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罗广彦

编辑 | 朱洁树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电影《小丑》全球上映和16岁瑞典环保活动家格蕾塔引发的争议。

《小丑》全球上映：人们为何会对这部电影感到恐慌？

今年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同时也可能是年度最受关注的电影《小丑》10月1日起已相继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式上映。该片聚焦于蝙蝠侠的死敌，同时也是DC漫画中最著名的反派“小丑”的起源故事，它讲述了一个处于社会边缘的精神病患者亚瑟，在大众的排斥与霸凌下，逐渐成为疯癫的犯罪王子“小丑”的历程。10月4日电影上映当晚，《小丑》就在美国收获了1330万美元的票房，估计首个周末的票房将超过9000万美元。与此同时，观众与影评人对这部电影也是好评如潮，截至10月6日，其IMDb评分已达9.1分，在国内，其豆瓣评分也达到了9.3分，有评论甚至称“这是当代电影史的光荣日”。

另一方面，该片自威尼斯电影节获奖以来就深陷争议，许多影评人质疑它正当化了反社会的暴力——尤其是小丑本身就曾经是美国大规模枪击案凶手的图腾，2012年造成了12人死亡、70人受伤的奥罗拉枪击案的凶手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就自称“小丑”，此案受害者家属在电影上映前致信制作方，对该片上映可能引发更多暴力犯罪的效应表示忧虑。

斯蒂芬妮·扎克雷克（Stephanie Zacharek）在电影获奖时和上映时分别两次在《时代周刊》发表评论，她正是深深忧虑该片可能存在道德风险的影评人中的一员。她指出《小丑》对暴力的颂扬正是当代美国社会问题的体现。在剧中，小丑的暴力行为来源于亚瑟在生活中的所有苦难，这暗示的正是“看看你逼我做了什么”的陈词滥调，用“他只是缺爱”作为理由，期待观众能够同情他，进而正当化他的暴力行径。在影片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暴力出现，原本以无助可怜形象示人的亚瑟对生活也有了更强的掌控力，杀戮似乎让他变得更加强大，最后，他甚至能够鼓动一大群暴徒高呼“杀死富人”，成为平民英雄。

斯蒂芬妮不无尖刻地指出，这种现象并不稀奇，甚至在现实的美国社会中频繁出现：几乎每隔一周就有像亚瑟这样的人实施大规模枪击或类似暴力行为。虽然电影创作者似乎想要与这种暴力犯罪对话，但这部电影实际上正在美化暴力，将其掀起的混乱看成是革命，歌颂暴力对无权者的积极影响，把小丑塑造成被压迫者的发言人。斯蒂芬妮暗示，该片塑造的形象——“一个有正当理由的枪手”，会传递出同情无政府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暧昧信息，会导致更多的现实暴力产生，让美国大规模枪击泛滥的问题更加恶化。

塔沙·罗宾逊（Tasha Robinson）同意斯蒂芬妮的担忧，她在TheVerge发文指出，影片中对暴力的暧昧刻画正是让这部影片如此吸引人的原因，惊人的票房表现也证实了这一点，而这无疑会让更多人产生对类似犯罪的同情。

影片中，亚瑟在生活上遭遇接踵而至的打击，无论是工作、梦想还是家庭，都被现实砸碎。影片将亚瑟塑造成社会当中各种压迫的受害者，也就是许多在生活中遭遇挫折的观众的化身集合。这种叙事方式，让观众与亚瑟一起不断下沉，进而发现面对生活的困境，哪怕只是“我不想再那么难受”的小小要求，除了诉诸暴力与疯狂以外，并没有其他选择。而当其选择冲破社会规则时，却能够逐渐获得之前梦寐以求的力量与社会认可——就像蜕变为小丑的亚瑟一样——甚至成为一个大众景仰的英雄。也就是说，暴力成为社会边缘无权者获得力量与认可的唯一武器。这种对暴力的暧昧同情与鼓励，即使不是一种对现实暴力行动的呼唤，也会在现实中正当化大规模枪击等暴力行径，让大众对如小丑一样的暴力犯罪者产生过分同情。

这样的危险似乎并非子虚乌有，在公映前，美国有数家影院接到军方提醒，称其可能会发生枪击案件，一些城市的影院已经宣布禁止小丑打扮的观众进入电影院，以防发生模仿霍姆斯的枪手。

