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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勒卡雷谈脱欧与爱国:忠诚归于何处,是爱国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87岁高龄的勒卡雷已经推出了他的第25部小说。他与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聊了聊当今政客“惨不忍睹的政治才能”以及往昔的间谍生涯给他留下了什么。

约翰·勒卡雷 摄影:Nadav Kander

一直以来我对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都是高山仰止。他写过这么多畅销书,要说我没有心生艳羡,那一定是假的。这位艺术家达到了这般文学成就,在读者之间也拥有广泛吸引力,令人啧啧称奇。勒卡雷,或者说戴维·康威尔(勒卡雷的原名),几乎把自己的所有故事都设置在间谍世界中,这也招致了不少批评家的诟病,说他本质上就不把写作当回事儿,不过是在卖弄把戏罢了。然而至少有两本小说堪称经典,足以让勒卡雷不朽,那就是1963年的《柏林谍影》 (又名《寒风孤谍》)和1986年的《完美的间谍》。

从1961年的《召唤死者》开始,到87岁高龄出版的新作《战场特工》(Agent Running in the Field),试问有哪位作家能和勒卡雷一样,在将近60年的职业生涯中,源源不断地献上新作,而且质量永远在线呢?这位作家暗示说,《战场特工》可能是他的收官之作,但我敢打赌,他要封笔为时尚早。此时的勒卡雷和他这漫长一生中的每一个时刻无异,仍然思维活跃,政治嗅觉灵敏。

在这本新书中,其中一条情节主线是基于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与英国安全服务部门秘密串谋来构建的,二者狼狈为奸,意在暗中破坏欧盟的民主制度。我们在他汉普斯特德的家中约见,“这些情节看起来严丝合缝,真实得可怕,”勒卡雷说,话里带着些戏谑风趣。这位作家的乐趣来自于其对小说作品的构想,而不是虚构与现实之间的似是而非。

突然之间,他大老千父亲的形象就浮现在眼前,扬起毛发浓密的大脑袋,脸上浮现出那巧言令色的狞笑。罗纳德·康威尔,人称“罗尼”,这个男人曾经是个自信满满的天才骗子,直到现在依然让他的儿子敬畏不已,时不时回顾老头子的那些事迹和影响,甚至会陷入一种困惑不解的痴迷中。“这是我毕生的财富,”勒卡雷说,“我生来便拥有这么一个取之不尽的话题。”许多人都觉得这位作家只晓得纠结于冷战,实则不然。“这个话题就是我父亲和他那些狐朋狗友干的那些无休止的犯罪勾当。有一天我上网搜了他的名字,‘职业’一栏下写着‘克雷兄弟(著名黑帮分子)’的合伙人。”说到这里我们都捧腹大笑,尽管这个玩笑有些令人不适。

在勒卡雷的童年时期,“一大串有意思的人”在他生活中行凶作歹,无穷无尽,留下满目疮痍。年纪轻轻他的心中就“清楚了任何与‘真相’相关的概念。真相对他来说,是需要躲避的”。当时的勒卡雷所熟悉的,是那些大摇大摆杀入今日政治闹剧聚光灯下的骗子。

“自信满满的天才骗子”。勒卡雷的父亲,罗纳德·康威尔 图片来源:约翰·勒卡雷

到了今天,照勒卡雷看来,能够摆脱童年那段受毒害的经历,自然而然为他铺平了进入“严肃机构”的康庄大道。五岁那年,他第一次被送到寄宿学校,“而后在里面度过了动荡不安的五年。”接着,他被转到多塞特的舍伯恩中学,却对那里深通恶绝。多年后,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大卫·斯拜丁(David Spedding)对他说,“我最敬佩你的地方,就在于你选择逃离舍伯恩,我却坚持到了最后。”与斯拜丁的遗憾恰恰相反,另一位军情六处前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爵士(Sir Richard Dearlove)前不久偏偏在克莱夫登文学节上炮轰勒卡雷,称他对自己短暂的间谍生涯“鬼迷心窍”,并以此作为小说的基础,可以看出,“他对军情六处的看法腐朽不堪,绝大多数秘密情报局的军官都对他怒不可遏。”

