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意大利著名作家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

莱维生前拥有众多身份，他是化学家、作家、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第174517号囚犯）和知识分子。很难说哪个身份对莱维而言更重要，或者更贴近他的本质。化学师的技能使他得以在集中营存活；集中营的经历使他成为一名作家；而著作的成功又使他主动担负起向世人（尤其是年轻人）讲述集中营历史的职责。莱维本人对自己身份的多面性有着非常清晰的体认，在小说《扳手》中，他这样描述自己：“我在世人眼中做一个化学家，反过来却感受着自己血管里作家的血液，我觉得自己好像在身体里盛着两个灵魂，而这太多了。”在一次访谈中，他又说：“我是一个两栖动物，是一头半人马，我内部被撕扯成两半，一半的我在工厂，是化学家和技术专家；另一半的我和第一个我完全是脱离的……生活在写作的世界中，接受采访，处理我过去和现在的经验。这是我大脑的两半。我带着这种妄想式的分裂生活着。”

乔治·斯坦纳说过：“奥斯维辛的世界既超出了我们的语言的限度，也超出了理性的限度。” 莱维能从奥斯维辛生还已极为不易，而其理性和语言能力也未受摧折，反而留下大量揭露集中营罪恶的文字，实属奇迹。而这一奇迹的诞生恰恰与莱维兼具作家和化学家的特质密不可分。

受难和倾诉：“词语作为一种拯救，故事作为一种治疗”

普里莫・莱维1919年7月31日出生在意大利都灵一个中产家庭，1937年考入都灵大学理学系化学专业就读。毕业后，他在一家制药厂工作，但很快便投身于反法西斯运动，并加入了一支在意大利北部山区活动的游击队。1943年12月13日，他和战友被内奸出卖后被捕，先被押送至一个叫做福索里的集中营，次年2月转至奥斯维辛。11个月后，德国人抛下集中营撤退，莱维重获自由。他先在苏联一个过境营地里生活了数月，7月踏上归国旅程，并终于在1945年10月19日返回出生之地。在此后的一生中，他一直居住在那里。

作为一名罕见的集中营幸存者，“为何是我（而不是其他人）能活下来”是莱维反复追索的疑问。对此，他提供了明确的答案：（1）向来体弱多病的他在集中营里竟然没有生病，待终于生病时德国人已经撤走；（2）懂一点德语，不至于因听不懂指令而遭到毒打，也能更顺畅地与管理者交流；（3）拥有化学师的技能，被分派到一个分析实验室做一份不太繁重的工作。上述三条，但凡稍有欠缺，他可能就无法活着走出集中营。因此，莱维一再强调自己（和其他幸存者）侥幸生还的偶然性：“所有那些从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人的故事，不存在一个普遍的共性。每一个幸存者都是一个例外、一个奇迹。”

不过，笔者想在本文中讨论的，却是莱维存活下来的必然性。身为一名科学家的超凡好奇心和观察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拯救了莱维，使他在被迫沦为被“恶魔机器所囊括的一部分”（菲利普・罗斯语）时，还能保持住清醒理智的头脑和心灵。

莱维自幼成长在一个“知识和文化上”都充满好奇心的家庭，在朋友之间，他“富于感染力的好奇心”、“观察的天赋，以及对于这个世界几近虔诚的探究热情”颇具名声。而这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和“从化学及其衍生范围内所获得的思维习惯”是连集中营都无法扼杀的。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中，莱维堪称惊世骇俗地将在奥斯维辛中遇到的人比做“装在密封信封里，需要被定性、分析、称重的标本”，而“奥斯维辛这本打开在我面前的‘标本集’是丰富多彩而新奇的，其中既有朋友、中立者，也有敌人，随时随地有满足我好奇心的食粮。”曾经采访过莱维的菲利普・罗斯也敏锐地指出，莱维是将囚犯在集中营“被转化、被摧毁”的过程当作“一种物质在化学反应中分解那样”描述和分析的。

