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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想你,妈妈》:阿列克谢耶维奇记述苏联卫国战争幸存者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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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想你,妈妈》:阿列克谢耶维奇记述苏联卫国战争幸存者的回忆

从切尔诺贝利到二战期间儿童的经历……阿列克谢耶维奇对苏联历史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

1942年,一名年仅15岁的苏联红军侦察兵 图片来源:Heritage Image Partnership Ltd/Alamy/The Guardian

1993年,就在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的《锌皮娃娃兵》——一本关于苏联-阿富汗战争的口述历史著作,出版的两年之后,她就被一些曾经采访过的人告上了法庭。这些被采访者指责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书中把他们的儿子描绘成“没有灵魂的杀人机器、劫掠者、瘾君子和种族主义者”,这是对于他们“荣誉和尊严”的践踏。尽管后来起诉被部分否决了,但这件事也在另一方面折射出过去经历的痛心疾首和记忆本身的变化无常。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时的悲痛口述很快就被另一种容易接受的说法所取代,即这场英勇的战争是帮助阿富汗创建一个新社会的正义事业:自己的儿子、丈夫并不是毫无意义地死去,他们的牺牲是为了崇高而伟大的事业。阿列克谢耶维奇觉得自己不应该出席法庭听证会,她后来写道,除非她觉得自己有责任面对指控她的人,不是向他们道歉,而是“请求他们原谅,因为不付出痛苦就不可能了解真相”。

所有的非虚构类作家都容易受到虚构和歪曲事实的指控,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是其中之一,在超过40多年的时间里,她记述了自己关于苏联历史的独特见解,她的作品主要是基于采访来的口述历史,她原原本本地陈述受访者所说的话,极少在书里添加任何评判。苏联时期,口述历史并不被苏联科学院认为是专业研究,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历史是在媒体、教科书和周年庆典等多重保障下完善的,患难与共、井然有序且无往不胜的集体记忆,因此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备受批判,甚至被苏联官方禁止出版。她那颠覆性的,从普通人口述中记录的残酷历史,并没有得到应有赞赏。直到2015年,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以她追求的“文献文学”,作为一个记者获此殊荣——俄罗斯国家管控的媒体因此对她口诛笔伐,声称阿列克谢耶维奇只是因为其“反普京”的政治观点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还是想你,妈妈》一书首次出版于1985年,并于近期出版了由理查·佩维尔(Richard Pevear)和拉里萨·沃洛霍斯(Larissa Volokhonsky)夫妇合译的英译本。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第一本书是《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那是对部分二战期间苏联红军中服役女兵的采访记述,销量超过200万册。《我还是想你,妈妈》在某种程度上是《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的续作,这本书记述了二战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幸存者们的回忆,战争发生时,他们还只是3-12岁的孩子。

《我还是想你,妈妈》
[白俄]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 晴朗李寒 译
九州出版社|磨铁·铁葫芦 2015-9

《我还是想你,妈妈》中记录了上百个幸存者的口述回忆,在战争爆发的那天,回忆的开头总是美好的:天气晴朗,孩子跟朋友一起外出玩耍,或者结伴去采蘑菇。不过很快,战争的恐惧便会渐渐袭来,恐惧、痛苦和饥饿,无情地取代了幸福和安全。随着德国侵略者踏着“铁靴”到来,房屋被战火吞噬,父亲排着队被射杀,母亲被炸弹炸死。这些孩子中的大多数人战争期间都是在孤儿院或者祖父母身边度过的,还有孩子会在医院里帮忙,人们仿佛遗忘了他们还只是孩子。有些村庄被整个烧毁,人们为了果腹只能吞下野草和泥土,树上挂着游击队家属的尸体,在寒风中冻得梆硬,被风吹动的时候会发出清脆的响声。

与阿列克谢耶维奇曾经采访过的那些有幸在1945年战后回到家乡的苏联红军女兵一样,这些孩子也是那场战争中的少数幸存者。当他们再次回到曾经熟悉的家乡时,整个村庄已经面目全非,几乎无人幸存,只有那些没有被引爆的地雷继续给他们带来战争遗留的伤痛。在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中,那些残酷的回忆中萦绕始终的便是这种失落感——失去兄弟姊妹、宠物和财产,尤其是失去母亲。伴随他们的只有弥漫不散的阴霾,害怕再次感受到快乐,因为他们深切地知晓快乐是转瞬即逝的珍宝。

