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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凯文·巴里谈写作:“写小说是一种生存机制,没有它我就完了”

凯文·巴里谈了谈妻子、居住在田园的生活、考驾照的失败经历,以及自己的写作过程和新书。

凯文·巴里 图片来源:The Paris Review

凯文·巴里被广泛认为是新世纪英语国家涌现出的最有天赋的小说家之一。五年前,《蒙特利尔宪报》(Montreal Gazette)的一位评论家曾谈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凯文·巴里“继承了伟大的爱尔兰传统”。但巴里早年其实走遍了多个国家和大陆——他在爱尔兰利默里克市长大,在科克市生活了10年,然后在英格兰、苏格兰、加拿大、美国和西班牙不同的地方都生活过。

他的第一本故事集《小王国》(There are Little Kingdoms)在12年前出版时获得了享有盛誉的鲁尼爱尔兰文学奖(Rooney Prize),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博海恩城》(City of Bohane)在2011年获得了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今年,他最新的小说《开往丹吉尔的夜船》(Night Boat to Tangier)入围了布克奖长名单。凯文·巴里以其朴实的文字、紧凑的叙述、将幽默和黑暗巧妙结合的写作风格而闻名。前几天,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对他进行了一次采访。

约翰·耶利米·沙利文:我想先问你,你住在爱尔兰北部的什么地方?为什么会选择住在这里?你居住的小镇怎么样?

凯文·巴里:我住在爱尔兰斯莱戈郡的爱若湖(Lough Arrow)旁,那里曾一度是欧洲报道的UFO目击事件发生率最高的地方。据说,曾有一位老妇人进入了另一个维度——那些特异景象现在不知怎么地消失了。但我会观察天空,以防万一。

我和妻子在这里住了有十二年了。这里一年有300天都在下雨,基本上是一个沼泽,但不失为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有点梦幻,有点忧郁,但很美。这栋房子建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是皇家爱尔兰警队的营房,直到70年代末才被拆除。我会在一个曾经是牢房的棚子后面锻炼身体。

我已经习惯乡下的田园生活了——漆黑的夜晚,动物在沟渠里发出神秘的沙沙声,等等——这有点奇怪,但我已经完全沉浸其中,你会发现自己的情绪是如何受到天气、气压和风景的影响。

爱若湖 图片来源:Trip Advisor

沙利文:你能跟我谈一谈你的妻子吗?她叫什么名字?你们结婚多久了?她是做什么工作的?

巴里:她叫奥利维亚·史密斯(Olivia Smith)。我们在一起20年,结婚10年了。她曾经是一名学者,教授法律,现在我们在一起工作,经营着一个出版项目——《冬季报》(Winter Papers),一个精致的年度艺术选集。她会花很多时间帮我找到手机、钥匙、钱包,还有我的礼貌态度。VS·普利特切特(V.S. Pritchett)的妻子曾在填表时把自己的职业写成“司机”,因为她要一直开车送普利特切特。我的妻子也经常开车送我。我明天就五十岁了,还要参加驾驶考试,不过现在看起来形势并不容乐观。

沙利文:是什么阻止你学习开车,或者说是什么阻止你拿到驾照的?

巴里:我认为这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我已故的父亲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才通过了第八次驾驶考试。我学东西一直很慢,十四岁的时候学会了骑自行车,三十二岁的时候学会了游泳,三十七岁的时候出版了第一本薄薄的故事集。我觉得只有傻瓜才会冒冒失失。我现在是一个自行车爱好者、游泳爱好者和作家。一旦我开始行动,往往会有一种后来者的热情。

沙利文:在最初的37年里,你显然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读者。你父母是爱读书的人吗?

巴里: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我是在书堆里长大的,不过这些书都是一些关于赛马骑手的传记——我父亲对赛马很感兴趣,所以我记得一些类似于《莱斯特·皮戈特:我的一生》(Lester Piggott: My Life)的书。我想说的是,我的父母都是认真读报的人,但不是特别爱读书的人。但是我小时候对书很着迷。我清楚地记得自己从《世界第一少年侦探团》和《哈迪男孩》(The Hardy Boys)这类儿童冒险到更加严肃的作品的时刻。当时我得了流感在家养病,看到了姐姐在学校学习的《呼啸山庄》,这本书简直让我入迷了,它把1980年利默里克市郊的一个小男孩带回了19世纪的约克郡荒原。在我十岁的时候,或者说不论当时我多大,就意识到了文学的力量。现在我还会重读《呼啸山庄》,这本书依然会让我入迷。

沙利文:你喜欢诗歌吗?

