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当地时间7月24日，赢得英国保守党党魁的鲍里斯·约翰逊接替特蕾莎·梅，出任英国新首相。新任首相在唐宁街10号的黑色大门前发表了就任演讲，称“这些唱衰英国的人将会输掉底裤，因为我们会重新树立起对民主的信心”，并承诺将终结三年来无甚进展的脱欧困局，于10月31日前完成脱欧，“我们甚至都不需要99天，因为英国人民已经等待太久太久了。”

2008年，鲍里斯作为保守党候选人成功竞选成为伦敦市市长，为保守党赢得了自1992年大选以来最重要的胜利。他在伦敦担任市长期间获得金融界的大力支持，取得连任，并于2012年监督完成了伦敦奥运会的举办。2015年卸任后，他依然是各大媒体密切关注的政治家，以英国脱欧强硬派著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鲍里斯以幽默、亲民的形象赢得了不少选民的喜爱，也因其争议性言论和令人费解的矛盾而被认为是“不属于任何传统的政治人物类型”。然而实际上，他出身精英家庭，无论在职业上还是社会关系上都与英国的政治与社会精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治意义上和社会意义上，他都是英国和保守党特有的精英教育的产物，”《卫报》撰稿人、美国乔治亚大学公共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卡斯·穆德（Cas Mudde）写道，“他是特定精英阶级文化的产物，浸湎于特权和传统，并对之效忠，肩负维护重任。”

立场摇摆不定是鲍里斯给人的印象之一。布鲁塞尔智库“欧亚中心”主任弗雷泽·卡梅隆（Fraser Camero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现在很多人认为鲍里斯是“硬脱欧”的头号支持者，但其实他本人没有在一开始就支持脱欧，脱欧公投前两三年他发表的演讲和文章显示他在当时是个亲欧派。《金融时报》援引英国记者彼得·吉尔福德（Peter Guilford）的观点指出，1990年代的鲍里斯不是真正的疑欧派，他只是更支持英国保守党政府所支持的自由主义、分散化、自由市场的欧洲愿景，而不是法德两国追求的更深层的政治一体化。无论他此前的立场如何，出任英国首相后，鲍里斯将继承特蕾莎·梅留下的烂摊子，继续推进脱欧事宜。

实际上，鲍里斯对于脱欧的摇摆立场恰恰反映出了英国精英阶层对欧盟的复杂看法。脱欧实质上是他们巩固自身地位的武器，当外部环境于己不利时就拿出来挥舞——许多政治观察家认为，英国前首相卡梅伦于2016年发动脱欧公投，其实是一种政治投机，他本人甚至都未就脱欧做好任何准备。从这个角度来说，脱欧并不完完全全是“人民的意志”，而是权贵操纵、利用英国人对经济不景气的失望在外界找到出气口的结果。

“面对英国自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持续不景气，不少英国人的愤怒根源不再是政客官僚等高层精英，而是将矛头指向社会的底层人士，包括移民、失业者以及对社会福利高度依赖的人群。而事实上，这是源于政客和媒体的相互勾结，他们试图将导致经济疲软的责任‘嫁祸’于人。”《卫报》专栏作家欧文·琼斯（Owen Jones）在《权贵：他们何以逍遥法外》一书中指出，无论是公共住房、就业保障还是公共交通、医疗服务，政府把本应给穷人和弱势群体的资助给了那些从民众需求中捞取巨额利润的权贵，导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社会安全网的全面收紧。被权贵奉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在近40年的时间里席卷全球，成为无人能够质疑的政治共识和进步自由秩序，这扼杀了潜在的反对性力量，巩固了权贵的财富与话语权。若是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就能看清即使脱欧成功，英国人翘首以盼的更美好的未来也难以成真。

民粹兴起：新自由主义的权贵如何把英国领上了脱欧之路？

英国权贵的故事始于1970年代末。

在那之前，英国走出了二战的阴影，在富人缴纳重税、强大工会、干预型政府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制中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到1970年代中期，战后共识开始变得步履蹒跚，先是陷入越战泥潭的美国于1971年8月宣布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然后是石油生产国宣布禁运措施引发油价震荡。西方国家经济停滞，通货膨胀。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为首的右翼学者看到了战胜左翼的希望曙光。哈耶克的学说认为，价格是供需关系法则下分配稀少资源的最有效方式，市场必须是开放并鼓励自由竞争的。

