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勒报告出炉之后，特朗普总统称其证明他“完全无罪”，但我们不必相信他的话。罗伯特·穆勒针对特朗普团队是否串通俄罗斯干预了总统大选、是否有合谋和阻碍司法等行为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自由解读他的报告。但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提交的删减报告及四页总结，却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公众对报告的讨论。

社会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贝尔（Christopher Bail）在《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表示，政府在引领语言意义阐释、解读现实和公众讨论等问题上有毋庸置疑的强大力量。

架构的社会含义

如今人们对从公司到政府的大机构越来越不相信，我们对架构一个叙事框架（frame，framing在社会学、语言学上通常称为“框架”“架构”“框定”等，本文根据上下文和方便读者理解译为“话术”“设计”“建构”等——译者注）的社会含义越来越了解，我们把这种行为称为“胡编乱造”（spin），“含糊其辞模棱两可”（doublespeak），“宣传”（propaganda）或者“鬼扯”（bullshit）。架构会影响听者对现实的认识，通过修辞或语言手段来左右我们。更重要的是，某种说法并非因为是中性客观的而自发得到民众认可。我们真要那么想就太单纯了，但很多人确实这么认为。在贝尔的眼里，政府在架构某种叙事框架时，是刻意打造了两层现实——一层是为了公众理解的前台呈现，一层是在后台秘密的集体协同。这才构成了我们眼里的现实。

也许很少有人明白，就语言本身而言，说话并非像很多人想的那样“透明无添加”。事实上，所言并非所想，我们天然地就会设计语言、选择语言去反映我们看世界的方式，这种行为有时甚至是无意识的。语言的使用并非中性的，很多时候可以故意骗人。即使暗中删减也无法隐藏所有信息，因为我们有时候可以根据上下文推断。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能从字词里得出实在含义，或者我们使用的语言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但实际上，这不是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语言的使用关乎人际关系以及建立在相互了解对方之上的能力——这种能力意味着创造某种现实的假象，让他人相信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过滤掉意义或者与现实脱离的语言可以成为谎言。而只要使用正确的说法，有时候只是提及字面意思，我们就可以让一些人相信原本并非如此的事情。

“字面真理”(literal truth)

对语言学家德怀特·鲍林格（Dwight Bolinger）而言，“字面真理——比如人们在法庭作证时发誓说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也可以作为借口。”他举例：“所有真理概念中最隐匿阴险的就是字面真理。石油行业广告里说，没有什么的热量比石油燃烧产生的热量低（no heat costs less than oil heat），字面上来说是对的，因为没有热量（no heat）就意味着什么都不会产生。”能看明白这种文字游戏的人会换一种取暖方式。但是声称自己没有撒谎而只是讲述了字面真相，其实在伦理上是空洞的，是故意含糊其辞——某些律师就精于此道。

说穆勒团队没有找到勾结的证据，字面上确实没问题，因为他们调查的不是勾结（collusion），而是更难以证明的、可能构成罪行的阴谋（conspiracy）。勾结和阴谋可能相关，但不是一回事。但是，特朗普政府的话术诱导了媒体评论，还成功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概念：一个是穆勒没有找到确凿证据证明特朗普团队与俄罗斯合谋，一个是特朗普所谓的“没有勾结”。但没有发现某种事情与这种事情不存在其实是两码事（在你找不到房门钥匙或者钱包时，你一定希望如此）。

巴尔对特朗普的全力辩护集中在语言上，而不是否认相应的行为证据。这是对语言的跳跃式阐释，缺乏实际意义、伦理以及事实和证据。巴尔脱离上下文对穆勒的文字进行编辑，有时候还在言辞上故意跳脱，让人感觉穆勒的意见和他一致。他还辩护称自己有权这么做，因为一旦报告发布，这就是他的“孩子”。 在媒体焦急等待报告进行报道的关键时刻，巴尔把精确的法律语言随意转换成大众能够明白的口语化语言，从而操控、设计关于此事的讨论。媒体放大了巴尔的说辞，而且由于他们无法接触到完整报告导致产生了混乱的观点。看起来巴尔的诡计确实成功了，不过有些人还是能看清背后的推手以及巴尔阐释中的漏洞。这是因为，巴尔是与一部分民众直接对话的，这些人原本就同意他的观点。一则坏消息，只要精心重新设计语言，能够让支持者明白、满意即可，而不需要说服反对者。

这对律师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律师就是这样说服人们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的，也就是操控语言。语言学家罗伯特·舒伊（Robert Shuy）讨论过一个目击者回忆的研究，目击者被要求观看一段撞车的影像。律师的提问分两种描述方式：“两车猛撞时，你看起来车开得有多快呢？”（About how fast were the cars going when they smashed into eachother?）和“两车相撞时，你看起来车开得有多快呢？”（About how fast were the cars going when they hit each other?）。被问及第一个问题的人回答的车速比后者高得多。一周后，被问及第一个问题的人回答看到破碎玻璃的人数是第二组的两倍，尽管影像中根本没有破碎玻璃。因此律师使用的语言可以对人们的认识和记忆产生很大的影响。

语言游戏

法律越来越成为语言的游戏。法律相关的语言需要精确的定义和阐释，这样人们才能判定法律是否被公正使用。但人们如何理解法律语言也很重要。不像填字游戏玩玩而已，法律界人士在语言上的决定可以导致人们受罚、关押甚至处死，当然也可以让人逃脱罪行。

一些法律专家和语言学家指出，尽管与语言的关系紧密到可以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很多律师和法官对语言知之甚少。法律语言研究者爱德华·法恩根（Edward Finegan）曾经警告，法官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只翻翻字典就判定案件，或者精心挑选符合他们目的的释义。

一个例子是1998年的马斯卡列罗诉美国案（Muscarello v. United States）。法律规定，任何人使用或携带（carry）武器的同时（亲自）兜售毒品将增加五年监禁。被告马斯卡列罗拥有武器，但没有使用，而是装在他的卡车前排杂物盒里。但这也被解释为“携带”武器，因为法官在一本词典里看到“carry”一词的第一项释义是通过交通工具“运输”（transporting）。

不是所有法官都明白，词典不是一成不变的权威，而是由人编写的。人无完人，词典编撰者虽不至于携带致命的文字武器，但至少也带着他们的动机和想法。寻求词典的权威来判定一个案例会使法官免除自己的道德责任。词典的词条也可以设计。词语及其意思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因此法官查阅何种版本、何种类型的词典很重要。词语的意思可以按照不同方式编排，因此我们不应断定词典列出的第一项释义就是该词最基本的意思。不考虑上下文就随机找出一个定义，这也不能作为证据。这些都是词典非常简单、显而易见的特点，但是在法律应用中经常被忽视，而对法律语言的解释最需要认真仔细、合乎伦理的考量。

语言伦理

在贝尔看来，对秘密协同的关键披露可以用于突然质问某种公共话语的权威性，这种话语由政府打造出来以正面讲述其自身行为和政策。而这种披露可以采取穆勒报告这样的形式，亦或是通过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urg，1971年将揭示美国对越政策中诸多谎言的绝密文件泄露给《纽约时报》等媒体——译者注）和爱德华·斯诺登这样的泄密者。政府越是试图调整他们的话语来应对新增信息以及向公众解释这些突然公开的秘密行为，他们的话术就会越来越与现实脱节，与过去的说辞产生矛盾，从而需要更多的隐瞒和欺骗行为。

如果我们对语言伦理关注不够，语言及其看上去传达的所谓真相就会被人巧妙地操纵来误导我们。只要公众允许，一个完整报告中最精确的法律语言也可能被误读。

（翻译：邱小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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