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一个朋友给我发消息：“托尼·莫里森过世了。”我感到悲伤，麻木。我脑海中闪过这些话：“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走了。她再也不笑了。”在网上，我读到“她是不朽的”，我讨厌这个谎言。没有人是不朽的。她已经不在人世，她不会再写了，我们现在失去她了。这就是全部事实。

我只见过她一次。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会面。

几个月前，奥斯陆的文学馆邀请我去办一场讲座。艺术总监安德烈亚斯·德尔塞特刚刚组织了一系列会谈，邀请一位作家谈论另一位作家。当他邀请我加入这个系列，并问我想谈论谁时，我立即回答：“托妮·莫里森。”后来，莫里森读了我写的关于她的讲稿。我们互相写信，商定在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到她在纽约城几英里外的美景镇住所，与她共进午餐。几天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件事。然后，周六到了，我来到她家门口，她家在哈德逊河岸边，一个你无法真的把它叫做镇子的美国小社区里。我在纽约市内坐上出租车，路上我感到一种焦灼：我没有处在最佳状态，不会被像她这样的人所接纳。

一个女人打开门，带我走进客厅，她——托妮·莫里森——正坐在沙发上。我第一次看到她的脸。她微笑着，用她低沉的声音说：“很高兴见到你，路易斯先生。”一瞬间，我就不担心了。她问我想喝点什么，我以提问作为回答：“您在喝什么？”她耸耸肩：“伏特加。”我问：“里面加东西了吗？”她笑了。“不，当然是纯伏特加。”我和她一起笑了，然后说，“那我也来点一样的。”

我们讨论了文学，主要是关于威廉·福克纳和詹姆斯·鲍德温。她告诉我，很多批评福克纳的人并不理解他，把他归结到他的种族主义言论是荒谬的。她想的正好相反，我们必须考虑到他的种族主义，超越他写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不钦佩他。我们谈到了爱德华·格里桑的杰作《福克纳，密西西比》，他在书中分析了福克纳的种族主义，与此同时，他展现了福克纳通过诗歌、写作以及悲剧的复兴创造了工具和思想，能用来质疑所有形式的压迫、权力和合法性观念。格里桑写道：“当美国黑人经历了这种‘内部’批评，并把这种批评融入他们的未来，福克纳的作品就‘完成’了。”听她说着，我想她不仅超越了福克纳，还让这成为可能。

她告诉我她和鲍德温一起去法国南部的旅行，她大叫着说：“他是我认识的最有趣的人！他讲笑话停不下来！”我想象着他们互相挨着的画面，笑了很长很长时间。

在文学馆的讲座中，我试图展现她的小说——尤其是《孩子的愤怒》和《宠儿》——如何让我们同时对权力和暴力作出深刻而有力的分析。《宠儿》写的是奴隶塞丝的故事，一天她从所属的农庄逃走。她勇敢地穿过森林，越过荆棘和陷阱，穿过河流。她设法逃到一个小镇避难，但奴隶主很快就找到了她。当白人前来想把她带回去的时候，她和自己的孩子正躲在谷仓里。这时，故事的核心悲剧发生了：听到男人们靠近自己藏身的谷仓，塞丝割断了一个女儿的喉咙，杀死了自己的孩子。我们理解塞丝的举动——杀死自己的孩子，一个婴儿——不是一种用来回应奴隶制暴力的暴力行为，甚至也不是让自己免受奴隶制暴力的暴力行为，而是已经扩散在她整个身体里的奴隶制暴力机制。白人奴隶主应该为孩子的死亡负责，他们应该为这一特殊举动受到谴责。《宠儿》让传统上被问及的政治问题“以暴力来回应暴力是否正当”变得过时，因为塞丝的暴力行为不是对奴隶制暴力行为的回应，它就是奴隶制暴力机制本身，主导权力将这种暴力机制连同恐惧、威胁和死亡强行灌输给塞丝。简言之，主导权力总是该负责的。权力让暴力像电流一样从一个身体流向另一个身体。

没有一本书像《宠儿》那样用如此巨大的力量、美丽和能量证明这一点。遇见她的那天，我告诉她，读完《宠儿》后，我们可以在另一个层面上真诚地争辩说，如果一名抗议者在暴乱中烧毁了一辆汽车，那么制造了这种政治暴力环境的政府应该为这一行为负责，政府应该为汽车所遭受的损失负责。因为政府有力量制造或打破暴力环境，就像塞丝的奴隶主一样，当然，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暴力层级。她笑着说：“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写的书会被如何解读。”

