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span是一家健身器材制造商，其声称跑步机可以增强用户的创造力。你可以在该公司的网站上以1099美元的价格购买其基本型号，网站还标榜一句尼采的热血格言：“所有真正伟大的想法都是在走路时构思出来的。”研究人员一致认为，灵敏的思维与迈动的双腿之间存在联系。研究表明，我们在运动时或运动后拥有更好的记忆力和注意力，以及步行者的心灵漫步非常有利于创新。“最重要的是，不要失去你走路的欲望，”索伦·奥贝·克尔凯郭尔（著名的哲学家，存在主义之父）建议道。我不是第一个对此做出反应的作家，我们在一步一个脚印中，从纠缠的论据间寻找新的见解和突破。

在科学证据和哲学指导出现之前，对于走路带来的创造性和健康裨益进行赞美的文学就已蓬勃发展。没有人比英国编辑、BBC制片人邓肯·明什尔（Duncan Minshull）在大力提倡人们遵守“步行者法则”（Order of Walkers）方面更加不知疲倦。早在2000年，他就参与编辑了《走路的复古书》（The Vintage Book of Walking），该书可以说是走路传教中最全面的选集，跨越了虚构和非虚构体裁。这本书在2014年再版，改名为《漫游时分：步行伴侣》（While Wandering: A Walking Companion）。

如今，明什尔又出版了一本更有意思的书——《在我脚下：行走的作家们》（Beneath My Feet：Writers On Walking）。该书收集了36条证据以突出走路赋予文学的力量。从彼特拉克到卡夫卡再到威尔·塞尔夫，这些作家记录下了他们对走路的热情。用明什尔的话说，就是“徘徊、漫步、踏步、徒步、跺脚和昂首阔步”。他们对步行之创造性价值的认可无人可匹。然而，我读得越多，对21世纪这场步行复兴的问题就越多。我没有失去我的渴望，但我从不同的角度反思了我的渴望——并希望自己永远不会丧失。

尽管《在我脚下》一书一直追溯到了14世纪的走路史，但它在浪漫主义时期的叙述最为精彩——这个时期正是走路和写作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在1902年的一篇文章中，评论家和传记作家（也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认为，浪漫主义及其对自然世界的崇高愿景“显然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行走的回归”。我们很容易想象威廉·华兹华斯——当他在《抒情歌谣集》的序言中写下“心灵的基本情绪找到了一片更好的土壤”时，正居住在乡间——一边踱步一边写出了《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他的双腿充当了他的节拍器。在1822年的一篇文章中，威廉·黑兹利特描述了塞缪尔·泰勒·科勒里奇是如何“将景观转化为教诲诗或品达颂歌（Pindaric ode）的”。穿着靴子的脚敲击地面，是一种只能在开放空间中享受到的、诗意又自由的创作方式。

就算是对那些从乡村进城的作家来说，浪漫主义的步行概念也是必不可少的文学行为。被查尔斯·波德莱尔定义为城市场景之“热情观众”的浪荡子形象出现在19世纪晚期的巴黎。他们生产了一种文学，这种文学背弃了大自然，沉浸在污垢和城市蒸汽中。华兹华斯渴望一种不受束缚的富有想象力的视觉，波德莱尔则渴望一种性感的狂乱，但他们持有同一种文学生产的生理机制：走路、观察、写作。

作家-步行者的形象在20世纪已经根深蒂固，走路成为作家在文学创作初期有意识进行的活动。在1975年关于纽约的回忆录中，小说散文家爱德华·霍格兰德回忆起他是如何穿过家乡街道的：首先他会“闻到纳贝斯克工厂的酵母味道”，然后“去西十二街闻一闻警察的马厩”。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吸收了可以激发创造力的原料：“我走过的每一英里，都在让我成为更好的作家。”

文学行走在21世纪之交呈现出了新的政治活力。“在以生产为导向的文化中，思考通常被认为是毫无作为的，”丽贝卡·索尔尼在她的《走路的历史》中写道，“什么都不做是很难的......而行走是最接近于什么都不做的一种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走路不仅是一种很好的创造性运动，还是一种针对目标导向型忙碌的反抗，对顺从状态的自动反对。和慢食运动一样，以慢速传输为特征的文学将走路视为可持续性未来想象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挪威作家、探险家艾林·卡格（Erling Kagge）的新书《行走：一次迈一步》（Walking: One Step at a Time）中，他追随了索尔尼的步伐，强调了行走的政治含义，但这并不是说他的行走类似于“什么都不做”。卡格是第一个完成三极挑战赛（徒步穿越北极、南极和珠穆朗玛峰）的人，他也穿越了纽约市的下水道系统，用他苦行僧的方式培养了“内心的宁静”，并享受着一连串熟悉又鼓舞人心的回报。他庆祝自己拥有“一条健康的腿和内啡肽带来的愉快”，拒绝步行的人无法体验它们引发的冥想。他们坐在自己的车里，“不会注意到他们车外的风、气味、天气和变化的光线。”走路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思考变得自由了，“我的耳朵里冒出了一股气泡，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也寻到了新的解决方法。”