1975年，哈耶克私下会面了撒切尔。当时撒切尔刚刚被任命为英国反对党（保守党）党魁，她向哈耶克保证将贯彻他的“放任自由”市场哲学，提振停滞不前的经济。1979年，撒切尔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在她执政的1980年代，国家福利政策紧缩，让位于市场导向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在1989年冷战结束时成为资本主义阵营胜利的最佳注脚。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社会组织形式和人类生存价值的认知——竞争是人类活动唯一合理的组织原则。

撒切尔前无古人地极化了英国政治意识形态，为富人和大企业减税、推动公共资产私有化、出台西方世界中对工会管制最严格的法律、充分调动市场力量成为她的政策支柱。撒切尔及保守党的巨大成功也迫使曾为左翼代表的工党向这个新的意识形态靠拢。1994年，托尼·布莱尔带领工党赢得大选。他将工党命名为“新工党”，塑造该党亲商利商的形象。在1997年大选启动阶段，他承诺不给富人加税，保留私有化、反工会法等撒切尔主义最本质的政策。自此，工党和保守党在意识形态上没有了根本的区别，有权势者全面掌控了英国的政治局势，工薪阶层的诉求被严重遏制。

何为权贵？“权贵实际由不同利益和各类圈子相互交叉融合而成……这一群体的人因一种共同的心理聚合到一起。这种心理认为，上层人理应得到他们的权力和不断增长的财富。”琼斯指出，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被权贵奉为圭臬，是因为这套理念有效地合法化了他们将公共财产占为己有、尽可能地保留住自身财富的做法。因此，权贵反对政府过去在经济中所扮演的干预角色，鼓励减轻私有部门的税务负担，抵制任何形式的集体组织，以防止现状被破坏。更触目惊心的是，有权势者在政治、工商和媒体圈中流动串联，其主张不断地在公共领域自我复制、自我强化。

但讽刺的是，与其说权贵们反对政府干预，不如说他们反对可能损害自己利益的政府干预。他们不仅在政府支出中不断获益，还在危机时刻强力呼吁被政府拯救。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虽然这场伤筋动骨的经济动荡是由金融大佬们的贪婪和私利造成的，但政府还是拿出公共资金拯救了银行，却几乎没有什么附加条件和事后问责。曼切斯特大学一项2011年的研究表明，英国金融行业对英国经济的重要程度并没有金融大佬们所宣称的那么高：由于逃税在金融领域非常普遍，它在繁荣时期提供的税收收入非常少（2002至2008年金融领域的税收收入约为1930亿英镑，平均只占总税收的6.8%，是制造业的1/2），但自撒切尔时代以来，金融界与政界的密切联系帮助它打造出“不可替代经济支柱”的完美形象，逼迫政府在危机时刻拿出一万多亿英镑来救助。

与此同时，政府给予普通人的支持却越来越少。由戈登·布朗率领的工党政府在金融风暴中举步维艰，保守党和大量主流媒体却有意忽视贪赃枉法、一味逐利的金融系统应负的责任，将矛头指向政府的公共支出太多。2010年4月6日，在工党政府完成第三届五年任期后，布朗宣布解散议会，大选在一个月后举行。未能取得过半数议席的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保守党党魁戴维·卡梅伦出任首相。2011年2月，卡梅伦宣布“对公共服务的政府垄断已经终结”，私营公司开始竞相争夺几乎涉及社会运作方方面面的公共服务业务。

精英们宣称私营公司能够比公共机构提供更好更高效的服务，但事实是，私营公司以逐利为本，公共服务质量大幅下降。以一家叫A4e的公司为例，该公司承包了为失业群体提供就业咨询的服务，然而该公司顾问的数量严重不足，也不具备就业咨询所需的专业知识。琼斯援引数据指出，在2011到2012年，A4e拿到了4590万英镑的公共资金，为9.4万人找到了临时工作，但四个月后还在工作的人只剩不到4%，这意味着这项服务的彻底失败。在琼斯看来，公共服务私有化对于英国民众来说就是一场灾难：

“公共资产就这样抖落给了私营公司，却并没有换来优质服务或高效率，钱花得很不值。可权力层却对这种公共服务外包深信不疑，好像公共服务就应该这么做。由于服务是由私营公司而非政府来提供的，民主制度当中的问责意识就缺失了，而工作条款对于劳动者来讲也就越来越苛刻了。一项全欧调查表明，‘公共服务的自由化和私营化对就业和劳动状况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虽然真正“揩国家油”的是英国社会上层，但这口锅还是被轻巧地扣在了社会底层头上，经由舆论宣传的挑拨，针对福利申请者的污名化愈演愈烈。在金融危机后的紧缩计划中，福利申请者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与污蔑。根据2012年残疾人慈善协会联盟的数据，残疾人在街头遭嘲弄的案例越来越多，因为他们被看成是在沾福利制度光的人。政府数据显示，2012年6月至2013年6月，86万拿失业补贴的福利申请者因为各种不符合规定的举动而被剥夺享受补贴的资格——这比工党执政的最后一年增加了36万。“失业者发现自己越来越被视为犯罪的人，其行为稍微被认为是不符合规定，就会立即招致警告。”