现实与虚拟的界线变得如此模糊，以至于《小丑》的导演托德·菲利普斯（Todd Phillips）与主演杰昆·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为此感到困惑，他们坚决否认自己将小丑视为英雄，声称他们呼唤的是对暴力问题以及这些社会边缘者的反思。

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托德·菲利普斯承认对影片暴力的批评出乎自己意料，因为当今世界的电影中本身就充斥着大量的暴力——例如从来没有人在乎约翰·维克（John Wick）系列电影中不间断且炫目的暴力行为，而当一部电影试图真诚探讨社会问题背后的因素时，却有批评者将当下的社会问题归咎于电影本身。

在接受《名利场》的采访时，杰昆·菲尼克斯也指出，他期望的正是给十恶不赦的反派人物增添人性与复杂性，在他看来，过去的电影中常常将行使暴力者脸谱化，将他们看成是天生的邪恶者，这除了让观众自我感觉良好以外，并不能缓解暴力和冲突。而塑造更有丰富内涵的反派，能够为观众带来更为全面的视野，能够看到某些群体会做出在大众看来是邪恶的、暴力的行为背后的更复杂的社会因素。

电影主创的回应揭示了这次风波更深层次的问题：当前的影坛上充斥着暴力血腥的电影，为什么影评人对《小丑》的道德风险如此恐慌？在全球上映的《小丑》似乎并没有在各地引爆骚乱与枪击行为，为什么媒体会对它如此焦虑？

Eileen Jones在《雅各宾》上发表的《<小丑>与电影道德恐慌的悠久历史》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答案：或许是因为这部影片拍得太好了。作者带我们简要回顾了不同时代电影曾经带来的道德恐慌，其中最让人意外的是1939年让·雷诺阿的《游戏规则》。让·雷诺阿指出，正是因为“我刻画了友善可亲、富有同情心的人物，并在一个正在瓦解的社会中展现他们，因此，他们在一开始就被打败了……观众意识到了这点。事实是他们认出了自己。”雷诺阿相信，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导致了电影播出后的骚乱。

这正类似《小丑》的处境，Eileen Jones认为，《小丑》并非质量糟糕透顶因此引起评论者的集体反感，相反，正是因为其本身的伟大与真实，让它能够引起观众的强烈的共鸣，加上制作阵容与发行公司强大的影响力，影评人才歇斯底里地从道德层面批判它，因为它太真实地展现了当今社会被遮掩的矛盾与痛苦，也太绝望地向评论者抛出难以接受的现实：如果没有变化，无政府主义的普遍暴力将是唯一结果。

讽刺的是，批评的浪潮只会证明《小丑》在艺术上的成就，也为它带来更多观众。我们该紧张的不是它会造成什么社会骚乱的后果，而是它展现了怎么样的现实。

全球变暖背后的政治：为什么人们讨厌格蕾塔？

9月23日，16岁的瑞典环保活动家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发表演讲，抨击各国领导人在确凿的科学证据面前，对全球变暖不断恶化的状况依旧漠不关心，引起全球媒体关注与各国青年的热烈响应。她甚至被认为是下一届诺贝尔和平奖的热门人选。

10月2日，俄罗斯普京在"俄罗斯能源周"论坛上表示他并不同意格蕾塔的看法，因为“现代世界是复杂且不同的”，“如果生活在非洲和很多亚洲国家的民众想要生活在与瑞典同等的财富水平之中，那应该怎么做呢？”在他看来，格蕾塔只是被人利用的无知少女。

值得一提的是，实际上格蕾塔今年7月在法国演讲时就曾强调过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责任，让发展中国家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即便如此，普京言论还是在中文互联网上赢得了很多赞同声，许多网友也认为格蕾塔保护环境的言论是夸夸其谈，而且其背后一定有利益推手。

从“北美留学生日报”的文章或许可以了解到部分网友对格蕾塔的反感从何而来，文章指出，部分中国网友认为格蕾塔崇尚空谈，提出没有科学依据的激进环保计划。作者认为，从格蕾塔公开宣传的“零碳排放”理念就可以看出格蕾塔的无知与“白左”本质，因为零排放意味着工业化倒退，不仅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严重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因此她的背后一定有政治力量的操控，那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文章还引用了丁仲礼院士的访谈指出，碳排放的环保问题就是利益问题，碳的排放权意味着发展权，因此遏制碳排放也就是遏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所谓的“牺牲一代人的幸福”改善环境就会变成“牺牲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幸福”。

作者进一步指出中国已经对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全球2000年到2017年新增的绿化面积，25%以上来自中国，中国对全球绿化增量的贡献居全球首位。