尽管在当年的教育系统下吃了不少苦头,之后的他迎来了“遁入秘密世界的滑道”:在牛津大学,安全服务局的人找到他,让他对自己身边一些左倾的同僚进行监视和情报收集,到了今天,他依然没有后悔。约翰·勒卡雷打骨子里还是一个老派、浪漫主义的英国爱国者。虽说如此,他也没有被“地下世界”那一套道德观所蛊惑。安全局给他们的候选人灌输了这么一套思想:“一方面要老练狡猾,令一方面,你得保持忠诚。”这样的分裂带来了不少庞大而复杂的问题,举个例子,人们应该如何区分有益的爱国主义和不良的民族主义呢?“这种问题从此以后一直在我心中打转,悬而未决。”勒卡雷反思道。

我提到了新书《战场特工》中的一个段落,当人到中年的英俄特工、爱国者纳特(Nat,原名阿纳托利的简称)对着监视屏执行任务的时候,看着伦敦街道上的光景,他突然惊诧万分,竟然对自己的国家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产生了钦佩之情:“各个种族的孩子打着临时拼凑出来的无网篮球,穿着清凉夏装的姑娘在漫长日光下晒太阳,老伙计手挽手,闲庭信步……”纳特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包括那些“在人群里悠然自得地踱步”的警察军官在内,在这些看似无辜的百姓中,大概有一百个人是英国间谍,忙着张罗各自的秘密工作。自由是脆弱的,必须用尽一切办法来守卫,即便是使用肮脏的手段也在所不辞。

勒卡雷谈到了自己的孙辈,“他们都被脱欧给震惊了,想到自己行动迁徙的自由就要被收回,诧异万分。”勒卡雷对家中的年轻一辈说,“瞧,实际上你们已经在国外不少城市里生活过,你们应该也知道,在伦敦或是在英国之外,你们找不到更好的交流、更多元的复杂性,以及更令人舒适的社会契约精神了。”

“鲍里斯·约翰逊这辈乌合之众演说家不跟你讲道理——他们的任务是用怒火煽动那些怀旧的人。”

我告诉勒卡雷,上世纪60年代,我在伦敦也生活了一年。当时的爱尔兰还被牢牢锁在天主教的束缚之中,于是我被眼前这向我敞开的自由流动之门惊呆了,尤其是英国的阶级制度。“是的,”勒卡雷回答说,嘴角露出一个忧郁的微笑,“但你不会被口音打上烙印。”

勒卡雷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薇露莉·珍·欧斯戴在康沃尔郡度过了好一段时间。在这里,“不管是和生意人打交道,还是去咖啡馆,都没人认识我,要么就是不在乎我是谁。”他认为,这就是“绝对放松的关系”的典范,在英国,起码在这一小撮土地上,“真正的民主还活着。”

在英国的自由主义价值和文明生活的观念上,我同意他的观点,但也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归根结底我还是个爱尔兰人。不过话说回来,今天这个国家在欧洲问题上如此分裂,这些精神难道不也身处危机吗?

2016年小说改编电影《我们这种叛徒》(Our Kind ofTraitor)中的戴米恩·刘易斯 图片来源:Allstar/Studiocanal

“你说的没错,因为打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自然的声音诉说理性。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这辈乌合之众演说家不跟你讲道理,当你成为他们的朋党,那么你的任务就是用怒火煽动那些怀旧的人。简直不可置信,那些当权的人,比如说独立党领导人法拉奇(Farage)也开始大谈背叛——‘议会背叛了我,政府背叛了我。我现在站在大家面前,就是一个遭到背叛的人,和你们一样。’”

勒卡雷对英国当下的状况忧心忡忡。在他看来,鲍里斯·约翰逊和他的背后推手多明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正鼓捣着一场十分复杂的政治宣传,让人们相信,他们才是拥护人民的战士,应该与他们联盟,对抗议会与政治精英的权力。勒卡雷说,这招政治花枪的强力一击,会导致严重的社会秩序混乱。“最可怕的还在后头,如果欧盟在后续安排上的一些细节上认输妥协,约翰逊就能重新拿出特蕾莎·梅的脱欧协议,吹去灰尘,再往里加一点自己的配方,然后声称打了一场大胜仗,带着成果来到议会,得到通过,然后在未来八年掌舵英国。”

当然了,当前的情况也不是一片惨淡,怒火也不一定会随时引爆。“我想,如果社会契约能够重建的话,一切情况都是可控的。在这个国家,只要像是私立学校、私营医疗和所有私有制的机构继续存在,我们就无法宣扬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所谓的社交媒体——现在讨论它们本质上有多“社会”已经没有意义了——也无时无刻不在施加影响,而且不无弊端。“人们眼前有太多诱饵,告诉他们该买什么、该穿什么、催他们去哪旅游,这所有的信息共同炮制出一个完美人生的虚假概念。”

怎么应对这些危险的谎言呢?“我认为,有的事情其他国家做起来毫不费力,我们也应该学起来。我们得征收财富税,同时极大限制个人可以继承的财富数量。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改变没有一件发生。”

然而谁有能力推动变化呢?

