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驳自己的作品难以卒读这件事上，菲洛普·罗斯和乔治·路易斯·博尔赫斯都败下阵来，弗吉尼亚·伍尔夫还有待追问，不过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已然成为大西洋两岸政客的最爱。 在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与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皮特·巴蒂吉、贝托·奥罗克都对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在Mumsnet2016年的问答板块中透露，《尤利西斯》一直是他最喜爱的小说。

当我在今年的布鲁姆日（6月16日，1904年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讽刺故事发生的那天）前夕与科尔宾交谈时，他回忆起在80年代初乘火车环游欧洲和北非时的第一次阅读。 “在那之前大约15年，我的一位非常要好的爱尔兰朋友就告诉我一定要读《尤利西斯》。在无尽的火车旅途中，《尤利西斯》是最完美的伴侣。”

科尔宾说，和许多人一样，起初他觉得这本书“晦涩难懂”，但后来他“不再专注于叙事，而开始欣赏片段”。当年他没有从头到尾通读这本书，这也不是他后来阅读这本书的方法，他会时不时地一头扎进某个段落里。这是科尔宾向初读者推荐的一种方法——“一次读一点，认真思考，然后继续阅读。如果你没读懂，也不要灰心。”

除了文学成就之外，科尔宾还被围绕着这本书的创作和接受的政治轶事所吸引。至于因性内容而被禁，他指出：“上层名流私下通信中肯定也全是这档子事。我都为审查人员感到可悲，他们不得不阅读并试图理解《尤利西斯》，直到发现一些他们认为冒犯性的东西。”

《尤利西斯》创作于乔伊斯离开都柏林的那一年，科尔宾认为，离开令乔伊斯的视角更加敏锐：“流亡像一面镜子，它的作用强大而剧烈。当你被流放时，你脑海中记得的几乎仍是照片般的细节。”在科尔宾的政治生涯中，他与世界各地的难民以及伊斯灵顿选区的爱尔兰大社区有着长期的联系。他记得曾见过从爱尔兰到伦敦做建筑工的老人，他们详细谈论了家乡和打算回去的地方。“他们再也没有回去过。他们一直在说‘等我回家的时候’，”科尔宾回忆道，“但我们都清楚，他们永远回不去了。”

离开爱尔兰后，乔伊斯始终对祖国的政治形势保持关注。《尤利西斯》的故事设定在都柏林政治冲突日益加剧的时期。1922年，该书首次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同年，内战爆发，那时距1916年复活节起义刚过去不久。乔伊斯在20世纪的前十年是一个活跃的社会主义者。科尔宾指出，许多参与复活节起义的民众首先是社会主义者，而不是民族主义者：“詹姆斯·康诺利是爱尔兰社会主义者的代表。”

科尔宾对《尤利西斯》的热爱是他对爱尔兰文学和历史广泛兴趣的一部分。早在读书的时候，他就深深受到塞西尔·伍德汉姆·史密斯关于饥荒的经典作品《大饥荒》的影响。后来，他读到了詹姆斯·普朗基特的《斯特鲁佩特城》，该作品以1913-1914年都柏林封锁带为背景，讲述了那个时期恐怖的贫穷。

科尔宾认为，“爱尔兰长久以来对英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梳理了从17世纪的爱尔兰起义到1893年格莱斯顿第二地方自治法案失败的线索，乔伊斯将这种不安的内部纷争编织进了《尤利西斯》的场景之中。然后，这条线索从内战开始，经过20世纪的冲突，最终达到了他所说的“和平进程的伟大成就”。

科尔宾说，在《尤利西斯》之外，奇奴阿·阿切比的《崩溃》是他最常读的书，本·奥克里的《饥饿之路》他也很喜欢。但随着布鲁姆日的临近，他希望更多的人能阅读《尤利西斯》，除其他方面的重大意义外，它还把握住了社会在动荡时期的运转规律。

“乔伊斯提及并生动地描述了街道上发生的事情，”科尔宾说，“所以有人在谈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的时候，垃圾车会从旁边经过。每当我思考重大政治问题的时候，都会在街上走来走去。我们可能因英国脱欧或其他问题深受其扰，但许多人并不是这样。他们的日常生活更重要。政客们永远应该记住，民众有自己的生活，他们总是有未说出口的梦想。”

本文作者Peter Carty是《卫报》资深撰稿人，专注于旅游、生活方式以及书籍方面的写作。

（翻译：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