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陈佳靖

编辑 | 黄月

11月4日，美国政府正式通知联合国启动《巴黎协定》退出程序。这意味着，在一年后，美国将不再为全球气候恶化担负国际责任。

《巴黎协定》从2015年12月通过到2016年11月正式生效以来，已有近200个缔约方国家签署加入。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最主要的气候污染国，中美两方曾是这项气候协议的主要推手。然而，随着2017年特朗普上台，《巴黎协定》便被美国官方视为“不公平的经济负担”。特朗普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这项环保计划的不满，认为它“束缚了美国，使美国贫困，并使美国商界处于不利地位”。2017年6月，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并重启化石燃料开采计划。

两年来，特朗普的一系列反环保行动不断招致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批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前不久召开的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16岁的瑞典气候活动家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声音哽咽，斥责各国政府消极应对气候变化危机，迷恋“经济永远增长的童话”。在看到特朗普时，她更是怒目圆睁，难掩愤恨之意。有趣的是，公众对于桑伯格的环保理念也并非一致认同。有人认为，桑伯格的言论缺乏科学依据，甚至有可能是西方发达国家企图以遏制碳排放为由，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进行操控的手段。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她忽视了世界上不同国家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异和复杂性，对于许多欠发达国家而言，落实环保行动的代价太过高昂。

这些言论似乎证实了，在气候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今天，人们的态度依然存在分歧。当科学家声称北极熊将在一个世纪内消失、格陵兰冰盖经历了创纪录的融化时，也有同样多的言论指出全球变暖的主张是一个骗局。究竟哪些才是具有科学依据的事实？假如全球变暖是真的，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有多大？特别是，当很多国家仍需面对失业、公共债务、战争等现实困境时，我们应该在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上投入多少关注？

2013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写下《气候赌场》一书，旨在为公众解答以上问题。诺德豪斯是全球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顶级分析师，也是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于全球变暖，他的结论很简单——全球变暖是对人类与自然界的一个主要威胁，他将目前的风险比作“气候赌场”，意思是，经济增长正在引起气候与地球系统不合意且危险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

《气候赌场》日前由东方出版中心译介出版，在新书分享会上，诺德豪斯透过视频与读者分享了他对当今气候问题的观察，并从自然科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给出了应对的办法。此外，本书的译者、经济学家梁小民也在现场的讲座上针对书中的观点展开了探讨。

全球变暖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

气候问题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早在1896年，瑞典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斯万特·阿伦尼斯就证实了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带来的“温室效应”，但直到20世纪60、70年代，这一问题才引起公众的注意，并渐渐形成了体系完备的气候经济学。诺德豪斯就是这一领域的奠基者之一。

之所以将气候与经济联系在一起，是因为气候问题源于人类经济增长。梁小民解释道，尽管人类的生存一定会给地球带来污染，但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所造成的污染并不严重，依靠自然界本身的调节能力就能得到有效解决。然而，工业革命带来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以煤、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个则是工业革命时期出生率高、死亡率低造成的人口急速增长，这两者势必会对自然环境造成高强度的污染。当自然无法自行吸收过量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时，全球变暖问题就出现了。因此，从本质上讲，全球变暖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

除了全球变暖之外，碳排放量的增加还将进一步导致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冰盖融化、飓风加剧、野生动物与物种丧失、威胁农业生产和人类健康。通过减少碳排放来缓解气候变化，是目前最为可行的办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放弃经济发展。梁小民认为，像格蕾塔·桑伯格这种反对发展，试图倒退回古代生活的极端环保主义者属于“环境保存派”，而诺德豪斯则属于“环境保护派”，他并不是抽象的反对发展，而是要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只有全球合作，才能够有效遏止全球变暖，这也是为什么诺德豪斯不主张以确定一个“硬指标”的方式执行气候政策；相反，他建议通过平衡成本与收益来选择合适的指标，以吸引各国最大程度地参与其中。

讽刺的是，人们最初燃烧化石燃料时，并不需要为排放温室气体支付额外的费用，而如今，各国不得不为长期以来零价格的“外部危害”付出高昂的代价——通过实施对获准排放量的受管制的可交易限制（“总量管制与交易”）或者对碳排放征税（“碳税”）。诺德豪斯强调，为碳定价是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我们需要定价，这样当人们在燃烧化石燃料，将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中时，其成本就会体现在商品的价格和服务上。现在的价格是零，所以人们不会关注，但如果价格上涨，人们就会开始关注。”他认为提高碳排放价格将引导消费者购买和使用低碳产品，引导生产者投入低碳产品的生产，并激励企业开发和引入低碳技术。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碳定价”优于其他管制手段，它是让全球碳排放市场进入长期良性运转的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然而现实状况是，公众对提高能源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抵触情绪仍然广泛存在，人们担心征收碳税将导致收入下降、失业、影响医疗，这一点在美国尤其凸显。在《气候赌场》中，诺德豪斯指出，这种看法实际上源于人们对碳税的经济学原理缺乏了解。事实上，欧洲国家已经发现，他们可以征收能源税，减少对劳动的税收，从而在不伤害工作和储蓄激励的前提下改善整体经济表现。