“现在我们的工党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非凡的局面。如果他们能入局,并且把党魁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先放到一边——我个人认为科尔宾本人也不大想留。但工党依然保有这一列宁主义成分,并且胃口很大,追求社会公平。说来讽刺,虽然我在选票上没有这么出牌,但我一直相信,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者最终能够成事,比如说整合私立学校系统。如果这种事让左翼党派来做就显得是意气用事,而要是让保守党去完成,看起来就是一次良好的社会组织。”

我试探性地说,聊到这个地步,我们可能就像两个古怪的老古董,抱着想象中的黄金时代多愁善感。勒卡雷好生思忖了一会儿,然后巧妙偏移了这个话题。“可以说,随着工人阶级的消亡,建立在陈旧阶级结构上的社会秩序也在崩塌。另一方面,原来的工人阶级大多经历过战火的洗礼,这代人将会慢慢消失在政治的角力场,日子掰着手指都数得过来。他们留下的空缺大多都会被那些不理解人类冲突的新人填补。”他面无表情,轻描淡写地补充说:“冲突能浇醒人们。”

听闻脱欧支持者欢欣鼓舞,声称他们单枪匹马赢得了战役,勒卡雷连连作呕。“那位出色的英国右翼军事历史学家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曾经指出,我们当年不管是在人力还是财力上所做出的贡献,即便不是微不足道,但和其他主力军相比都相形见绌。苏联搭进去多少士兵?得有三千万吧。金钱物资就更不用说了,天知道他们牺牲了多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并没有赢得战争。虽然我们最后站在了胜利的一方,但充其量不过是个配角。”

在新作中,勒卡雷表达了自己对脱欧的尖锐态度。书中的一个角色对纳特说,“我经过深思熟虑,还是认为在特朗普时期脱离欧盟,眼睁睁看着美国正在体制性种族歧视和新法西斯主义的下坡路上一路不复返,我们还如此依赖美国——这么做不管是对本国、对欧洲,还是对整个世界的民主与自由,都无异于一场无法缓和的践踏。”

他说得不能再直白了,尽管此话出自另一个臆想人物之口,以保全创作者的安全。勒卡雷直截了当,“对我来说,这是一本充满愤怒的书。”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也绝不仅仅是一场政治咆哮。

2005年电影《永恒的园丁》(The ConstantGardener),荧幕上的瑞切尔·薇兹和拉尔夫·费因斯 图片来源:Sportsphoto Ltd/Allstar

“我不希望它沦为一本脱欧小说,我希望这本书是可读的,是有趣的,希望人们能开怀大笑。但如果硬要说说里面传递了怎样的信息,那这本书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作为集体与个人,忠诚将归于何处,这一点始终是个谜。我认为脱欧完全就是非理性的,这也恰好佐证了我们惨不忍睹的政治才能和糟糕蹩脚的外交表现。欧洲的病灶可以从内部进行医治,”他顿了顿,平息怒火,转而伤感,“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与英国的关联也大不如以前紧密了,想来这也是种自由,不过是一种叫人悲伤的自由。”

就是带着这种情绪,最近他与妻子简回到了爱尔兰,妻子是为了再度到阿尔斯特寻根,而勒卡雷来到了他的家族在西科克的房子,这也是他奶奶长大的地方。勒卡雷找到一个本地的档案管理员,询问屋主的情况。“静静盯着电脑好几分钟后,她抬头,露出迷人的微笑,说,‘欢迎回家。’”

我认为,《战场特工》书写生活中的小确幸时还是积极的,这一点也让这本小说值得玩味。不过勒卡雷再次小心翼翼地提醒我,书中的声音不是约翰·勒卡雷,更不是戴维·康威尔,而是主人公纳特。“当你改变小说中角色的行为时,会不会觉得自己有义务为他们辩护?”他反问我。我回答说,与其说我要对他们负责,不如说我对自己梦中的人肩负更多责任。勒卡雷点头赞同。