进入集中营后不到24小时，莱维的手臂便被文上“174517”的囚犯编码，“他的姓名——人类独特性的重要标志——就这样被剥夺了，”莱维的传记作者伊恩・汤姆森这样写道，“过去的莱维死去了。”这一形容并不准确，如果可能的话，应该说集中营使莱维变得更加强大了。这个地方可以夺走他的自由和健康，但无法夺走他的意志和记忆。

还在生死边缘徘徊时，莱维便难以压抑“在五脏六腑中炙热地燃烧的记忆”，开始在“那间刺骨寒冷、被战争和充满警戒的眼睛包围的德国人的实验室”里偷偷做记录。这个因为无法保存和示人而被他销毁的笔记本为莱维积累了第一批写作素材。从集中营回国后，他近乎疯狂地向“公共汽车和电车上”的乘客诉说他的经历。当时，许多难友患上了“幸存者病”，他们的精神被集中营彻底击溃，丧失了从深渊重回人间的勇气和生命力。莱维则经历着另一种梦魇的折磨：“倾诉却没人倾听，重获自由却依然孤独。”他在后来的访谈中表示，这种迫使陌生人倾听的“病态的讲述冲动”是出于“解脱”和“治疗”的需求。对莱维而言，讲述和写作是一剂良药，“让我觉得平静，觉得再次像个人，像个普通有家室、有远景的正常人，而不是个烈士、难民或圣人。”

莱维写作第一部作品《这是不是个人》的过程相当顺畅：“无需任何刻意的努力，回忆就不断向我涌来：事件、面容、话语、感觉，仿佛那时我的头脑经历了一段具有高度感受力的时期，其间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未曾遗失。”“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不寻常地从悲剧的底色中凸显出来：朋友，曾经的旅伴，甚至敌人——他们接二连三地来请求我帮助他们活下来，享受文学人物那模糊但长久的存在。”莱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这本书的创作，考虑到他此后作品的问世往往要耗费数年乃至十多年的时光，不难感受他当时喷涌而出的记下一切的热望。

作为莱维的首部作品，记录其集中营经历的《这是不是个人》为他今后的创作奠定了基调。对集中营体制的深刻观察和分析、对人物不加褒贬的客观陈述、细节描述的精准生动，以及叙述语调的平和沉静，这些后来饱受赞誉的、专属莱维的风格特色已经在这本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然而，评论界和读者对这本书反应冷淡。对此，莱维的解释是，刚从战乱中恢复的意大利还没有做好接受此类题材的准备。失望之余，他一度打消了成为职业作家的念头，继续兢兢业业地在一家树脂和油漆工厂工作。后来，莱维反而感谢这段挫折。因为若该书一出版就大获好评的话，他很可能会放弃化学家的工作，从事专业写作，而剥离科学家身份后是否还能写出好作品，这是莱维自己也难以想象和预判的。

书写与反思：“约伯的确存在过，不只是一个寓言”

1956年，再版后的《这是不是个人》终于大放异彩，收获其应有评价，此时距其首次出版已近10年。受到鼓舞的莱维再度开始写作，并于1963年4月出版了第二部自传性质的作品《休战》（另一译名为《再度觉醒》）。与前作相比，《休战》的笔调明显轻松诙谐得多。这种变化固然受到题材影响——前者中的莱维是朝不保夕的囚犯，而后者中的他已恢复自由身——但同时也反映出莱维对写作的态度也已发生了转变。对他而言，写作“不再是孤独悲伤的治疗之旅，不再哀讨同情”，而成为“神志清明的建构活动，化学家量度、分割、判断、证明的工作”。再一次地，莱维明确以科学术语比拟文学写作过程。集中营的经历令他终身渴求秩序和安定，而写作恰恰与做实验一样，是“创造秩序”的绝佳途径。

