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内尔·福莱登伯格（Nell Freudenberger）感到烦恼的，莫过于时至今日仍有如此之多的女性，在选择学习科学时会遭受各种否定和阻挠。在她的最新小说《失去的和盼望的》（Lost and Wanted）中，福莱登伯格塑造了海伦的形象，她是一位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也是一位单亲母亲。在创作这本小说时，福莱登伯格因为她最亲密的朋友的离世而无比哀痛，她开始尽可能多地自学物理知识。在纽约市长大的福莱登伯格像其他许许多多的年轻女性一样，经常被灌输一种观念：女孩都“没有长出适合学习科学的大脑”。十几岁时，她有一次数学考试成绩很差，一位老师就奉劝她最好就此放弃学习数学。后来她考上了哈佛大学，本想学医，可是那时她发现自己在理科方面已经比其他人落后了很多，“我连上数学补习班都感觉跟不上。”

大学毕业后，福莱登伯格放弃了上医学院的想法，她前往亚洲旅行，并且在泰国教了一年英语。后来，她获得了写作生涯的初步成功，那时她25岁左右，在《纽约客》实习，在那里她的才华被发现，并在《纽约客》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她希望自己的两个孩子能够继续学习数学，“尤其是我的女儿，”但她也担心他们不愿意继续学习。当谈到她的新书时，她说：“当我看到一些人，尤其是女性，在社交媒体上说‘我很想读这本书，但是我又有点害怕，因为这本书看起来好像很难读懂’时，我经常感到十分心痛。我希望每个人都给自己一个读这类书籍的机会。不一定非要读我写的书，你可以读任何一本我在书后“致谢”部分列出的书目。请你拿起一本书读下去，然后向自己证明你能够读懂它，尽管有些人曾经告诉过你，你是读不懂这类书的。”

福莱登伯格指出，不幸的是，人们不只是在学校里被灌输这类有害的信息。她十分气愤地提到，去年在欧洲核子研究委员会（CERN）的一个讲座上，意大利物理学家亚历山德罗·斯特密尔（Alessandro Strumia）说，物理学实际就是“由男性发明和创建起来的，并非来自于集体智慧”，而且他还声称女性在这一领域更少获得科学杂志的引用，是因为女性大脑结构与男性的差异使她们比较不具备从事高水平研究工作的能力（发表这段言论后，斯特密尔被欧洲核子研究委员会暂停了他的学术活动）。福莱登伯格说，“这些言论似乎不值得去理会——但实际上，我们确实需要对这类观点作出回应。”就她自己的体会而言，福莱登伯格发现为写作小说《失去的和盼望的》而研究书中涉及的那些科学概念的过程是“令人兴奋不已的”，她花了很多个小时与物理学家交谈，阅读了不少有关量子纠缠态（quantum  entanglement）的论文。“物理学的世界里最美妙的事情之一，”她说，就是所有的相关文献都可以在网上找到，这些文献任何需要的人都可以阅读，而且她发现那些研究人员都“相当热情和开放，十分乐意对其他人解释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当时她对学术研究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以至于一位读过她的小说初稿的朋友不得不委婉地劝告她，在进行有关科学内容的叙述时她必须先让自己冷静下来。

福莱登伯格之前的三部小说，《幸运女孩》（Lucky Girls）、《异见者》（The Dissident）和《新婚夫妇》（The Newlyweds）都聚焦于她未成长于其中的文化，而当她在写小说《失去的和盼望的》时，对她来说，物理学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另一个国度”，给了她“那种我只有从旅行中才能获得的被升华了的体验感”。在《纽约客》上获得初步成功后，福莱登伯格的短篇小说集《幸运女孩》获得了笔会/马拉默德短篇小说奖（PEN/Malamud award），她还获得了美国古根海姆基金奖（Guggenheim fellowship）和惠廷奖（Whiting award），并于2010年入选《纽约客》“20位40岁以下最优秀小说家”榜单。在那段时间，她“并没有想过要写一本有关物理学家的小说”，最初她计划要让自己的小说更加注重“个人亲身体验”——在一个她弃之不用的早期版本，她本将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身份安排为一位小说家。“我早应该知道如果我真的那样写，那本书将会是多么无趣，”她笑着说，“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她发现，当“试图做一些过于熟悉的事情”时，她总是无法让自己保持持续的兴趣。“我想写一本关于一个对工作充满激情的女人的书，”她说，“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本书就是无法写下去。”在那份小说草稿中有一位天体物理学家，“他本来只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色，是一位男性，很像我认识的唯一一位天体物理学家。”后来她想到自己应该重新撰写这部小说，给笔下的主人公安排一个全新的职业。

