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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悲观主义的理由

“当所有的理由都陈述完毕,相反的理由或许能够绝处逢生,现在却是未可知的。”在一篇写于新旧世纪交接之时的散文里,王安忆试图寻找自我和希望。

作家王安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按:无论你承认与否,悲观主义正在全球蔓延。社交网络将焦虑、分裂与误解不断放大,人们不断自问:在这个右翼崛起的时代我们该怎么办?在这个全球变暖的时代我们还应该要孩子吗?在这个虚无主义的时代我们是否可以战胜空虚与妄想?

“目下是悲观的,不幸的感受总是更加尖锐,甚至盖住了希望。并且,悲观的理由也都准备充分了。这是一个痛苦的认识阶段,有些像瓜熟蒂落的秋收季节,摘下来的果实死亡了,枝叶藤蔓做了来年的肥料,留下荒凉的即将冬眠的土地。”王安忆在世纪之交时的悲观感受,放在当下似乎也并无不适。当全球化和新科技把这个世界带到一个新纪元,当我们的旧知识已无法解释和解决新时代的问题与矛盾,人类向何处去?

当我们逐一对照王安忆近20年前的“悲观理由”,甚至会生出世界停滞了1/5个世纪之感,这些理由至今仍在,如果有什么改变的话,便是成了一堆令人从悲观到更悲观的理由:“物质和思想堆积成山,人们只能以挥霍的方式享用它们,不至辜负它们的生产者”;“事情是向人们的心愿接近,抵达之后则走上了背离的路途,似乎都是不由己的,煞不住脚”;“精英也没有了。导师、智者、先知,所有能够在讲台上说教群众的人都没有了。不再有精神的不平等,存在的差异被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取消了。我们享用同一道精神的大餐”;“艺术是在平地上画一个圈,让我们在这个圈里行动和表现。否则,意义不复存在。快乐也不复存在。”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这篇悲观之文《接近世纪初》的结尾处,王安忆消解了世纪交接这一时间点的意义:“也许一切都和世纪末无关,世纪末的说法,只是为自己的悲观情绪制造宽阔的背景,好有所依赖,也是软弱,生怕孤寂的表现。”她认为这或许是“生命的周期”的缘故,也即人至中年而生出的悲哀和绝望——“如我这样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人,世纪末正是悲观主义生长的中年,情绪难免是低沉的。”

悲观的理由如此庞大而具体,似乎以中年消沉草草解释并不可取信,但这或许是她为自己留出的一条或可走向乐观的路径——“就期待着下一个周期,悲观主义终会走到尽头,快乐应运而起,那时节,就当是世纪初了。”无论是以人的一生为周期,还是以世界的一百年为周期,王安忆悲观的理由似乎仍将存在一段时日。向何处去?下一个周期,下一个世纪,“只有事情本身是有意义,时间仅是时间。”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日前出版的王安忆文集《成长初始革命年》中节选了《接近世纪初》一文,以期与读者一同从悲观主义的过去遥望一个尚不明确的未来。

《成长初始革命年》
王安忆 著
译林出版社 2019-09

《接近世纪初》

文 | 王安忆

如我这样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人,世纪末正是悲观主义生长的中年,情绪难免是低沉的,所以要以“接近世纪初”作题目,是为了激励自己,好去看见结束之后的开始,破坏之后的建设。

然而,目下是悲观的,不幸的感受总是更加尖锐,甚至盖住了希望。并且,悲观的理由也都准备充分了。这是一个痛苦的认识阶段,有些像瓜熟蒂落的秋收季节,摘下来的果实死亡了,枝叶藤蔓做了来年的肥料,留下荒凉的即将冬眠的土地。

世纪末就在这时节来临了。

于是,便看见了最为破碎的表情。这真是一个不幸的遭遇,不仅不能互添光色,还互减了期望。

一切都是明了的,理解的,却无法释然,唯一的出路就是陈述理由。当所有的理由都陈述完毕,相反的理由或许能够绝处逢生,现在却是未可知的。这就像掘地,穿过熟土,再穿过生土,底下是什么在等着我们呢?一个巨大的悬念,说悬念是太轻松了。

就像方才说的瓜熟蒂落,所有的理由都基于此。在这世纪的下半叶里,一些事物飞快地成熟着,从开始走向终局。还有一些事物在经历了漫长的道路之后,却在这下半叶里突然加快了节奏,进入全速奔跑。似乎是,长距离和短距离的跋涉在这一时期里,都接近了它们的目标,问题都有了答案。