阿列克谢耶维奇并不是苏联第一个采用口述材料记述历史的作家。她的老师,白俄罗斯作家阿莱斯·阿达莫维奇(Ales Adamovich)在上世纪70年代就通过整合当时的日记和采访材料,编撰了一部列宁格勒围城战的历史。跟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际遇相似,阿达莫维奇的作品也不符合当时苏联的主旋律价值观,他不得不推迟好些年才能把书出版。但阿列克谢耶维奇与阿达莫维奇的不同之处在于,她几乎从不在叙述中穿插作者的评论,她更愿意把自己看作一个“无迹可寻”的历史学家,不是追求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追溯人们在这些事件中真实的经历和感受,她着眼于更加“微小的、个人的、具体的”东西。就像其他伟大的俄国文学一样,将言语和情感融为一体。

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图片来源:Maxim Malinovsky/AFP/Getty Images/ The Guardian

阿列克谢耶维奇书中的见证者大多是女性,这并非是巧合。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作生涯的开始是在白俄罗斯一家当地报纸当记者,她很早就意识到,女性在触及那些令人恐惧的回忆时不会太过赧颜和窘迫,更加适合她在创作中所追寻的对历史的追溯和回忆。“丧子之痛”和“轻生自杀”都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经常出现的话题,她的书中有许多关于这些的短篇记述,贯穿始终。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的男性往往饱受战争之苦,他们被骗去打仗,在战争中受伤残疾,开始厌恶杀戮的生活,他们从战争中归来,反而自己终结了生命,让他们郁郁寡欢的母亲再次黯然神伤。“他们送回来的,”《锌皮娃娃兵》中一个女人萧瑟凄凉道,“只是一具尸体。”

阿列克谢耶维关注的另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是1986年4月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这次核事故的影响非常广泛,从以色列到中国,其中白俄罗斯尤为严重,有70%的放射性沉降物落在白俄罗斯境内,导致那里的癌症发病率很快增加了74倍之多。在20多年的时间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多次回到那里,采访工厂的前工人,无视禁令重返家园的医生、科学家、士兵和农民。她在《切尔诺贝利的回忆》中写道,这次核事故是“一段新历史的开始”,有时她觉得“我仿佛在记录未来”(HBO最近的剧集《切尔诺贝利》的编剧借鉴了她的书)。那里的动物和昆虫都消失了,变成了 “没有主人的财物、荒芜人烟的土地”,只有少数人回到他们被污染的家园,重拾以往的生活方式,用镰刀刈除杂草,收割庄稼。对白俄罗斯人来说,战争的灾难变成了无形的敌人,他们是被核污染侵略的难民。

在阿列克谢耶维的书中,最具野心、篇幅最长的是她2013出版的,长达700页《二手时间》,这本书讲述了苏联解体影响下普通人的生活,该书英译本于2016年出版。《二手时间》是阿列克谢耶维自2000年从白俄罗斯流亡,在法国和德国辗转的十几年间写成的。这本书的创作基于她20多年来的采访材料,其中大部分采访对象是女性,时间跨度为从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到2015年反对派活动人士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遇刺身亡的数十年。在《二手时间》的描述中,这个国家的人们贫穷而愤恨,他们把戈尔巴乔夫改革前的过去称为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光。资本主义的到来,把他们的世界粉碎成“几十块斑驳的碎片”,他们困惑不解:为何贫穷变得“可耻”?一位女性告诉她,戈尔巴乔夫“打开笼子的门后,我们跑了出去了”。但所谓的自由并不如他们想象中的美好,在普京“阴沉、灰暗、残酷”的政权下,他们大失所望。“人们又开始相信上帝了,” 一个男人告诉她,“因为没有什么其他的希望了。”

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写作中,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了数百段独白,这些独白讲述了何为人类,以及何为人类的历史和生活。考虑到回忆的变迁,以及人们当下看待事物的方式,也会改变对于过去事物的看法,我们也许可以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中获益良多——也许是讲述者变迁的岁月,也许是采访背后流逝的时光。但最为重要的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让苏联的历史融入更多普通人的声音,他们在20世纪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战争、灾难、饥荒、贫困和政治迫害。无论她笔下的历史是多么的周而复始、残酷无情,《我还是想你,妈妈》等书积聚在一起,也是振聋发聩的呐喊。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向我们传递的,是战争残酷的本质——无论是弱者、穷人、少数派或异议者,还是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地点的人,都会被战争的洪流裹挟乃至摧毁,很少有人能像她一样,为时代的苦难与勇气筑起纪念的丰碑。

译注:关于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不同的出版社,不同的译者,以及初版和再版的不同,有着不同的译名。《The Unwomanly Face of War》初版译名为《战争中没有女性》,再版译名为《我是女兵,也是女人》;《Voices From Chernobyl》初版译名为《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再版译名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另有译名《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切尔诺贝利的祭祷》;《Last Witness》出版译名为《我还是想你,妈妈》,在部分中文资料中也译为《最后的见证者》《最后一个证人》。

(翻译:张海宁)

