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当代作家从维熙今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从维熙1933年出生于河北玉田，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长篇小说《北国草》、长篇纪实文学《走向混沌》等。从维熙属于“归来的作家”中的一位——“归来的作家”一般指1959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改正”了的作家。

“归来的作家”从维熙描写监狱生活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于1979年第2期《收获》杂志。他把这部小说寄给了巴金时任主编的《收获》，巴金在头条位置将之发表。这部小说在读者中引发了强烈反响，也为中国新时期文坛增添了一个新的名词——“大墙文学”。他的另一部小说《远去的白帆》也从巴金手中发出。当时这部作品曾作为约稿被一家大型刊物取走，后编辑希望他能对文本情节做出修改。从维熙拒绝后将《远去的白帆》文稿交付巴金，才最终得以发表。

《大墙下的红玉兰》描写了大墙之内各种扭曲的人性与悲剧的遭遇。在发表后，有人以“两个凡是”质疑编辑部的政治立场，从维熙曾经工作过的劳改农场也写来批评信，指责小说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文艺报》曾就《大墙下的红玉兰》举行讨论会，与会者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并不一致，甚至分歧颇大，部分讨论的发言也刊登于《文艺报》第7期“《大墙下的红玉兰》（作品讨论）专题”下。从维熙在读到此专题后写信给《文艺报》编辑刘锡诚，针对讨论会上一些“否定性的意见”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在今后的讨论中，能从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上去探讨，即《文艺报》编者听说的那些话。哪怕对小说政治上的批评都好，像《收获》那位读者的批评那样，怕就怕不懂生活，而又陷入劳改队生活的探讨，那是公安部门的业务，而不是我们《文艺报》的业务，对吗？”从维熙又说，“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包括‘四人帮 ’以前，文学艺术创作中出现了一种畸形，即：抛弃了对革命浪漫主义的探求，因而许多作品不能动人以情，不能使人为之热血沸腾，更谈不到文学作品中的美学内涵……我们年轻一代是多么缺乏美的情操的教育呵！”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后，作家孙犁也与从维熙进行了通信。他如此评价这部小说：

“你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生活的真实面貌。……但是，你的终篇，确是一个悲剧。我看到最后，心情很沉重。我不反对写悲剧结局。也许这个写法，更符合当时的现实和要求。我想，就是当时，也完全可以叫善与美的力量，当场击败那邪恶的力量的。战胜他们，并不减低小说的感染力，而可以使读者掩卷后，情绪更昂扬。”

（孙犁《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

早在五十年代从维熙开始创作时，孙犁的作品就对他产生了深厚的影响。从维熙曾回忆说“孙犁晶莹剔透的作品是诱发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催生剂”。从维熙、韩映山、刘绍棠等年轻作家在那时也形成了一个与孙犁气质、风格相近的作家群。

作家杨葵在《过得去》一书中写道，从维熙与王蒙、邓友梅、刘绍棠在五十年代的文坛上被并称为“四才子”，他对从维熙的性格有一段描画：“性格刚强泼辣，说话办事果断”，“老从祖籍河北，身上真有燕赵之地的雄风”。

本文参考：刘锡诚《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的讨论》,《文艺报》2005年1月22日、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