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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美苏同盟时刻:对话哈佛历史学家沙希利·浦洛基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沙希利·浦洛基为我们讲述了1944年美苏联合行动的故事,以及他对“愤怒一代”的看法。

沙希利·浦洛基:“我们正看到民主政权变得不那么民主的趋势。”图片来源:Karen Robinson/ The Observer/ The Guardian

1980年,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毕业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国立大学(University of Dnipropetrovsk),成为了一位历史学家。同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曾预言,基督会以共产主义的形式回到地球。“这是邪教经常犯的错误,”他说,“当世界末日没有发生时,人们就会开始质疑你。”

浦洛基目睹了苏联的缓慢解体,并在1991年见证了乌克兰的独立。1994年,浦洛基移居加拿大,现为哈佛大学乌克兰历史教授。他写了13本书,包括《切尔诺贝利:历史的悲剧》(Chernobyl: History of a Tragedy),并凭借对核灾难令人难忘的描写获得了去年的贝里·吉福德文学奖(Baillie Gifford prize,贝里·吉福德文学奖前身为塞缪尔·约翰逊奖,是全球最负盛名的非虚构写作奖之一——译注)。浦洛基的最新著作《被遗忘的东线杂种》(Forgotten Bastards of the Eastern Front)讲述了鲜为人知的“疯狂行动”(Operation Frantic)——100多架美国轰炸机从乌克兰的三个空军基地起飞执行任务,这也是二战期间美苏唯一的一次联合行动。

《被遗忘的东线杂种》

《卫报》:是什么促使你开始讲述“疯狂行动”的故事?

沙希利·浦洛基:因为我是在铁幕后长大的一代。“伟大的卫国战争”在苏联的集体记忆和宣传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却几乎没有给其他盟国相应的位置。当我意识到后院的空军基地里有美国人时,那真是一个惊讶时刻。

当我听说有这么多克格勃和施密尔舒(苏联红军的反间谍中央情报机构)的秘密监视时,我就想:“我最好去看看!”一方面,看着这些文件,我会对这么多间谍活动感到厌恶。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却很高兴有人写下了这些报告。

《卫报》:那里的空军基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沙希利·浦洛基:其中有军事逻辑,但更多的是期望。二战期间,美国期望与日本长期作战,所以他们想向斯大林展示他们是“好盟友”,便说服斯大林让他们在远东建立空军基地。苏联虽然并没有在空军基地上看到太多的军事优势,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提议,另一方面也想吸引英国和美国对德国开辟第二条战线。但等到美国和英国进行了诺曼底登陆,斯大林就失去了兴趣,空军基地也遭到了毁灭性的炸弹袭击。而且东部战线迅速转移,空军基地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战略效果。但从象征意义上讲,空军基地很重要——尤其是可以向德国发出盟军团结一致的信号。

《卫报》:美苏双方又是如何看待彼此的?

沙希利·浦洛基:美国人带着对苏联卫国战争的巨大敬意来到这里,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这一代美国人经历了大萧条,他们知道资本主义有问题,所以很多人都是左倾的。

而美苏同盟的破裂,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这场冲突实际上是关于自由和暴政的原则。美国人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反对的是斯大林主义:保密,监视,不能说出你想说的话,以及随之相伴的谎言。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我原本以为是文化上的误解,但事实并非如此。

有人后来写道:“我们在乌克兰看到的只是冷战的开始。”我认为他是对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和空军基地指挥官罗伯特·L·沃尔什(Robert L Walsh)少将,因为在苏联内部目睹的种种状况,他们成为了首批、也是最执着的“冷战战士”。

《卫报》:苏联解体如何改变了你的看法?

沙希利·浦洛基:苏联在经历了十年的严重危机后解体,有经济危机,但也有意识形态危机,它失去了真正的信徒。因此,当这个体系崩溃时,人们最初有一种宽慰的感觉。当时的社会相当混乱,也没有人看我们读的东西。经济也出现了混乱——根本没有人发工资。但在历史学家中间,我们觉得自己或许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俄罗斯可以走向民主,乌克兰可以走向民主,自由主义的胜利是“历史的终结”。 但是很显然,历史并不会以你希望的方式发展,试图翻过这一页,忘记历史是不可能的。

《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
[美] 沙希利·浦洛基 著  宋虹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2017-05

《卫报》:俄罗斯最近的发展在很多方面预示着西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工业崩溃、不平等、虚假信息、威权主义。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沙希利·浦洛基:我们正见证着民主政权变得不那么民主的趋势。当然,在普京之前,在特朗普之前,这种趋势已经出现,我们也在匈牙利、在波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俄罗斯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危机:同一性的丧失,领土的丧失,大国地位的丧失,俄罗斯发现自己比其他国家更早到达那里。但俄罗斯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普京和他周围的人做出了他们所做的选择。我们都在经历历史上的同一时刻,但我认为,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基因不会允许这一时刻仅仅如此,这与那些国家的传统格格不入。在俄罗斯,这实际上只是过去的延续。

《卫报》:你目前在读什么书?

沙希利·浦洛基:我读的书大部分都与我的下一个项目有关。在写完关于切尔诺贝利的书之后,我对与核能有关的东西都很感兴趣,对气候也很感兴趣。现在,我正读的是马克·玛斯林(Mark Maslin)和西蒙·刘易斯(Simon Lewis)合著的《人类星球:我们如何创造了人类世》(Human Planet: How We Created the Anthropocene)。

《卫报》:你小时候读了哪些书?

沙希利·浦洛基:与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一样,我也向西方学习,但只能阅读官方允许翻译的书籍。这些书指出了西方社会的问题,所以“愤怒的一代”确实很符合要求。席德·卓别林(Sid Chaplin)《沙丁鱼的日子》(The Day of the Sardine)讲述了一个在英国北部长大的少年的故事,还有约翰·布莱恩(John Braine)的《坡顶上的房间》,这两本书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们都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但直到15或20年后才进入苏联。

《卫报》:你会推荐哪些乌克兰作家?

沙希利·浦洛基:安德烈·库尔科夫(Andrey Kurkov)的任何作品,尤其是《企鹅的忧郁》。

《企鹅的忧郁》
[乌克兰] 安德烈·库尔科夫 著  穆卓芸 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10

我觉得尼古拉·果戈里(Nikolai Gogol)的《塔拉斯·布尔巴》(Taras Bulba)也很有趣,因为我和他来自乌克兰的同一地区。乌克兰女诗人利娜·科斯坚科(Lena Kostenko)的作品相当有影响力,她写的是沙皇俄国的历史。如果你已经看腻了周围种种,不妨把目光转到不同的地点和时间——回到无产阶级出现之前的时代,或许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我觉得读利娜·科斯坚科的诗是一种保持理智的方法。

(翻译:张海宁)

来源:卫报

原标题:Serhii Plokhy: ‘Americans objected to Stalinism, not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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