来源:卫报

原标题:Last Witnesses by Svetlana Alexievich review – the astonishing achievement of the Nobel prize winner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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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切尔诺贝利到二战期间儿童的经历……阿列克谢耶维奇对苏联历史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

1942年,一名年仅15岁的苏联红军侦察兵 图片来源:Heritage Image Partnership Ltd/Alamy/The Guardian

1993年,就在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的《锌皮娃娃兵》——一本关于苏联-阿富汗战争的口述历史著作,出版的两年之后,她就被一些曾经采访过的人告上了法庭。这些被采访者指责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书中把他们的儿子描绘成“没有灵魂的杀人机器、劫掠者、瘾君子和种族主义者”,这是对于他们“荣誉和尊严”的践踏。尽管后来起诉被部分否决了,但这件事也在另一方面折射出过去经历的痛心疾首和记忆本身的变化无常。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时的悲痛口述很快就被另一种容易接受的说法所取代,即这场英勇的战争是帮助阿富汗创建一个新社会的正义事业:自己的儿子、丈夫并不是毫无意义地死去,他们的牺牲是为了崇高而伟大的事业。阿列克谢耶维奇觉得自己不应该出席法庭听证会,她后来写道,除非她觉得自己有责任面对指控她的人,不是向他们道歉,而是“请求他们原谅,因为不付出痛苦就不可能了解真相”。

所有的非虚构类作家都容易受到虚构和歪曲事实的指控,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是其中之一,在超过40多年的时间里,她记述了自己关于苏联历史的独特见解,她的作品主要是基于采访来的口述历史,她原原本本地陈述受访者所说的话,极少在书里添加任何评判。苏联时期,口述历史并不被苏联科学院认为是专业研究,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历史是在媒体、教科书和周年庆典等多重保障下完善的,患难与共、井然有序且无往不胜的集体记忆,因此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备受批判,甚至被苏联官方禁止出版。她那颠覆性的,从普通人口述中记录的残酷历史,并没有得到应有赞赏。直到2015年,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以她追求的“文献文学”,作为一个记者获此殊荣——俄罗斯国家管控的媒体因此对她口诛笔伐,声称阿列克谢耶维奇只是因为其“反普京”的政治观点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还是想你,妈妈》一书首次出版于1985年,并于近期出版了由理查·佩维尔(Richard Pevear)和拉里萨·沃洛霍斯(Larissa Volokhonsky)夫妇合译的英译本。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第一本书是《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那是对部分二战期间苏联红军中服役女兵的采访记述,销量超过200万册。《我还是想你,妈妈》在某种程度上是《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的续作,这本书记述了二战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幸存者们的回忆,战争发生时,他们还只是3-12岁的孩子。

《我还是想你,妈妈》
[白俄]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 晴朗李寒 译
九州出版社|磨铁·铁葫芦 2015-9

《我还是想你,妈妈》中记录了上百个幸存者的口述回忆,在战争爆发的那天,回忆的开头总是美好的:天气晴朗,孩子跟朋友一起外出玩耍,或者结伴去采蘑菇。不过很快,战争的恐惧便会渐渐袭来,恐惧、痛苦和饥饿,无情地取代了幸福和安全。随着德国侵略者踏着“铁靴”到来,房屋被战火吞噬,父亲排着队被射杀,母亲被炸弹炸死。这些孩子中的大多数人战争期间都是在孤儿院或者祖父母身边度过的,还有孩子会在医院里帮忙,人们仿佛遗忘了他们还只是孩子。有些村庄被整个烧毁,人们为了果腹只能吞下野草和泥土,树上挂着游击队家属的尸体,在寒风中冻得梆硬,被风吹动的时候会发出清脆的响声。

与阿列克谢耶维奇曾经采访过的那些有幸在1945年战后回到家乡的苏联红军女兵一样,这些孩子也是那场战争中的少数幸存者。当他们再次回到曾经熟悉的家乡时,整个村庄已经面目全非,几乎无人幸存,只有那些没有被引爆的地雷继续给他们带来战争遗留的伤痛。在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中,那些残酷的回忆中萦绕始终的便是这种失落感——失去兄弟姊妹、宠物和财产,尤其是失去母亲。伴随他们的只有弥漫不散的阴霾,害怕再次感受到快乐,因为他们深切地知晓快乐是转瞬即逝的珍宝。

阿列克谢耶维奇并不是苏联第一个采用口述材料记述历史的作家。她的老师,白俄罗斯作家阿莱斯·阿达莫维奇(Ales Adamovich)在上世纪70年代就通过整合当时的日记和采访材料,编撰了一部列宁格勒围城战的历史。跟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际遇相似,阿达莫维奇的作品也不符合当时苏联的主旋律价值观,他不得不推迟好些年才能把书出版。但阿列克谢耶维奇与阿达莫维奇的不同之处在于,她几乎从不在叙述中穿插作者的评论,她更愿意把自己看作一个“无迹可寻”的历史学家,不是追求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追溯人们在这些事件中真实的经历和感受,她着眼于更加“微小的、个人的、具体的”东西。就像其他伟大的俄国文学一样,将言语和情感融为一体。