我们继续喝伏特加，继续放声大笑。对我来说，她的笑声是最令人惊讶的事情之一。谈到美国的政治灾难，她笑了，甚至在谈到最悲惨的事情时也笑了。某个时刻，我问她卫生间在哪里。在那里，我看到了她收到的诺贝尔奖的信。我觉得有趣的是，信件在那儿，就好像，尽管她为获奖感到自豪，但她还是想要对这些机构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对它们的嘲笑。

后来，当我们谈论政治以及她的作品如何让我思考这些问题时，她建议我们去隔壁房间看看挂在墙上的一个相框。她微笑着鼓动我说：“你会喜欢的。”她用声音引导着我，我走到一封相框里的信前，这封信通知她，她的书《天堂》在德克萨斯州的监狱里被禁了。它详细说明，这部小说包含“种族性质的信息”，一个“有理智的人会将其理解为仅仅是为了传达这样的信息，通过罢工或暴乱等囚犯骚乱来实现监狱的崩溃”。她又笑了：“你能想象……这个国家是如此的种族主义！”我明白，她的笑声是对世界的复仇，一种让权力知道它不能得到她的方式，她会与之斗争而永远不会被权力触碰到。在一场著名的电视采访中，她曾说：“我不是受害者。我拒绝成为其中一员。”

她跟我说了一次旅行的经历。她横穿美国时，遇到了一个想逃离美国种族主义社会的人们组成的自治社区，他们生活在一个自我管理、自我运营的群体里。在这个社区周边的入口处，一张海报上写着这样的话：“进来吧，做好准备。”我相信——尽管我不能完全确定——她对我说，这个“做好准备”意思是，为了能够加入他们，人们在进入社区时必须带上自己拥有的财产。她说，她问了问自己：“这些人逃离美国社会，他们制定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一条规则，一个警告，要做好准备。我们就永远无法逃脱这些东西吗？”

时间渐渐接近傍晚，我们喝了四五杯伏特加。在酒精的作用下，气氛更加融洽，我也更容易发笑了。就在那时，她告诉我，她不能理解文学界这种书写自我、书写自己生活的新风尚。这是当天我唯一与她意见不一致的时刻。她和蔼地说：“你，当你书写自我的时候，这是一种描写世界的方式，但是大多数书写自我的人除了自己什么都没写。”我被这种称赞所感动，但我告诉她，在书写自我和只书写自我的写作中，我都没有见出任何问题，因为没有什么经历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已经或将要被别人经历。我说我甚至在今天的自传中看到了文学复兴的可能性。她说：“我们不必事事都达成一致。”我们又笑了。

她的儿子来了。按她的要求，他去手表店买了支表带回来。他在门外喊道：“我拿到手表了！”她回答：“你找到粉色的了吗？粉色的是最漂亮的。”然后，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们把她的手表调好。我知道这很傻，但是看到一个像她这样伟大的女性在做如此琐碎的事情，我十分感动。我觉得全世界都应该看看这一幕，因为文学成为了如此令人敬畏的事物。也许作家有时应该展示展示日常生活中的自己，这样他们的写作就不那么可怕了。所以一个作家的生活看起来就是这样，一种几乎平常的生活。也许到那时，人们会觉得可以写更多东西。

我记得她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年轻的法国同性恋白人男性（指本文作者爱德华·路易斯，也就是本文中的“我”）会对一个不同世代的美国异性恋黑人女性如此感兴趣，会如何感兴趣。”我回答说：“不仅仅是因为您写了关于种族主义的最重要的书，而且您的书在对暴力机制的分析上走得如此深远，以至于它们能向所有经历了这种压迫的人们发声——女性、LGBT群体、穷人。”我觉得我的答案很蹩脚，今天我依然在试图找到一个更准确的回答。

我不想让这种回忆的触发停下来。当我离开的时候，因为伏特加，我有点醉了。我担心逗留过久，没注意到时间流逝。她要签一本《最蓝的眼睛》送给我。我递给她一支比克钢笔，她说：“不，不用这个。”她用了一支自来水笔。她问我最近在读什么。前一天，我见到了我的朋友，诗人奥申·阮福洪侅。我背包里有他的书。我把书送给她。她告诉我，她非常喜欢她在法国的出版商多米尼克·布尔乔亚。她主动提出让我读读她正在写的小说的前几行。我还记得第一句话——简短、尖锐，有点像《孩子的愤怒》的第一句话：“这不是我的错。”她建议我去她家后面看看那座浮桥码头，它驻扎在哈德逊河上。我拍下了这张照片。

总有一天，我会更好地、更全面地写写她的书是如何改变文学的。

（翻译：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