方,不如说是一个象征。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通过观看费德里柯·费里尼的电影、阅读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小说,来欢庆他们新近得来的自由。

当时苏联围绕欧内斯特·海明威作品而兴起的阅读热潮,或许是一则最好的例证。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海明威的著名小说《永别了,武器》《太阳照常升起》《丧钟为谁而鸣》等就通过了苏联的审查。吉尔伯德解释说,“但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解冻时期,苏联人才开始阅读海明威,并把海明威的书视作新世代的经典。” 吉尔伯德称《丧钟为谁而鸣》的俄文译本“给苏联带来了相当大的文学冲击”, 这本书被重新塑造成反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压迫的象征。《丧钟为谁而鸣》引发了人们对战争中的杀戮与道德的讨论,甚至开始思考西班牙内战中的左翼联盟(在苏联已经被传奇化的),这成为了一种表达个人思想自由和独立的方式。海明威公开批判某些共产主义者,但并没有否定共产主义,这让《丧钟为谁而鸣》对于苏联的新一代年轻人来说特别有吸引力。

海明威

在解冻时期,渴望接触西方文学作品的苏联读者其实并不是反共的。诚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深受苏联评论家和读者的喜爱,不过他们从书中看到的是,主角霍尔顿·考尔菲德(Holden Caulfield)对 “骗子”遍地的美国的不屑一顾,以及对于“一切都能用金钱来衡量”的美国文化的控诉。对于苏联读者,特别是经历了艺术作品要按照党的指示来解读的斯大林时代的读者,吸收西方文化,或者说误读西方文化,是一种对于自由的表达。

吉尔伯德表示,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印象派在解冻时期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1958年,爱伦堡发表了一篇名为《印象派》的文章试图为法国印象派艺术家平反,他认为印象派因其令人困惑的艺术风格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艺术是不对的。印象派有一句名言是:视觉是完全主观的东西,这种艺术追求似乎与严苛要求艺术要具有明确党派意义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背道而驰。吉尔伯德认为,“内涵多样”的印象派处在一个“人们对于拥有明确答案、正确诠释的百科全书式权威的信仰逐渐衰落”的年代。

解冻时期的到来,也伴随着美苏双方的战略性政策。譬如,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就赞助左翼杂志鼓吹抽象表现主义,以确保美式文化的主流地位,并且营造了一种西方文化对抗苏联专制政权的形象。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和电影产业贸易协议是这些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吉尔伯德解释说,苏联希望西方人看到他们在电影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不仅是为了“宣传革命”,而且是为了宣称“苏联电影的优势地位”。

1959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便带着这样的使命创立了。1957年,苏联电影《雁南飞》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金棕榈奖,这给了苏联文化部门极大的信心,他们急于向全世界证明共产主义国家的艺术成就。时至今日仍在举办的莫斯科电影节,其成立的初衷便是像戛纳电影节一样,只是没有“海滩”之类资产阶级的装饰。事实上,像索契和雅尔塔这样温暖的沿海城市作为电影节的举办地都被否决了,正如吉尔伯德所说,因为“这两个城市都提供了太多薄汗轻衣的机会”。在全盛时期,莫斯科电影节吸引了诸如伊丽莎白·泰勒和索菲亚·罗兰(Sophia Loren)这样的超级明星,后者曾凭借在《意大利式结婚》中扮演的女主角获得了多个奖项。

《看见巴黎死而无憾》一书让我们得以一窥苏联在文化记忆中常常被忽略的一面:它那特殊的国际定位。尽管边境基本上是封闭的,但苏联在建国之初就对世界各地的人们发出了邀请。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苏联便是人们寻求建设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公正的世界的一座灯塔。1932年,美国左翼诗人朗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准备坐船前往苏联,他在电报中写道,“抓住那艘船,因它便是我的方舟。” 当然,解冻时期的国际交流不同以往。美国人不是再次带来了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紧缩政策的心酸往事,而是代表着享受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舒适现代生活。