福莱登伯格的出版商问过她，“你真的打算写一个如此小众的人物吗？”她回答说，“我只是尝试写我自己！”她说她想尝试写一个叙述者，这个叙述者“令她自己都感觉猜不透。当时我想到的是李昌来（Chang-RaeLee，韩裔美籍作家——译注）的《姿态人生》（A Gesture Life），或是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这些书中的人物都是在思考与感受之间存在着真实距离的人，而且他们的感受他们自己也不是十分清楚”。她并不赞成那种观点，认为科学家认识世界时与非科学家在任何基本方式上都存在不同。当她问一位物理学家，他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会因为身为一位物理学家而对某些事情存在不一样的看法时，他思考了一下后说：“嗯，我乘坐飞机的时候是不会害怕的，因为我清楚了解飞机的飞行原理。”

小说《失去的和盼望的》分为“纠缠态“（“Entanglement”）、”地心引力“（Gravity”）和“非确定性”（“Uncertainty”）三个部分，不过福莱登伯格意识到了滥用科学隐喻的危险性，她知道如她笔下的主人公一类的人是“会鄙视那种对不确定性原则不加思考地简单套用的做法——但是小说家和剧作家都喜欢不确定性原则”。尽管如此，她说，“这些概念名称似乎只是与小说人物的情感变化相吻合：例如‘纠缠态’只是对友谊的一个非常美丽的隐喻，两个黑洞的碰撞以及由此产生的引力波则与人的悲伤情感的产生过程如此相似。”在与一位物理学家进行了交谈之后，她的写作方法发生了改变。这位物理学家用含有丰富具象的语言向她解释有关黑洞的知识，他采用了“允许误差”（permissionslip）这样的暗喻。“他说：‘你知道吗，如果没有采用类比的方法，我们人类的三维大脑（three-dimensionalbrains）是无法理解这些事物的——你只需确定你所选用的是正确的类比法。”

这部小说的情感基调是悲伤的，在给书修改润色的那段时间，福莱登伯格失去了一位与她非常亲近的朋友——作曲家迈克尔·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弗里德曼刚刚40出头，他的离世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意外，福莱登伯格将她的小说献给了弗里德曼。她用分娩后的感受来形容自己失去一位挚友后最初感到的震惊，“我无法相信发生这样的事情后，还有人能够如常过着他们的日常生活。我想我一定是一种另类的生物，那种感觉令我不再感觉自己还是人类。你会觉得自己和其他那些没有经历过同样事情的人格格不入。”

在她的小说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主人公海伦去到了哈佛大学一位教授的办公室，这位教授曾经对她的一位已故朋友查理提出过一些不恰当的要求，而他的这种作法导致海伦在多年前就结束了她本来很有前途的学术生涯。这位教授温文尔雅，非常投入地与海伦讨论她那本关于黑洞的书中的一些细节，还告诉她自己对卢梭的认识，以及对现代性、爱情与道德暧昧等问题的看法。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弄明白海伦和他以前的那位学生之间的关系。

尽管福莱登伯格“当时并没有计划要写一些类似反性骚扰运动的东西”，但是令她非常感兴趣的是，人们普遍认为是一些细小而微妙的互动“使自己的生活完全偏离正轨”。据她的观察，那些明摆着的错误做法其实很少被暴露出来，而且很多人最终从事的职业与他们心中的追求完全不同，因为这些人会说，“如果那样的话，我就得请人给我写一封推荐信，而我并不想那样做。”福莱登伯格借鉴潘卡伊·米什拉（Pankaj Mishra，知名印度裔英国作家——译注）的《愤怒的时代》（Age of Anger）一书，赋予了她笔下那位教授主人公一些论点，然而，她说：“我从一个不论是个人观点还是智力方面我都非常钦佩的人那里吸取来一些东西，然后又将这些赋予了我笔下的邪恶角色，我其实非常不乐意这样做。但另一方面，我又希望我创作的这个角色能够像一名真正的教授那样，富有吸引人的理性魅力，而且又有能力证明自己持有的观点。”

“但是文学的主题本来就是情爱，教与学本来就充满了诱惑。”这类的观点往往都是由那些令人不敢恭维的教授提出，以替自己与学生的越界行为进行辩护。但是，当这种说法被人煞有介事地提出来的时候，福莱登伯格触动很深。我们都会爱上教授，男教授或女教授，不论你持何种性取向，她说。“这其实与那种观点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让你坠入爱河的其实是那个人所具有的思想。教授应该要把握好与学生相处时的度。”

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是艺术领域还是科学领域，都存在着如此之多有可能终止女性学术生涯的形形色色的障碍。福莱登伯格在她人生历程的早期就遭受过性别歧视，所有的那些隐晦的侮辱和公开的贬低都伴随着她第一次的幸运突破：“有人给我拍照，有人写介绍我的文章，我也不清楚是否因为我在照片中看起来清秀动人，我写的小说才得以发表。毕竟那时我才26岁。”然而，现在她最“心存感激”的是拥有一份令自己感觉非常充实的工作，这份工作让她可以去追逐自己的各种想法，让她的每一天都充满因为数小时写作而产生的“错位的梦幻感”，而这种感觉正是她在描述书中人物海伦从事物理学研究时产生的。福莱登伯格深知，能够拥有这一切是多么难得。

（翻译：郑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