巴里: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位特别喜欢的英语老师,林奇先生,他是诗人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的铁杆粉丝,通过林奇先生,我学到了一些硬核的诗歌——比如《茶隼》(The Windhover)和《菲利克斯·兰德尔》(Felix Randal)——这些诗的韵律是如此的强大而让人入迷,诗句是如此的充满活力。作为一个曾经十几岁的红发(ginger-haired)哥特族——不得不说,有一些窘迫——我曾躺在利默里克市的墓地旁边,写关于女孩和自杀的诗歌。我没有在此基础上将诗歌写作再推进一步——爱尔兰到处都是诗人,随便扔根棍子,都可能打中一个诗人的脑袋,所以我放弃了关于诗歌的创作。不过,我仍然是一个热爱诗歌的读者,每天晚饭后我都会读一读诗。我也会试着把诗背下来,因为我认为这对大脑很有好处。

沙利文:作为一个红发哥特族会面临什么特别的挑战?

巴里:红头发有一种天生的愉悦感,让人很难把自己伪装成“半爱着安逸的死亡”。而且,红头发往往与雀斑皮肤相配……当你还是个该死的农场男孩的时候,却想让别人觉得你是海洛因时代的尼克·凯夫(Nick Cave,澳大利亚著名摇滚音乐家——译注)?这简直是场灾难。

《冬季报》

沙利文:在林奇先生之后的这些年里,对你最有意义的诗歌是什么?

巴里:在天空中所有的星星中,只选一颗?好吧,我最常从书架上拿下来的书是《菲利普·拉金诗全集》。像《降灵节婚礼》(The Whitsun Weddings) 这样的诗每次都能打动我。或者像《再次相爱》(Love Again)有着在所有诗歌中最心酸的开头:“再次相爱:手淫在三点十分(他真的被她带回家了吗?)” 人们确实夸大了拉金的悲惨一面,但我想,在某种程度上,痛苦是他性格的一部分,有点像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我敢打赌,和他一起去喝酒一定很有趣——当然,和贝克特一起去喝酒也很有趣,他是个爱笑的人。但是,是的,拉金,拉金,拉金——我总是有意识地和无意识地,在我自己的作品中引用他的话。

至于其他的诗人。我也喜欢许多美国上世纪中叶的诗人——比如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罗伯特·罗威尔(Robert Lowell)和迪奥多·罗赛克(Ted Roethke)。我真的很喜欢罗赛克,他的诗很迷人。事实上,在爱尔兰西部的一个小岛上,罗赛克有过一次严重的精神崩溃,后来他被送往巴利纳斯洛的精神病院。

沙利文:在《疯人院的罗赛克》中,你写道,“当你说你要去工作时,作为一名作家,你的意思是要爬进那该死的神经。”那是来自你自己的经历吗?现在还依然如此吗?

巴里:这确实是我的亲身经历。因为写小说主要是在潜意识里工作,你要处理那些梦幻的、油腻的、模糊的东西,要试图赋予它们可叙述性。不写的时候,一切进展很顺利,你感觉好得不得了;写的时候,你他妈就是一个恐惧、害怕、焦虑和不安综合体,而这些焦虑只是意味着你还活着,基本上每秒钟你都在经历着深刻而美丽的冲击。作为一名作家,你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生活总是在某种无形的状态下徘徊,而你在试图塑造它,试图讲述它的故事。我认为,写小说是一种生存机制,没有它我就完了。

沙利文:我非常喜欢你的作品中一点的是,你的故事中抒情、诗意的句子念起来非常动听。你的书中很多段落,听起来像是来自一首失传已久的优美诗歌——这似乎很困难。但不知何故,这些句子也并没有颠覆叙事或是用漂亮的语言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换句话说,这些句子确实帮助了故事的讲述,但是以意象的方式。例子随处可见,比如你刚刚提到的故事中,“焦虑掩盖了其任性的音乐。”一些微妙的东西正在其中得以平衡。我想知道在你的工作中,对这种紧张的意识或影响有多强烈,你是否必须在其中工作,还是你只是听到了这个世界的声音?

巴里:我拿笔思考的时候,会把作品大声朗读出来,我觉得这是在整理或控制情绪冲动方面最有用的部分。如何不让笔触飘进太过诗意的领域?耳朵知道!眼睛则会愉快地扫过一篇段落,会更容易被愚弄。早些时候,比如说,在我的第一本小说《博海恩城》中,每当我写一段抒情诗,我都会在写完之后马上读出来,也许是用一种尖刻的语气,也许是用一种颠覆性的、戏弄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这能够鱼与熊掌兼得。对读者说,是的,这样很有诗意,对我来说,也能找到乐趣。现在我更倾向于踮起脚尖走向峭壁——看我能与美感一起走多远!我非常喜欢你的提议,把这些诗句的意象发挥出来,有助于推动故事的叙述和发展。这是我希望看到的,希望你说的是真的!