《看见巴黎死而无憾》着眼于那些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并没有因所谓西方的诱惑而背叛祖国的苏联人,恰恰相反,这给了他们一个重新认识和建设苏联的理由。吉尔伯德表示,在苏联,西方文艺在本质上与西方本身无关。西方文艺是他们讨论主体性、表达自由以及个人身份和国家社会关系的一面镜子。从这个角度看,《看见巴黎死而无憾》更深刻地展现了我们在解读外国作品时所应采取的态度:我们是应该学习他人的生存之道,还是在寻求重新定义自我存在的方式? 解冻时期的苏联,应该更接近于后者。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值得庆贺的,西方文艺作品在苏联被自由地诠释或曲解。

本文作者Jennifer Wilson是一位作家,她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了俄国文学的博士学位。

(翻译:张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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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共和

原标题:How To Think Freely In their encounters with Western art, Soviet audiences found ways to reimagine themselves.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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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巴黎死而无憾:苏联如何通过文艺作品来想象西方?

在与西方文艺作品的接触中,苏联人得以重新审视自我。

图片来源:Hulton Archive / Getty Images / The New Republic

1959年9月,应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苏联最高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开始了他为期12天的美国之行,他也成为了第一个正式访问美国的苏联领导人。在赫鲁晓夫访美期间,他参观了德梅因的一家肉类加工厂,在那里他品尝了热狗(看起来他很喜欢热狗)。赫鲁晓夫还访问了位于圣何塞的IBM公司,但相较于那里的电脑设备,他对于自助餐厅显然更加感兴趣。赫鲁晓夫还提出想去洛杉矶看一看,因为他的孩子们想去逛逛迪士尼乐园。

不过,赫鲁晓夫后来的好莱坞之旅并非一帆风顺。当时,二十世纪福斯的总裁斯派罗斯·斯库拉斯(Spyros Skouras)利用赫鲁晓夫的这次到访为即将推出的音乐剧《康康舞》造势,他邀请赫鲁晓夫到片场参观,并且与好莱坞女星雪莉·麦克雷恩(Shirley MacLaine)合影,雪莉甚至还用俄语跟他打了招呼。在随后的欢迎宴会上,几乎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一睹赫鲁晓夫的风采(不过有些人,尤其是当时演员工会的主席罗纳德·里根,拒绝了赴宴的邀请)。在“好莱坞黑名单”事件即将淡出视野的那几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许多好莱坞明星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被列入“好莱坞黑名单”,最终结束了他们的职业生涯),一张和苏联领导人的合影实际上没多大的负面影响,但可比绯闻能制造的话题度要多得多。出席欢迎宴会的好莱坞明星有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弗兰克·辛纳特拉(Frank Sinatra)、莎莎·嘉宝(Zsa Zsa Gábor)、艾迪·费舍(Eddie Fisher)及其前妻黛比·雷诺斯(Debbie Reynolds),当然还有最重要的——玛丽莲·梦露。梦露起初不愿意来,但后来工作室的老板告诉她,“在苏联,可口可乐和玛丽莲·梦露就意味着美国,”她便欣然同意了。

赫鲁晓夫容忍了喧嚣的媒体,但美国最后一刻对于他行程的变更,让他暴露了那出了名的暴脾气。当赫鲁晓夫登台向诸位好莱坞的大明星们致辞的时候,简直怒不可遏。赫鲁晓夫的失望溢于言表,他刚刚知晓,迪士尼之旅因为安全原因被取消了。“那里是爆发霍乱了还是怎么的?”他气冲冲地说,还愤怒地挥着手。这些好莱坞大牌明星们面面相觑,恐怕他会再次威胁要埋葬他们。

当我读到历史学家埃雷诺瑞·吉尔伯德(Eleonory Gilburd)的《看见巴黎死而无憾: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苏联》(To See Paris and Die: The Soviet Lives of Western Culture)一书时,不禁想起来赫鲁晓夫的这件轶事,想象他孩子般天真烂漫地想去迪士尼乐园看米老鼠却不得的暴怒。《看见巴黎死而无憾》一书聚焦在那段苏联历史上称之为“解冻”或者说“赫鲁晓夫解冻”的特殊时期。那时的苏联放松了审查制度,紧张的冷战局势也开始缓和。这一时期因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1954年发表的小说《解冻》而得名。《解冻》一书打破了苏联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桎梏(社会主义写实主义是当时苏联官方的文艺政策),并且公开批判了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竞赛”外交政策,意味着像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和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的西方文艺作品,突然开始大规模地涌入苏联。