或许有人会认为，在经济下行期间，对福利发放持更谨慎态度是为了避免福利欺诈。然而琼斯指出，福利欺诈只占英国社保开支中很小的一部分，和上层的逃税规模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但前者面临的却是比后者高出数个量级的曝光、指责与惩罚：福利诈骗每年造成的损失只有12亿英镑，约相当于社会治安开支的0.7%，但被视作一种卑鄙的犯罪；逃税造成的公共损失约为250亿英镑，却很少被问责。大佬们能够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制定“合理避税”计划，同一批会计专业人士甚至会被邀请去为政府制定税法。

在权贵继续攫取利润的时候，民众却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2012年3月，尽管公众反对，财长奥斯本还是把最高税率从50%降到了45%，引发公愤——此时英国普通人正在经历1870年代以来最长时间的生活水平下降。从2003年开始，除伦敦以外的所有地区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都在下降；2010年到2013年，英国工人工资严重下降，平均降幅达5.5%，在欧盟27个国家中排名第四。

在对社会底层妖魔化的过程中，民众之间的联结被打散，陷入内斗，右翼民粹主义遂被煽动起来。按照美国政治分析家、资深记者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的定义，右翼民粹主义者既反对移民、社会底层等边缘群体，又反对那些“宠溺”这些边缘群体的精英。超过半数英国人在脱欧公投中投出赞成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发生的。

脱欧之选：权贵的利益V.S.人民的利益？

如果我们相信卡尔·马克思在1845年所写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那么我们就应该意识到，英国脱欧不仅仅只是“人民的意志”，更是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权贵自上而下灌输、煽动的结果。

当英国于197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绝大多数政治精英以及公投结果都拥护这一决定。彼时大英帝国已经瓦解，英国迫切地希望打开欧洲市场。当时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的主要是工人运动参与者和左翼，他们担心这一身份以及亲市场的经济政策会阻碍英国国内的产业干预和国有化政策。

然而随着欧共体演变为欧盟以及左翼的批评声音减弱，“疑欧派”开始有了越来越强的右翼色彩。尽管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信条自由贸易是全欧洲的共识，但欧盟的机制和条约保留了比英国更强的福利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和英国权贵的信条相冲突，由此产生摩擦。英国对欧盟的态度因此分裂为几派：对左翼人士和工人运动人士来说，欧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英国民众的利益，与无所不能的权贵相抗衡；在英国权贵内部，一部分认为欧盟是英国贸易的坚强支柱，另一部分则认为欧盟是对英国新权贵意识形态的威胁。

1980年代后期，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共同体章程，其中涉及保护工会、劳资双方就工资问题等问题集体谈判、性别平等、劳动者的健康标准和安全标准。撒切尔将其斥为“社会主义宪章”，英国保守党政府设法为成员国赢得了退出该章程的后续版本《社会章程》的权利。直到1997年新工党掌权后，英国才签署了这一章程。2008年，欧盟议会投票表决规定每周工作时间上限为48小时，这引发了英国等欧盟成员国及一些企业的抗议。新工党没有接受工时限制。这些尝试将《欧洲人权公约》付诸法律行动的措施被英国权贵视作对英国“国家利益”的侵犯，但在这里，所谓的“国家利益”到底是谁的利益呢？

或许，2011年欧盟委员会提出实施金融交易税后在英国引起的强烈反弹，最能说明英国政府到底是在为谁服务。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提议，所有进行金融工具交易的金融机构只要有一方位于欧盟，就需要交纳金融交易税，对股票与债券交易的税率为0.1%，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税率为0.01%。欧盟委员会认为，在欧盟财政一体化过程中，金融业应该做出合理的贡献，金融业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源头，为此欧盟各国政府和民众都承担了客观的救援责任，而征收金融交易税能够补充公共财政，用于发展或气候变化等民生领域。