对于诺德豪斯而言，改善当前公众教育和交流匮乏的现状正是他写作《气候赌场》的原因之一。“像这样的政策是高昂的、复杂的，是需要公众努力理解的，如果我们国家的人民不了解基础知识，就不会了解气候变化会给国家带来什么后果，那么这些政策也将无果而终。”诺德豪斯表示。

听信气候科学反对者的劝告是一场危险的赌博

在2009年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不应超过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之内”的科学观点首次成为各国共识，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进一步将气温升幅目标定为1.5℃以内。而诺德豪斯的研究表明，如果考虑到各国在治理气候问题方面的成本、收益和参与度，避免早期条约（如《京都议定书》）中因缺乏激励机制而出现的“搭便车”现象，政策应该将气温限定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2℃-3℃之间。尽管在气温“临界点”的确定上，科学界仍存在争议，但过去的大量研究足以说明一个科学共识：全球变暖真实存在，且情况十分紧迫。正如诺德豪斯在《气候赌场》中所言：“全球变暖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作为形成人类与自然在无限未来的轮廓的一种力量，全球变暖应该与暴力冲突和经济萧条等同视之。”

通常，气候科学的反对者会说，既然现在所有的预测都存在不确定性，那就应该在收集更多信息的同时推迟任何高成本的减排措施。但从真正的科学角度上看，不对任何一种结论做出百分百的确定性判断才是合理的。在书中，诺德豪斯也提醒人们警惕反对者所设下的陷阱，在树立威信时，他们往往会使用模糊的数据或异常的变化趋势来质疑科学，劝人们不用考虑“气候赌场”的危险。在诺德豪斯看来，听信这种劝告是一场危险的赌博。真正科学的做法不是在“气候赌场”中等待，而是采取措施来避免转动“气候赌场”的轮盘。

抛开科学上的难度，解决全球气候问题仍然困难重重，其中，政治可能是最大的绊脚石。梁小民认为，在民主机制下，减缓全球变暖的政策最终必须依靠公众的支持，而这恰恰成为美国难以实行有效的气候政策的原因。由于当选代表需要通过利益和价值观的竞争来争夺选票，自然会反对不利于他们的选民或资金捐助者的措施。长期以来，美国公众舆论中关于气候变化的分歧日益严峻，并在两个政党间呈现出鲜明的分化。在政治精英的引导下，保守派接受了全球变暖是坏科学和坏政治的信息，而自由派则坚定地支持气候变化科学和减排政策。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维克多（David Victor）深刻地指出，全球变暖政策一再陷入僵局，是政治史学、经济学、短视和民族主义在其中相互配合的结果。诺德豪斯在《气候赌场》中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一方面，民族主义很容易引发“搭便车”行为，一些没有参与全球减排协议的国家不公平地免费享用了他国的资源，还有一些国家唱高调，但根本没有行动。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减排的大部分收益很可能要在半个世纪后产生，人们会更倾向把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推给子孙后代，造成代际“搭便车”的情况。与此同时，利益集团通过提供误导性的气候科学与经济成本分析而把水搞浑，扩大了这种双重“搭便车”的困难。

诺德豪斯强调，全球变暖不是一个国家性的课题，而是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因此，全球一致的参与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事实上，自2015年签署《巴黎协定》后，中国已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截至2017年底，中国碳强度下降46%，提前3年实现了《巴黎协定》中40%-45%的上限目标。而来自美国宇航局卫星的最新数据表明，2000年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中约四分之一是中国的贡献。

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的不断加入，《巴黎协定》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改善未来全球环境的希望，而美国的退出无疑为即将到来的联合国气候大会蒙上一层阴影。诺德豪斯表示，若想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所突破，中美之间的政治同盟至关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和中国是最重要的两个国家，无论是造成它还是受到它的影响……在解决或者至少是采取措施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美国和中国必须携手成为这一阵营的核心，共同采取行动。”诺德豪斯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