这是个生产力格外发达的世纪,也是在经过漫长的起跑以后进入全速的状态。我说的生产力不仅指物质的生产力,还指思想的生产力。那是因为生产关系终于达到了最合理和最协调,于是,性能良好地发动了,效率是惊人的。

对了,这是个极有效率的世纪。当地里的庄稼都在催长素的刺激下飞快地成熟,将自然的规律抛在一边,思想这样人性的产物,便也逃不脱催熟的命运了。思想就像暖房里的蔬菜,缩短了季节。

于是,物质和思想便堆积成山,人们只能以挥霍的方式享用它们,不至辜负它们的生产者。消耗也是飞快的,消耗过后的垃圾便跟着堆积起来。

我们已经走向了我们的目标,昔日里抽象的王国终于变为具体的景象。接下来的是什么呢?

就好像一个坚硬的核,被无坚不摧的二十世纪敲破,四散落地。

事情是向人们的心愿接近,抵达之后则走上了背离的路途,似乎都是不由己的,煞不住脚。创造力在完成任务之后,依着惯性变成了破坏的力量。而破坏是比创造更见成效,更触目惊心。因力量已经渡过了积累的阶段,量变到了质变。就这样,我们看见了破坏。

在我悲观主义的视野里,本世纪几乎是以破坏为结局的。这个破坏是以取消为方式实现,取消差别和界限,科学和思想的武器都非常强大,攻无不克,隔绝的藩篱拆除了,踩在脚下,余下的是什么呢?

我想将这些仔细地看个明白。

先从我们身边着眼,这是一桩小事情,也许证明不了什么,那就是美国的可口可乐打遍了全世界。这种有着强烈气体的饮料穿透了坚实森严的壁垒,无所不至。记得是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有一次穿越莫斯科航线的经历。作为一个成功的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我惊讶地品尝了莫斯科航空公司的饮料,它们被封闭在质地粗陋的玻璃瓶里,从撬开的铁皮瓶盖下散发出奇异的气味。这是一种离群索居的气味。在洪大的可口可乐的浪潮中,它孤立其中。它带着壁垒的表情。现在,它还会在吗?我们在报上早已看见过莫斯科街头的麦当劳的照片,有麦当劳就有可口可乐。麦当劳也打遍了全世界。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还有肯德基大叔的笑脸。还有香格里拉,希尔顿,Holyday Inn,走进那里,可以想象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世界在这一刻走进了大同,变成一个地球村。写字楼也是国际化的,英语成为世界语,而真正的世界语——这个语言的乌托邦,退向边缘的边缘。

奥林匹克成为世界的节日,奥斯卡成为世界的节日,诺贝尔也成为世界的节日。当我们走通隔绝之后,就这样走到一起来了。差别仅在于谁走在前谁走在后,强者总是在前弱者则在后。

还有一桩不大不小的事情,也许依然不能证明什么,那只是发生在人类生活的一个局部,就是拉美文学大爆炸。八十年代初,那位来自偏僻的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了瑞典斯德哥尔摩,摘取了诺贝尔文学的桂冠,于是,拉丁美洲的文学撩开了神秘的面纱,展现了它们隐士般的面目。

如今回想起它带给我们的欣喜,悲哀油然而起。我们将它视作榜样,以为找到了文学的方向,就是那句脍炙人口的语录:最民族的乃是最世界的。我们纯朴地说出“世界”两个字,满心以为那真是“世界”的含义,于是虔诚地争取着世界的认同。我们从各自的所在出发,又走到一起来了。土著人的舞蹈登上了国际舞台。谁担任看客呢?

而我们在尽情地歌舞。为使我们的声音被世界听见,就特别地突出差异。而差异只存在于过去,前景是日益统一,面目一致。于是,我们只得掉过头去,往回走,直走进原始的丛林。那前方的合唱已经声部齐全,效果圆满,多我们不多,少我们不少。它将彻底吞没我们幼稚学舌的声音。

当世界如我们愿成为一个地球村,谁是村落的酋长?