《休战》一经出版便获好评，莱维的创作热情被彻底点燃，他已囤积了大量新颖的写作题材，正待一试身手。谈到小说《扳手》时，莱维表示：“我不再是先前那个被驱逐者或者见证者，虽然我仍然感觉自己有这两种身份，而且其已扎根在我内心深处。但是我不想自己仅仅拥有这两个身份，在某种程度上被贴上标签，与世隔绝。我认为自己可以自由写作任何主题，我也不排除将来会回归‘集中营’的主题。”在《休战》出版后20年的写作生涯中，他陆续出版了长短篇小说《扳手》《缓刑时刻》和《若非此时，何时？》，诗集《未定的时刻》，散文集《他人的行当》和《周期表》等，还撰写了两部科幻故事集《自然故事》和《形式的缺陷》。这些作品的主题大都与集中营无关，这无疑显示出莱维避免重返过去、试图在其他领域证明自己写作才能的勇气和决心。但我们仍能不断窥见这些著作中潜伏着的集中营的暗影。“哪怕仅仅是一瞬间将他自己和奥斯维辛的遗产切断都是不可能的”，意大利版莱维全集的编辑马可・贝波里蒂这样说道，莱维也认可这一点。无论如何，他的声望与日俱增，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也斩获了不少文学奖项。

1986年4月，莱维信守承诺，凭借其最后一本著作《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回归”集中营主题。该书出版一年后，他便在都灵的家中去世了。在序言中，莱维抄录了集中营幸存者西蒙·维森塔尔记下的党卫军对囚犯的训诫：“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已经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你们没人能活下来作证，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历史学家们可能会怀疑、讨论和研究这些问题，但他们无法定论，因为我们会毁掉所有证据，连同你们一起。即使留下一些证据，即使你们有人能活下来，人们也会说，你们讲述的事情太可怕了，让人无法相信——他们会说这是盟军的夸大宣传。他们会相信我们。而我们会否认一切，包括你们。集中营的历史将由我们来书写。”

莱维平静地摘录了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话，但他的愤怒和担忧是显而易见的。他庆幸纳粹的图谋没能得逞，即使集中营档案被销毁殆尽，但终究有人活了下来，将第三帝国的罪恶昭告天下。在发表于1975年的一篇题为《政治放逐犯》的文章里，莱维写道：“要为生存下去而斗争，因为在那么多人之中，至少有一个人必须活下来；要在必将到来的胜利之日去迎接解放，把最后剩下的力气花在有待完成的一种使命上，那就是要向世人诠释其他人的牺牲。让世界认识到法西斯主义这种思想观念的可怖。”很难想象莱维在集中营时就如此明确地意识到作为见证者的重大责任，因此这段话更像是他对自己生还原因的事后解释。不过，即便如此，莱维在集中营时也已认识到此地是野蛮、下贱和邪恶对文明、高尚和善良的暂时胜利的产物。他坚信是理性与善意的力量使他最终免于被黑暗吞没，在离开集中营后的几十年中，他对这一点从未失去过信心。

这也是莱维对于有人将他的生还归功于上帝的恩惠如此反感的原因。当他的大学物理教授尼科伦・达拉伯塔博士在信中感叹“你能回来并不是偶然的，普里莫——上帝拯救你是为了让你去书写历史”时，莱维不快地回复道，“奥斯维辛的残酷是对天神的咒骂。”他还在其他文章中写道：“……但我并不感谢上天：如果真的有上帝的话，奥斯维辛和比尔克瑙永远不该存在。”因为亲眼目睹过集中营里残存的善意，以及德国人撤走后几乎囚犯们立刻就复苏的人性；因为感受过“沉睡的理智所产生的心魔那佝偻扭曲的影子”而加倍珍视理智的清明，莱维无法容忍上帝或其他虚无缥缈的解释夺占了理性与善意的位置，黯淡了它们确定无误的救赎力量。

真相的求索：“通过行动做证的人是最有价值的见证者”