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图片来源:Maxim Malinovsky/AFP/Getty Images/ The Guardian

阿列克谢耶维奇书中的见证者大多是女性,这并非是巧合。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作生涯的开始是在白俄罗斯一家当地报纸当记者,她很早就意识到,女性在触及那些令人恐惧的回忆时不会太过赧颜和窘迫,更加适合她在创作中所追寻的对历史的追溯和回忆。“丧子之痛”和“轻生自杀”都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经常出现的话题,她的书中有许多关于这些的短篇记述,贯穿始终。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的男性往往饱受战争之苦,他们被骗去打仗,在战争中受伤残疾,开始厌恶杀戮的生活,他们从战争中归来,反而自己终结了生命,让他们郁郁寡欢的母亲再次黯然神伤。“他们送回来的,”《锌皮娃娃兵》中一个女人萧瑟凄凉道,“只是一具尸体。”

阿列克谢耶维关注的另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是1986年4月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这次核事故的影响非常广泛,从以色列到中国,其中白俄罗斯尤为严重,有70%的放射性沉降物落在白俄罗斯境内,导致那里的癌症发病率很快增加了74倍之多。在20多年的时间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多次回到那里,采访工厂的前工人,无视禁令重返家园的医生、科学家、士兵和农民。她在《切尔诺贝利的回忆》中写道,这次核事故是“一段新历史的开始”,有时她觉得“我仿佛在记录未来”(HBO最近的剧集《切尔诺贝利》的编剧借鉴了她的书)。那里的动物和昆虫都消失了,变成了 “没有主人的财物、荒芜人烟的土地”,只有少数人回到他们被污染的家园,重拾以往的生活方式,用镰刀刈除杂草,收割庄稼。对白俄罗斯人来说,战争的灾难变成了无形的敌人,他们是被核污染侵略的难民。

在阿列克谢耶维的书中,最具野心、篇幅最长的是她2013出版的,长达700页《二手时间》,这本书讲述了苏联解体影响下普通人的生活,该书英译本于2016年出版。《二手时间》是阿列克谢耶维自2000年从白俄罗斯流亡,在法国和德国辗转的十几年间写成的。这本书的创作基于她20多年来的采访材料,其中大部分采访对象是女性,时间跨度为从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到2015年反对派活动人士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遇刺身亡的数十年。在《二手时间》的描述中,这个国家的人们贫穷而愤恨,他们把戈尔巴乔夫改革前的过去称为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光。资本主义的到来,把他们的世界粉碎成“几十块斑驳的碎片”,他们困惑不解:为何贫穷变得“可耻”?一位女性告诉她,戈尔巴乔夫“打开笼子的门后,我们跑了出去了”。但所谓的自由并不如他们想象中的美好,在普京“阴沉、灰暗、残酷”的政权下,他们大失所望。“人们又开始相信上帝了,” 一个男人告诉她,“因为没有什么其他的希望了。”

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写作中,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了数百段独白,这些独白讲述了何为人类,以及何为人类的历史和生活。考虑到回忆的变迁,以及人们当下看待事物的方式,也会改变对于过去事物的看法,我们也许可以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中获益良多——也许是讲述者变迁的岁月,也许是采访背后流逝的时光。但最为重要的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让苏联的历史融入更多普通人的声音,他们在20世纪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战争、灾难、饥荒、贫困和政治迫害。无论她笔下的历史是多么的周而复始、残酷无情,《我还是想你,妈妈》等书积聚在一起,也是振聋发聩的呐喊。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向我们传递的,是战争残酷的本质——无论是弱者、穷人、少数派或异议者,还是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地点的人,都会被战争的洪流裹挟乃至摧毁,很少有人能像她一样,为时代的苦难与勇气筑起纪念的丰碑。

译注:关于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不同的出版社,不同的译者,以及初版和再版的不同,有着不同的译名。《The Unwomanly Face of War》初版译名为《战争中没有女性》,再版译名为《我是女兵,也是女人》;《Voices From Chernobyl》初版译名为《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再版译名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另有译名《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切尔诺贝利的祭祷》;《Last Witness》出版译名为《我还是想你,妈妈》,在部分中文资料中也译为《最后的见证者》《最后一个证人》。

(翻译:张海宁)

来源:卫报

原标题:Last Witnesses by Svetlana Alexievich review – the astonishing achievement of the Nobel prize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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