传播学研究者方可成在《对16岁气候活动家的抹黑与误解》中反驳称，格蕾塔的提议并不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实际上，她提出了“团结在科学背后”的口号，主张政治家应该倾听科学家的发现，她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迫切性与严重性的警告是经过许多科学家验证的，世界气象组织近日也发表报告指出，气候变化的进度与严重程度远超过去的预测，因此人类需要尽快在经济社会领域进行大规模的转型才能遏制这一危险。

那么，为什么格蕾塔有联合国官员的认可与科学证据的支持，在社交媒体上却依然遭到如此猛烈的攻击呢？

事实上格蕾塔在美国也受到了大量攻击，方可成介绍称，美国存在一群否认气候变化的人，他们通常是极右翼，因为无法从科学上说服大众，就从对格蕾塔进行人身攻击，例如针对其长相、家世或背后操纵者编造阴谋论，以转移大众的注意力。有趣的是，与中国网友认为气候变化是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发展提出的说法相对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曾提出气候变化是“中国人制造的骗局”。

方可成进一步指出，中国人其实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政府也非常重视环保的重要性，而本次格蕾塔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受到攻击，其根本原因在于大众对环保知识与新闻资讯了解还不够深入。例如，所谓“净零排放”并非指的是完全不排放温室气体，而是尽量利用清洁能源，并用植树造林与碳捕捉的技术手段，将排放的温室气体抵消，这并非纸上谈兵，今年6月，英国新修订的《气候变化法案》已经将“净零排放”写入2050年的目标中。

此外，对格蕾塔不够实干的批评也是不公正的，行动主义意味着从事直接的环保工作，对政府与相关利益方进行舆论上的施压、在公众中的呼吁倡导同样也是必要的。而气候变化的问题不是植树造林就可以解决的，最重要的还是需要经济社会领域开展大规模转型，在能源等行业实施限制碳排放的措施。由于存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许多国家百般拖延，因此，格蕾塔这种公开呼吁的行动同样是重要的。因为只有将其提到公众舆论中，政治家才更有动力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因此种树是实干，科研也是实干，呼吁倡导同样是实干，这些都是行动的一部分，并非对立互斥。

气候变化问题不仅仅是科学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不同的社会状况下人们也会对气候变化有着不一样的感知，也会面临不一样的具体困难。

豆瓣博主“影沫”在《浅谈格蕾塔·桑伯格与气候变化游行：一个可再生能源学生的视角》一文中指出，中国网民可能会觉得以格蕾塔为代表的环保主义者对气候变化太过敏感，但实际上，北欧国家由于靠近极地，海拔较低，因此北欧人是全球变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作者介绍称，在环保方面，瑞典人曾试图通过彻底改变能源使用结构以及垃圾分类回收等举措尽量降低对环境的影响，但他们很快发现区域的努力无济于事，气候变化的问题需要世界范围的合作才能解决，因此瑞典的民众才会积极呼吁全球关注气候变化的问题。

但格蕾塔确实忽视了经济与社会因素不同、国家国情不同等状况，哪怕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也都大相径庭，因此，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像瑞典那样达成对环保的统一共识，各个国家内部的企业、区域与人民也不一定会对新能源的利用有一致的期待与理解。环保需要的新能源与新材料也不仅仅涉及技术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政策与经济支持，科技的突破便难以想象。

格蕾塔在联合国的演讲中愤怒地指出，对“经济永远增长的童话”的迷恋阻碍了各国保护环境的行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历史系副教授Christopher F. Jones认为，这正是各国无力阻止全球变暖的原因之一：因为人类相信自己可以不受生态系统的影响，实现经济的无限增长。与大家的想象不一样，这并非历史悠久的观念，它在全球社会中的盛行与美国经济学界理论的转变息息相关。

在1950年代以前，人们相信增长是有极限的，但自从美国经济学家Robert Solow提出将土地因素剔除的全新经济增长模型，自然界逐渐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消失了，在他的模型中，生产过程的投入是唯一需要考虑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煤炭、石油、铁和矿物来制造新产品？Solow与他的同侪相信只要有市场价格信号的调节，以及科技的进步，经济能够做到无限的增长。但他们并没有想到，生产的副产品——废弃物与污染变成了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威胁到生态系统的健康，最终危害到经济增长。

Christopher指出，我们必须回到经济增长与自然界交织的时代，环境问题不应是无足轻重的配角，否则只会毁灭人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