根据欧洲民调机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数据，65%的欧洲人赞同征收金融交易税。欧盟内最大的两个成员国法国和德国都坚定支持征收该税，而英国强烈反对。原因何在？这触犯了英国金融精英的利益，而他们却将之包装为英国民众的损失。英国银行业说客、伦敦金融城公司（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政策和资源委员会主席马克·波利特（Mark Poleat）称：“真是不可思议，英国民众居然支持对自己征税，而税款却落入欧盟之手。”英国不仅没有采纳该计划，还发起了一场法律诉讼，称这一覆盖全欧盟的机制将损害英国的利益。

2012年，欧盟建议银行家的红利收入不得超过一年的工资，或经股东同意不超过两年的工资，而当年英国银行家拿到的红利接近其工资的四倍。不出意外的是，整个金融城对欧盟怒不可遏，而英国政府再度出手相助，把这项建议告到了欧洲法院。“整个英国政府在向外界表明——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它是金融城的强大游说力量。”琼斯写道。

琼斯指出，权贵们一方面将自己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深度绑定，一方面引导民众将因自身和国家遇到困境而产生的愤怒情绪从权力上位者身上转移到社会底层：“低收入工人被媒体和政客们怂恿去嫉妒拿着福利过阔绰日子的失业群体，而不是去痛恨不给他们足够工资的雇主。私营企业没有退休金的工人被鼓励去嫉妒能拿到退休金的国营领域的工人。政府拒绝建造廉租房，形形色色的政客任凭稳定的工作从经济中流失。这样，拿不到廉租房，找不到稳定工作的人就被鼓励去忌恨移民们，觉得是移民们拿走了本属于他们的东西。”脱欧派大肆鼓吹移民恐慌和欧盟仇视情绪，鲍里斯曾在公开场合宣称，“英国每周付给欧盟三亿五千万英镑，我们为何不将其用于医疗保健系统。”英国独立党在英国深耕了20多年所培植的脱欧情绪，加上一时被吓坏的中间选民，终于将英国领上了脱欧的道路。

英国独立党的狡猾之处在于其对右翼民粹主义情绪的精确操控。党魁尼格尔·法拉奇反复宣称自己代表人民反对“权贵、现状、大公司、高级欧洲官僚”这些精英，然而提出的打破现状之策却是反对欧盟和移民，这符合的恰恰是权贵们的利益。因为这样一来，英国沉疴积弊的责任就能从社会上层转移到外国人这个替罪羊身上了。

琼斯指出，绝大多数独立党的支持者除了知道它的脱欧主张之外，对其真正代表什么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独立党实际上支持的是那些只会让富人受益的政策。直到2014年，独立党一直建议实行平直的收入税，这就能够削减富人缴税的金额（虽然后来独立党在该政策上采取了相反立场，但它一直鼓吹削减最高税率）。独立党想消除员工国民保险缴纳金，为雇主节省下500亿英镑。独立党宣称要裁掉200万个公共部门岗位，还致力于解除一直令英国人引以为豪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用私营医疗服务取而代之——讽刺的是，独立党的支持者比普通英国公众更倾向于反对自由市场和私营化政策。“舆观”民调显示，78%的独立党支持者赞成对能源公司实行公有制（平均68%），73%赞成铁路重新公有化（平均66%），50%赞成租金管控（平均45%），40%赞成食品和蔬菜价格管控（平均35%）。

如今，英国脱欧公投已经结束三年，整个国家和各个政党严重分裂，其他经济民生议题皆已靠后。从鲍里斯的就职演讲来看，他清楚地知道，和脱欧相比，许多选民其实更重视基本民生问题。他提出了要增加2万名警力维护公共安全，要让所有人能及时看上病，要改善公共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要提高小学生和中学生的资助水平。

但在《权贵》一书中，琼斯已经用了大量案例举证了英国政府多年来坚持推行公共服务私有化的恶果，这些事实都被鲍里斯发言中洋溢的自信乐观掩盖了：运营铁路网的私营公司投资乏力，铁路的吞吐能力下降，车厢空间有限，旅客人数在增加，列车越来越挤，然而英国的火车票还是欧洲最贵的；2013年，英国政府削减了一万个警察岗位，伦敦大都市警察局宣布把价值五亿英镑的公共服务进行私有化改革；大量NHS业务被私营公司侵吞，公共医疗服务资源被削减，医院开始用盈利与否来决定病人优先级，仅2012年就有超过5.2万人被迫放弃排队等候另谋他路……

我们若是意识到这些权贵的历史、积弊与问题，或许也就能看清楚：即使脱欧成功，英国人翘首以盼的更美好的未来也难以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