说到这里,今晚就到这里吧,沙利文(指采访者——译注),因为现在是看电视和电影的时间了——奥利维亚和我正在经历一个奇怪的阶段,我们现在只看极限攀岩纪录片——比如《黎明墙》和《家在阿拉斯加》。愿意明天再继续采访吗?

凯文·巴里的第一本小说《博海恩城》

沙利文:我也很喜欢这个节目,也确实是时候结束今天的采访了。如果可以的话,明天我想请你回顾一下在《博海恩城》中提到那个段落,我想知道如今的你,会不会用不同的写法。像这样的邮件采访,有时会缺乏那种面对面的精准感,所以原谅我又忍不住把镜头拉紧。

巴里:好吧,我刚考完驾照,考砸了。我在单行道上走错了路,而且总体上对“其他道路使用者”缺乏考虑。在开车等实际情况下,人的个性流露出来的方式很可爱。

好的,话说回来,《博海恩城》中的段落。“下游几英里处,河流绕过最后的断崖,潺潺进入了海洋。从城市看不见海洋,但一直有臭氧接近的传言,空气中发出刺耳的声音,就像人嘶哑的声音。这一切都是爱尔兰西部才有的荒凉。”

“潺潺”“臭氧的传言”和“刺耳的嘶哑”让我在抒情放纵的悬崖上深情地徘徊。“荒凉”这句话是一个讽刺的小音符,把我从边缘又拉了回来,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必要这么写。

但奇怪的是,把这段文字打出来,是我11年前打下这些字以来的第一次,这让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像看到了自己的灵魂。作为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这在我们的散文风格中得到了生动体现。我的意思是,散文风格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它是你个性的直接体现,最最直接的体现。是你的灵魂在说话!正因如此,我现在更倾向于,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快速地写完小说……我认为,如果在小说上花的时间太长,你的性格就会一直在变化,散文、语调、笔记都会出现前后矛盾。

沙利文:你的新小说开始于几个职业罪犯,一生的朋友,在西班牙码头的闲逛和有趣的哲学玩笑。他们在等一艘可能永远也到不了的船。当然,我们知道贝克特会在那里。这也让我想起了《性感野兽》。

巴里:是啊,《性感野兽》很棒——我真的很喜欢本·金斯利(Ben Kingsley)这个角色,那充满喜剧性的疯狂,还有他的眼神。我一直很喜欢这种最后一份工作的情节和混乱的结构。乔纳森·格雷泽(Jonathan Glazer)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导演,他根据米歇尔·法柏(Michel Faber)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皮囊之下》也有如此奇妙的力量。

那种歇斯底里的威胁感与我在书中所追求的感觉很接近,就剧作家而言,我会更多的考虑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而不是贝克特。尤其是60年代早期的品特——比如他的《看门人》和《生日派对》。但是,你不能让两个爱尔兰人在周围等着,而指望贝克特先生高大瘦削的身影会以某种方式结束这项工作。

我认为对我这个年龄的作家来说,电影、电视和音乐的影响和文学的影响一样重要。我觉得真正的基础是你在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喜欢的东西。在我那个年纪,我喜欢的是电视剧《双峰》、大卫·林奇的电影、小妖精乐队(Pixies)的唱片、浩室音乐(house music)、踏波和雷鬼音乐(dub reggae)、索尔·贝娄的小说、弗兰纳里·奥康纳的作品,以及英格兰北部的那些合成器乐队。

沙利文:你能再讲讲品特和那些特别的剧本吗?它们给你带来了什么?

巴里:它的特别之处在于那种威胁的气氛十分模糊,但却又诡异地存在着,喜剧中有一种冰冷,在谈话的表面之下便有了嘲讽的双重意味。这有点像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曾经说过的——这是我经常引用的一句话——他说,当两个男人在街上互相打招呼时,其中一个就输了。这意味着总是有这些无声的战斗和权力斗争在进行着,这一点在品特的剧本中无处不在。这些戏剧的气氛令人不安,但品特的天才之处在于,他在挖掘这种气氛的同时,也能挖掘出喜剧的潜力。这是一种可怕的趣味。

沙利文:你的新小说是一个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有两名男人都在缅怀和哀悼同一个女人辛西娅(Cynthia)。他们还痴迷于寻找一个年轻女子,似乎是他们其中一人的女儿。而她在地下世界失踪了。这是一个关于硬汉的故事,但却以女人为中心。所有这些组成了一句让人悲痛的诗句:“恨不是爱的答案;死亡才是。”这些都是从一开始就写在书里的吗?还是你必须先了解这些人,才能看到他们的记忆?