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的第一篇文章《罪之记忆》中，莱维开宗明义地写道：“人的记忆是一种奇妙却靠不住的工具。”而“极端体验”之下的记忆无疑经受了更为致命的扭曲和磨损。莱维从集中营回国后便为填补其“非凡的记忆力”中可能出现的漏洞四处奔波。将莱维及其好友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对集中营的报告和证词等收录于《这就是奥斯维辛：1945-1986年的证据》一书的法比奥・莱维和多梅尼科・斯卡尔帕指出：“随着其不时对亲身经历的不同消息来源的纠正，莱维对于资料的精确性高度谨慎的态度也不断递增。”“他着手寻找昔日被囚禁的难友，与他们重新建立直接的通信联系；他到处打听囚友们的消息，无论是当初与他一起搭乘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趟列车上的难友，还是与他一起被关入莫诺维茨-布纳的（男性）囚犯，抑或是那些被送往比尔克瑙的（女性）囚犯。”收录在《这就是奥斯维辛》中的《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囚犯号为174517的普里莫・莱维有关奥斯维辛及其附近集中营的报告》《起诉（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霍司的证词》《为审判艾希曼提供的证词》等篇章脱却了文学性的表达，但一如既往地展现着莱维作品中特有的丰富而精确的细节。他以撰写化学实验报告般的严谨执笔，务求毫无遗漏却又绝不夸大地还原罪行的点滴。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集中营体制的形成原因和运转机制，莱维大量阅读第三帝国的历史和希特勒等人的传记资料，甚至学习了德语，还重返已被改建成博物馆的奥斯维辛参观。尽管莱维曾在访谈中否认“自己负有精确地复原历史的重任”，但他为获取真相所付出的心力之巨、与真相距离之近，无不形成了对“那些无所不用其极地试图将他所有现存的社会关系抹去，并试图将他和他的族裔从历史中彻底扫除的人”的“彻底地文明、热切的回应”（菲利普・罗斯语）。

“那些触碰人性深渊之底的人无法活着回来讲述故事；或者，他们的观察能力由于苦难和不理解的茫然而瘫痪了。”但莱维不仅活着回来，记下他亲睹的一切，而且那些将他塑造成人的品质：好奇心、观察力、善意、勇毅，也没有被折损分毫。在文坛成名后，莱维还无比自觉和忠实地承担起见证人的职责。他接受了上百次访谈、在数十所学校演讲、给青年人回信解答他们对历史的疑惑，无数次地讲述和剖析他在集中营的经历。到了晚年，莱维还被迫看到新纳粹主义在欧洲沉渣泛起，听到年轻学生对集中营是否真实存在过的质疑，这位饱受风霜的老人一定非常忧虑。但他从未放弃聆听和对话，而讲述始终是他最强大的盔甲和武器。

伊恩・汤姆森著《普里莫・莱维传》中载有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莱维和朋友一起度假，对方8岁的小女儿艾丽卡被困在溪流对岸，莱维向她伸出援手，“这是改变她一生的时刻。她注意到他前臂上的蓝灰色数字。“‘那是什么？’她问。带着痛苦的微笑，莱维解释那是另一个世代的‘纪念品’。艾丽卡请求莱维认真解释。”艾丽卡的妈妈开始给她朗读《这是不是个人》。“艾丽卡・斯克罗波有着迫切的好奇心，她代表了普里莫・莱维的下一代读者。”终其一生，莱维拒绝洗去“174517”的文身，这串数字后来也铭刻在他的墓碑上，与大理石一起永不磨灭，长久述说着最彻底的罪恶和最顽强的抗争。

尾声

“从此后这无比的痛苦，时时出现，将我折磨：我的心在剧痛中燃烧，直到我把这故事诉说。”这是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叙事长诗《古舟子咏》中的诗行。莱维经常自比为这首长诗中的老船长：“所有饱经风霜的人都渴望讲述自己的经历。”作为一名奥斯维辛幸存者，莱维将大部分人生奉献给了记录和揭露纳粹罪行这项事业。与此同时，他抵制住暴力和复仇的诱惑，拒绝将仇恨“指向整个民族群体”，也克制在著作中宣泄悲伤或愤怒的欲望，从始至终均保持着叙述的冷静和谨慎，这也是他的讲述具有强大道德力量的原因之一。那颗永远理智的、人性的头脑帮助他从奥斯维辛生还，也支撑着他在余生中与谎言和遗忘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如今，这位老船长已安息多年，但他的故事和精神还将代代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