再说一件本世纪的大事情,就是科学和民主。它们取消了人和自然的差异,也取消了人和人的差异。事情的开头激动人心,有多少憧憬诞生,前途壮丽。它们成为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的理想和信念,写下了多少歌泣的诗篇。

开头也总是艰难的,布满风险,并且虚无。说它是理想,其实更接近空想。它似乎只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催促着积极的行动。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永远推石头上山,而石头一上山顶,便轰然而下,再开始又一轮的推石头。不料事情忽然有了转机,二十世纪就是这样,时有转机,是力量积蓄的成果。科学和民主加快了脚步,事情终有了结果。

没有神的日子到了,没有英雄的日子也到了。众所周知,一个需要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大众的狂欢日来临了。倘若要用现成的场面来形容这个狂欢日,我想最合适不过的就是《巴黎圣母院》的第一卷,在巴黎司法官上演流浪诗人的圣迹剧的一幕。那样闹腾腾,热腾腾,乱七八糟且生气勃勃。市民、商贩、学生、诗人、亲王、官员、教士、外交使节,聚于一堂,卑贱者和高贵者不分彼此,调笑和被调笑,嘲弄和被嘲弄。这是十九世纪的雨果所怀想的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的情景,他身处革命和复辟迭起的法国,进出于帝国王朝和共和体制的交替上演之中,于是便把这个大众狂欢的节日推回到了四百年前。然而,雨果却还是在大众之上创造了俯瞰人间的神——卡西莫多和艾思米拉达。是出于他浪漫的心,还是出于先知?他处身专制就已经预感到了民主来临的恐惧。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些我们无从推测。大众的狂欢节平均分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当然不那么隆重和热烈,而是细水长流,从长计议。雨果笔下的戏剧场面化成了琐碎的情节,而神是没有的。它们终被雨果关在巴黎圣母院的地牢里,风一吹,便化成了灰。灰飞云散。

精英也没有了。导师、智者、先知,所有能够在讲台上说教群众的人都没有了。大众成长起来了,启蒙的时代已经过去,那是发生在世纪初的事情了。好了,上演圣迹剧的狂欢是没有了,可是,我们至少可以一起喝酒和聊天。不再有精神的不平等,存在的差异被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取消了。我们享用同一道精神的大餐。

生命真是短暂,一百年前的事情都需要去翻书本,然后依靠想象。现在,我想象的是老托尔斯泰《复活》中的场面,风雪茫茫的西伯利亚荒原,蜿蜒而行的流放队伍。队伍里有杀人犯、强暴者、纵火犯,还有政治犯。是又一个平等的聚会,但不是狂欢节,而是受难日。在这同一个受难日里,对罪行的理解和同情是唯一的安慰,就像高原上稀薄的空气,维持着艰难的生存。可是,即便是在了同一条流放途中,罪行和罪行之间的差别也无从抹煞,一些是由于卑贱而犯下,另一些则是因为灵魂卓尔不群。那些政治犯在老托尔斯泰的笔下,就像耶稣的化身,从十字架上走下来,血迹未干,是高贵的罪人,为全世界罪人受辜。他们以他们的受罚对同行者说:虽然你们位处卑贱,无奈而有过失,但是你们依然不能原谅,你们不可以无耻。

今天我们说的是:一切都事出有因,一切都能够理解。我们和你们都是一样的人,谁也谈不上原谅谁。

就像在二十年前的知识青年运动中,我们下放了我们的身体,如今,在平民意识的大力倡导下,我们积极地下放了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精神流入那些幽暗的污垢的后巷,去贯注我们的同情。结果是同流合污。

现在,灵魂工程师已经成为无数社会分工中的一种,三百六十行的一行。不再有拯救和被拯救。灵魂之光普照人间。

该谈点艺术了。像艺术这样具有虚无的精神特征的东西,到了强劲的本世纪,就更加脆弱,不堪一击。

艺术的理论就像人类开发自然的工具,有了工具,事情就有了飞跃性的进展,那就是艺术的产业大军蓬勃壮大起来了。艺术一代接一代的积累就像地底的矿藏,遭到飞快的挖掘和消耗。于是,新的理论便像新的工具,接踵而至,劳动是不会中止的。

艺术的规则显见得束缚了生产力,然后就是,打破规则。

音乐的调性已经殚精竭虑,再也不可能有新的创造,就像一块用尽了地力的老土地,那么就取消调性;小说的故事成了陈年旧话,所有的人物关系都开始了第二轮甚至第三轮的重复,取消故事也在所必然;戏剧的舞台也束住了手脚,那么就走到观众席里,和观众共同演出,本来嘛,戏剧和人生就是一回事;还有京剧,程式化的形式早已拒绝了大批的年轻的观众,而年轻人则代表着未来,因此,便证明它进不了未来,革命的呼声更加高涨。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音乐,小说,戏剧又走进了繁荣,美术也走进繁荣,谁说它是静止的?它也可以附着时间的流程,就像戏剧,有人的活动和行为。事情变得彼此都有些像来像去的,小说像散文,京剧像歌曲和话剧,话剧则像联欢,像沙龙。无调性的音乐彼此相像,因为一切都漫无边际,互相渗透。事情还没到头呢!