巴里:“灵感”听起来是一件快乐而又轻松的事情,但却往往是一种烦恼。有些角色出现了,就不会再闭嘴,也不会再滚蛋。莫里斯(Maurice)和查理(Charlie)最初是出现在短篇小说中的人物,他们曾在监狱里呆过一段时间。每当故事开始告一段落时,这两个爱威胁人、爱讲俏皮话的科克城匪徒就会闯进来,立刻毁掉这个不幸的故事——他们太大了,就像《性感野兽》中的本·金斯利。所以我想,好吧,我应该给他们讲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看看我能不能和他们一起度过那个滑稽的阶段,我试着把这当做一个剧本。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更加全面地了解了他们,很明显,这个故事需要回到过去,它的时间跨度在不断延长——那时我才知道这本小说需要的空间和氛围。

我试着让他们人性化。因为他们是一对黑暗而危险的家伙,他们做过可怕的事情,但我们能对他们表示同情吗?我认为我所有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关于角色试图走出过去的阴影,但失败了。同时也意识到,过去的阴影实际上是不稳定的东西,会一直在那里摇摆不定。

沙利文:这两个家伙是大块头,而且令人难忘。不过,在某些方面,故事中的女性,尤其是辛西娅和女儿迪莉,可能显得更为突出,这可能是这本书成功的地方。是因为我们第一次见到莫里斯和查理时,他们是同一类型的人吗?他们的个性必须从表面的面具后慢慢显露。而我们在第一次见到书中的女性时,可能并没有对她们个性有什么特别的期待,但她们已经很有个性,很有人性。

巴里:辛西娅和迪莉从一开始就没有出现在舞台上——当她们出现的时候,对我来说,这本书就像变成了现实。我觉得当后半段女性更多地参与其中时,这本小说的基调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她们不像男人那样会自我神话——也许她们并不需要。有一个场景我写得很快,那是一个早晨,女人们在科克城一起喝咖啡,迪莉问辛西娅她是否见过男人的暴力。这只是一个安静的、奇怪的小场景,但这是我有时会写的那些段落之一,看起来就像一个音叉,你听到一种砰的声音,然后会想,是的,它现在变成了真实的东西。

我认为,女性让这本小说更贴近短篇小说中的世界,而不是我前两本小说中那些更加奇幻的情节。这个世界的边缘仍然有一种奇异和怪诞,我相信这是真实的,这个岛的西部和南部仍然存在着奇怪的现象。

凯文·巴里的入围布克奖长名单的新书《开往丹吉尔的夜船》

沙利文:我注意到爱若湖离茵湖岛不远。你去过那里吗?叶芝的《茵湖岛》是你开始提到的“风景”之一吗?

巴里:当我们前往边界以北的恩尼斯基林镇进行采购的时候,经常会经过这里。不过英国的脱欧也许很快就会结束这些美好的田园之旅。

我很喜欢叶芝曾经购买大麻酊剂的事情——这在当时是合法的——从斯莱戈镇药店买的,光着身子在月光下在罗西斯波因特的海滩上打滚,飘飘然像个傻瓜,与地下世界交谈,看天空中的烟火转瞬即逝。我总是在罗西斯波因特的海滩那里游泳,也喜欢在游泳的时候思考叶芝的事情。当然,《茵湖岛》是不朽的诗篇,但我更加喜欢叶芝作为一个人的感觉,用他自己的方式做属于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叶芝是那种会组织吸大麻的类型,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他一定会组织聚会。

当我提到那些风景时,更多地是在想象感受和氛围,而不是具体的人。那些地方所散发出的情绪——对作家和艺术家来说至关重要,我们的工作便是对那些情绪的响应。

沙利文:你已经在写下一本书了吗?

巴里:总是如此。我认为写作就像身体健康——困难的部分是建立起来,一旦你让它正常运行,那么就不难维护。但如果休息一下,就完蛋了。

所以,是的。我正在写一本短篇小说集,大概一年以后出版,将被命名为《乡村老歌》(That Old Country Music)。除此之外,还有剧本、草稿、简短的独白和半死不活的故事等着我整理,而那个我锻炼身体的旧牢房在什么季节都不会闲着。

本文作者约翰·耶利米·沙利文(John Jeremiah Sullivan)是《巴黎评论》的编辑。

(翻译:张海宁)

来源:巴黎评论

原标题:Failing the Driving Test with Kevin B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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