卡格希望强调现代生活的高速和便利给“内心的宁静”带来的威胁。“坐着意味着我们在迎合当权者的愿望——参与GDP增长，”他写道：“公司则希望我们尽可能多地消费，在消费以外的时间一直休息。”而走路就是反对这种文化：“这是你能做的最激进的事情之一。”

但是，20年前明什尔所希望的作家-步行者复兴究竟激进到什么程度？复兴究竟有没有实现？和抗议一样，走路应该是最民主的活动之一。仔细观察这种类型，你会发现作家-步行者以某种方式宣告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独特身份。

当亨利·大卫·梭罗漫步在清冷天空下的“纯粹空灵天堂”中时——卡格将他称作“最核心的走路倡导者之一”以示致敬，明什尔的两部选集都为他留出了客观的篇幅——他是一位诗意的伴侣。但若进一步深入到明什尔《冬日漫步》（A Winter's Walk）的文章摘录中，我发现梭罗赋予他自己的“旅行者”身份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具有包容性。在大自然的“荒凉景象”中，梭罗在户外遇到了一群贫穷的工人。他停下来观察其中一个人：“他无法像灰鸦和麝鼠那样冲淡大自然的荒凉，他只是站在那里，成为荒凉的一部分”——和旅行者同伴相比，这位工人显得更加自然。尽管梭罗认为这名男子“也是不可视之物的信徒”，但他暗示，作家-流浪者是一种不同类型的人。

明什尔认为，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这种不安分的创意冒险。作家劳伦·艾尔金（Lauren Elkin）的《漫游女子》中有一则摘录指出，女性的漫游甚至不会出现在大多数法语词典中。为了独自行走在19世纪的巴黎，乔治·桑不得不穿着男装伪装自己。这套服装给了她一种自由，激发了她的想象力：“通过穿越小镇，我就能完成一整本小说的创作。”简而言之，弗吉尼亚·伍尔夫看起来就像是个英雄的例外，因为我们看到她一个人走进了“香槟色的空气”，享受“黑暗和灯光”。然而她告诉我们，这种大胆的“夜间漫步”发生在下午4点到6点之间。

巴基斯坦裔英国小说家卡米拉·沙姆西的话依旧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女人在午夜之后独自行走，总好过独自一人居住在孤独的空间里。”同样，作家加内特·卡多根在《行走于黑暗中》——明什尔的选集并未收录这本书——描述了“防警衣柜”，它让安全的公开行走成为可能：“浅色牛津衬衫、V领毛衣、卡其裤、高帮皮马靴、印有大学校徽的运动衫或T恤。”他的文章让我们从“人行道上的雷区”出发，寻找文学创作的萌芽。

在寻找这种题材的例子时，我发现无数的文章和广告都证明了行走的创造性效果，继而开始对这种传教任务感到不安。遵守“步行者法则”的成员真的获得解放了吗？即使是那些幸运的成员也可能会扪心自问，当行走的生产潜力被承认之后，不受干扰的孤独和不受限制的思维漫游能兴盛到什么程度。21世纪的走路复兴可能以政治批判为开始，但它也早已被它试图抵抗的力量所吸引。

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家有意识地享受走路带来的创造性好处，走路也日益成为保障目标导向型劳动之质量的行动，这与我们的目的背道而驰。危险总是存在。威廉·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在《我的脚下》（Beneath My Feet）一书的导言中写道：“当我在乡下时，我希望像这个国家一样，如植物一般茫然生长。”如果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在散步中寻找写作的灵感，就像“我的老朋友柯勒律治”那样，那么他就“糟蹋了（散步带来的）享受”。

索尔尼也崇尚黑兹利特的“像植物一般生长”，她写道：“走路只会产生思想、经历和抵达。”但在漫步文学中，走路被描绘成一种工作方法。明什尔用走路的生产力诱惑我们：“思想会被激发，创造力犹如泉涌，一节诗文或段落就此诞生。”那么作家该如何正常地走路呢？连喜欢植物生长的黑兹利特（Hazlitt）也提出了利用走路来写作的好办法，索尔尼同样也把她的想法、经验和抵达用在了书的写作上。

这篇文章的大部分都是在我走路时构思出来的。有时我会故意开始独处，希望我的想法能够融会贯通。当我漫步到咖啡馆或杂货店时，我发现自己正在思考某个段落。在步行途中，我意识到作家无法不在走路的时候工作。在华兹华斯的肥沃土地上，我建起了一间办公室。在卡格内心的宁静中，我的键盘喋喋不休。我不需要从LifeSpan购买任何东西，因为我已经走在一个看不见的跑步机（我的书桌）上，它经常把我脚下的力量转化为下一张工资条上的数字。只有走路而没有诉说，这样的行动究竟有何含义呢？

本文作者Michael Lapointe是一位作家、文学评论家，现居多伦多，是《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撰稿人。

（翻译：冷君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