再接着,更彻底的事情发生了。无声的音乐诞生了,白纸一张的图画诞生了,总算,暂时的,无字的文学还在酝酿之中,尚未出壳。无人的戏剧也未出壳。但别着急,更惊人的奇迹很快就会来临的。

先捡那些最极端的做例子吧。让我推测一下它的动因。无声的音乐,空白的时间在指挥棒下进行了十几个小节,人们屏息期待着,音乐厅里一片寂静。这就是音乐要我们聆听和欣赏的吗?无声。中国的美学思想里有“大音稀声”之说,这就是效果吗?好了,果然,我们什么也没听见。可是,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还要音乐做什么?音乐是应当有能力也有义务创造一切,包括创造“无声”。现在,无声就是无声。

还有,什么都没有的画,是不是同样的道理,中国人的哲学,无就是有的意境?空白的意境?此空白就是彼空白?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图画展览会呢?

在取消规则的限止之后,事情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了。艺术其实就是由这些限止决定的,没有限止就没有艺术。限止就是艺术的形式。

艺术是在平地上画一个圈,让我们在这个圈里行动和表现。就像孩子们做游戏,那种造房子的游戏,脚和石子都不能压线,不能在格子里跳两跳。否则,意义不复存在。快乐也不复存在。

要说艺术,其实就是孩子们做游戏。在自然面前,我们就是孩子,艺术也是游戏。重大的事情是由自然来决定的,有些规则也是由它来限止的,一旦违抗,便失去立足之地。

和世界上的所有资源一样,艺术的资源也面临危机。本来,事情还可能悠着些,我们还可能从容些,简省些。可是,壁垒突然拆除,四面打通,我们来不及做好准备,便登上无边无沿的世界舞台。我们的资源汇入地球村的总储量,参加了重新的分配。话又说回头去了,又说回到可口可乐的那一节,谁能说事情不是从那里开始的?我们的物质和艺术的双重资源,终于进入了国际化的消耗的轨道。藩篱拆除了。

有时候,我特别想回到最初的写作的状态,那种慎重地拿起笔,铺开纸,字斟句酌,写着写着,忽然迷失了方向,再掉过头寻觅足迹,重新出发。工作是困难得多,劳动艰苦,可是到达目的地的快乐真是叫人心里踏实。这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就好像农人收割去年种下的庄稼。种的是麦子,收的就是麦子。

今天的情形是大不同了,四面都是方向,脚下就是路,真是随风而去,随处落地开花。

倘若将稿纸比作土地,我们的笔犁破了多少地啊!肥土变瘦土。哪里还有未开垦的处女地?世界上的土地究竟是有限还是无限,人类的力量又究竟有没有止境?还有自然,自然是否至高无上?

我们是不是真是自己的掘墓人?我们奋力建造辉煌的宫殿,取土制砖,结果挖空了地基,动摇了立身之本。

也许一切都和世纪末无关,世纪末的说法,只是为自己的悲观情绪制造宽阔的背景,好有所依赖,也是软弱,生怕孤寂的表现。悲哀就是悲哀,绝望就是绝望,它发生在我们内心里,随着生命的周期按时出现,世纪末不过标明它发生的时间。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只有事情本身是有意义,时间仅是时间。

情绪低落的时分,最好是走出户外,再走远点,走出深街长巷,去到田野。那里,能听见布谷鸟的叫声,农人们平整了秧田,正在落谷。赤裸的脚插在黑肥的泥水中,一步一步,谷种扬了满天又落了满地。架子上的葫芦青了,豆也绿了,南瓜黄了,花却谢了。原来,自然依然在生生熟熟地运动,活力勃发。野草野花在庄稼里偷长,这地的劲道还足得很哪!日月星辰也在各自的轨道航行,潮汐大起大落着。

好吧,就期待着下一个周期,悲观主义终会走到尽头,快乐应运而起,那时节,就当是世纪初了。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上海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成长初始革命年》一书中的《接近世纪初》一文,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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