《看见巴黎死而无憾》

《看见巴黎死而无憾》一书讲述了铁幕之下西方的书籍、电影和绘画等文艺作品在苏联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们是如何在苏联呈现出全新的,甚至是出人意料的诠释。对于当时苏联的年轻人来说,阅读外国文学并不一定意味着与西方结盟,而是他们将自身定义为后斯大林时期的一部分,他们属于一个新的、更加开放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看见巴黎死而无憾》就是对这些影响和变化的历史性研究。吉尔伯德追溯西方文化对苏联产生的影响,从更宏观的角度剖析这一转变历程,反过来也更加深刻地思考了西方文化在世界中的地位。

正如赫鲁晓夫饶有兴致地接触美国文化却又半信半疑一样,苏联人怀着一种颇为复杂的感情对待西方文化:心向往之却又惶恐不安,这至今仍然是俄罗斯人对待西方世界的感情。正如吉尔伯德所提及的,苏联和西方仓促步入解冻时期这一历史进程,其实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彼得大帝推动了俄罗斯帝国的西化改革,他把首都迁往毗邻欧洲的要塞,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圣彼得堡(他称之为“通往西方的窗口”)。吉尔伯德写道:“不论是俄罗斯帝国,还是社会主义苏维埃,西方世界都是其自省的工具,要么是榜样,要么是妖魔。”

就在十九世纪,沙皇俄国的“斯拉夫派”和“西化派”之间展开了一场论战,前者认为俄国的前途在于坚守斯拉夫民族自身的特色(所谓正统),而后者认为俄国应该走西方的发展道路(主要是自由主义)。吉尔伯德提醒说,这场论战中所谓的西方和欧洲很大程度上是俄国理想主义者的空想。正如十九世纪俄国哲学家乔治·费多托夫(Georgy Fedotov)所说,“统一的欧洲在涅瓦河或莫斯科河的河岸上,比在塞纳河的河岸上更加具有现实意义。”这种对于西方所谓自由或不自由的想象,是俄国对于自身发展的历史性审视。如出一辙的是,俄国对于西方艺术、文学和哲学的诠释常常是一种自我创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一书中,小说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受西方书籍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丧尽天良地犯下了一起震惊全俄的凶杀案,后来在东正教信徒的感化下投案自首。

在斯大林时期,艺术、文学和电影中的民族主义是苏联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大林痛恨“无根的世界主义”,他这种反犹太思想既质疑了苏联犹太人的爱国主义,还把阅读外国文学和背叛祖国画上了等号。在那时许多流行的西方文艺作品都停止出版(尽管斯大林本人还在私人书房里饶有兴致地欣赏着约翰·韦恩的电影)。吉尔伯德在《看见巴黎死而无憾》中写道,对于俄国人来说,西方与其说是一个地方,不如说是一个象征。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通过观看费德里柯·费里尼的电影、阅读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小说,来欢庆他们新近得来的自由。

当时苏联围绕欧内斯特·海明威作品而兴起的阅读热潮,或许是一则最好的例证。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海明威的著名小说《永别了,武器》《太阳照常升起》《丧钟为谁而鸣》等就通过了苏联的审查。吉尔伯德解释说,“但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解冻时期,苏联人才开始阅读海明威,并把海明威的书视作新世代的经典。” 吉尔伯德称《丧钟为谁而鸣》的俄文译本“给苏联带来了相当大的文学冲击”, 这本书被重新塑造成反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压迫的象征。《丧钟为谁而鸣》引发了人们对战争中的杀戮与道德的讨论,甚至开始思考西班牙内战中的左翼联盟(在苏联已经被传奇化的),这成为了一种表达个人思想自由和独立的方式。海明威公开批判某些共产主义者,但并没有否定共产主义,这让《丧钟为谁而鸣》对于苏联的新一代年轻人来说特别有吸引力。