除了纳特以外,书中的另外两个重要人物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身材瘦长、行动笨拙的爱德和美丽的弗洛伦斯(我注意到,随着这位作家年龄的增长,他书中的女性角色也变得愈发年轻可爱),这两人本质上都为人正派。正因如此,他们与这个大环境是不是格格不入呢?在这个问题上,他似乎与我意见一致。“如果你要组建一个秘密机构,就需要迷人的人,能言善辩的人,以及没什么道德感的人。人们天生就是狡猾的,是虚伪的,这样才会在表面上显得高尚而忠诚。因此实际上,你要的人几乎就可以定义为那些会背叛你的人。”所以在书的结尾,这些正派的人必须被单独留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童年的一段时光里,父亲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所以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个间谍,来到了这个体制的中心地带。”

他成为特工的起源是什么?勒卡雷用一个巧妙的双关给出了回答。“从进入寄宿学校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学习如何做个绅士(a gent)。我身上没有任何统治阶级的气质能推我前行,我也没有什么小马驹。在童年的一段时光里,父亲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所以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个间谍,来到了这个体制的中心地带——私立学校。我必须穿上校服,伪装自己的语言和态度,然后编出一个自己没有的身份背景。我被迫同化了,对自己佯装所属的这个阶级深深着迷。毫不吃惊,虽然我讨厌自己的公立学校,结果还是跑到伊顿公学来教书。现在这对我来说也并不奇怪,我被英国社会的内在动力深深吸引了,并且一步步来到我们行政管理的秘密中心。”

间谍生活有没有给他带来归属感?最终他有没有从中找到自己合适的身份?“可以说是上帝以浮士德的方式帮了我吧,审视这个世界最深处的奥秘,也是一种追问:我们是什么,我们过去是谁?这些都是同一个问题的探身——我究竟是谁?何处能找到美德?英伦风范的圣坛又在哪里?我想,这确乎是一次艰苦的内心旅程。回想起来,这一趟也不乏乐趣:这是一个迷失的孩子的寻觅之路。”

然而,当他还是安全部门的一员时,勒卡雷是否觉得自己接触的是真实的世界,而不同于我们大多数人,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幻想泡沫中?“别忘了一点,不管在军情五处(英国安全局)与军情六处(秘密情报局)里,我都是个不起眼的螺丝钉。小说中很多东西其实是想象出来的,并不是什么内部情报。但我也有时有幸能参与一些行动会议,听着那些大人物打着不同的算盘。当我如释重负走出那个世界的时候,心里其实已经装满了一堆假想行动,其中可以找到现实任务的一丝影子。”

1979年,勒卡雷和儿子尼古拉斯 图片来源:Monty Fresco/Daily Mail/REX/Shutterstock

走出秘密生活之后,勒卡雷的生活里不时会出现些喜剧片段。前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y Primakov)曾来到英国进行正式访问,这个“距离普京的位子只有一步之遥”的人,最后的要求是约见勒卡雷。

“于是我和珍就来到了被俄罗斯人重重包围俄罗斯大使馆,普里马科夫就在我眼前。他是个聪明人,尽管从18岁就开始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的前身)工作,你依然可以从他身上看出人道主义。他散发着十足的人格魅力,我们交谈甚欢,但我被严重高估了,着实荒谬。不知怎的,他以为《柏林谍影》的作者应该是老谋深算的同僚。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也时有发生。人们总觉得我手握大把情报,但其实我一无所知。”

我们聊到了他晚年的几部作品,有些故事在超级富豪之间展开,或是以肮脏的外国战争以及国际制药业的竞争为背景。很显然,他对自己的工作十分自豪,支持着这股正派的力量,虽然也不是完美无瑕。无可避免,这把我们带回到他父亲的谜团上。“我想不通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你问我,他觉得什么有意思,我认为对他来说,他埋下的那些骗局就是最好玩的东西。”

从某种程度上说,骗子罗纳德是不是也是个艺术家呢?

“当然了,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也许我只是他的翻版,只不过多了些幸运?”

如果事实如此,那么真正幸运的应该是我们——勒卡雷的读者。

本文作者约翰·班维尔是一名作家,作品包括《海》《蓝色吉他》《框架三部曲》。

约翰·勒卡雷的《战场特工》(Agent Running in the Field)已由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出版。

(翻译:马昕)

来源:卫报

原标题:'My ties to England have loosened': John le Carré on Britain, Boris and Br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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