海明威

在解冻时期,渴望接触西方文学作品的苏联读者其实并不是反共的。诚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深受苏联评论家和读者的喜爱,不过他们从书中看到的是,主角霍尔顿·考尔菲德(Holden Caulfield)对 “骗子”遍地的美国的不屑一顾,以及对于“一切都能用金钱来衡量”的美国文化的控诉。对于苏联读者,特别是经历了艺术作品要按照党的指示来解读的斯大林时代的读者,吸收西方文化,或者说误读西方文化,是一种对于自由的表达。

吉尔伯德表示,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印象派在解冻时期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1958年,爱伦堡发表了一篇名为《印象派》的文章试图为法国印象派艺术家平反,他认为印象派因其令人困惑的艺术风格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艺术是不对的。印象派有一句名言是:视觉是完全主观的东西,这种艺术追求似乎与严苛要求艺术要具有明确党派意义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背道而驰。吉尔伯德认为,“内涵多样”的印象派处在一个“人们对于拥有明确答案、正确诠释的百科全书式权威的信仰逐渐衰落”的年代。

解冻时期的到来,也伴随着美苏双方的战略性政策。譬如,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就赞助左翼杂志鼓吹抽象表现主义,以确保美式文化的主流地位,并且营造了一种西方文化对抗苏联专制政权的形象。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和电影产业贸易协议是这些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吉尔伯德解释说,苏联希望西方人看到他们在电影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不仅是为了“宣传革命”,而且是为了宣称“苏联电影的优势地位”。

1959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便带着这样的使命创立了。1957年,苏联电影《雁南飞》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金棕榈奖,这给了苏联文化部门极大的信心,他们急于向全世界证明共产主义国家的艺术成就。时至今日仍在举办的莫斯科电影节,其成立的初衷便是像戛纳电影节一样,只是没有“海滩”之类资产阶级的装饰。事实上,像索契和雅尔塔这样温暖的沿海城市作为电影节的举办地都被否决了,正如吉尔伯德所说,因为“这两个城市都提供了太多薄汗轻衣的机会”。在全盛时期,莫斯科电影节吸引了诸如伊丽莎白·泰勒和索菲亚·罗兰(Sophia Loren)这样的超级明星,后者曾凭借在《意大利式结婚》中扮演的女主角获得了多个奖项。

《看见巴黎死而无憾》一书让我们得以一窥苏联在文化记忆中常常被忽略的一面:它那特殊的国际定位。尽管边境基本上是封闭的,但苏联在建国之初就对世界各地的人们发出了邀请。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苏联便是人们寻求建设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公正的世界的一座灯塔。1932年,美国左翼诗人朗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准备坐船前往苏联,他在电报中写道,“抓住那艘船,因它便是我的方舟。” 当然,解冻时期的国际交流不同以往。美国人不是再次带来了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紧缩政策的心酸往事,而是代表着享受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舒适现代生活。

《看见巴黎死而无憾》着眼于那些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并没有因所谓西方的诱惑而背叛祖国的苏联人,恰恰相反,这给了他们一个重新认识和建设苏联的理由。吉尔伯德表示,在苏联,西方文艺在本质上与西方本身无关。西方文艺是他们讨论主体性、表达自由以及个人身份和国家社会关系的一面镜子。从这个角度看,《看见巴黎死而无憾》更深刻地展现了我们在解读外国作品时所应采取的态度:我们是应该学习他人的生存之道,还是在寻求重新定义自我存在的方式? 解冻时期的苏联,应该更接近于后者。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值得庆贺的,西方文艺作品在苏联被自由地诠释或曲解。

本文作者Jennifer Wilson是一位作家,她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了俄国文学的博士学位。

(翻译:张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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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共和

原标题:How To Think Freely In their encounters with Western art, Soviet audiences found ways to reimagine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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