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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玉器遇见青铜:在“王朝中国”之外寻找另一个中国

象征审美的玉文化在向西北延伸的过程中与象征政权的青铜文化相遇并发生碰撞,由此产生了从“金玉良缘”到“王朝中国”的转向。

良渚文化时期玉璧(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实习生 刘亚光

编辑 | 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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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学者刘刚和妻子李冬君十年前出版了两卷本的《文化的江山》,提出在二十五史书写的“王朝中国”之外,还有一个“文化中国”的存在,一时间引发诸多关注和争议。十年间,二人经过更长期的沉淀与打磨,重新梳理了从“山海经时代”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历史,在原有的问题意识上进一步扩充原著,于日前出版了12卷本《文化的江山》。

围绕着12卷本中的第一册《文化中国的起源》,日前,刘刚和李冬君在中信书店·启皓店展开了一场以“寻找文化中国,从良渚文化出发”为主题的分享。他们认为,中国在由新石器时代迈入青铜时代的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的过渡时期,即以良渚为代表的“玉文化”时代,象征审美的玉文化在向西北延伸的过程中与象征政权的青铜文化相遇并发生碰撞,由此产生了从“金玉良缘”到“王朝中国”的转向。而追寻“文化中国”的概念之所以重要,在历史学博士李冬君看来,这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论和视角。著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投入巨大却始终找不到“夏”,很可能正是由于夏并没有殷墟那样成熟的“王朝中国”的形式,而是以“金玉良缘”的“文化中国”形态存在的。

《文化的江山:文化中国的来源》
刘刚 李冬君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9-10

最早的中国人是“玉的传人”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艺术史系副教授张勉治(Michael G.Chang)的《马背上的朝廷》一书日前译介出版,作者试图在书中探讨乾隆六次南巡与清朝统治建构之间的关联。媒体人萧轶在活动一开场分享了他对《马背上的朝廷》与刘刚提出的“文化中国”概念的思考:“这本书讲的主要是乾隆南巡的事,我觉得在某些方面也能契合此次活动的主题。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所谓‘政统’和‘道统’的问题同样重要,为什么乾隆皇帝非常重视这次南巡?我想在统治者心目中,有比单纯取得政治上的权力更重要的东西,这可能就是今天想讲的‘文化的江山’。”

而刘刚认为,这种看法恰恰是对“文化中国”概念的一种误解。他解释说,“跟新儒家不同,我们说的‘文化中国’不是道统中国。新儒家不论政统也好道统也罢,其实说的都是‘王朝中国’的一部分,而我们讲的是‘王朝中国’之外的另一个中国。”

自2009年《文化的江山》出版以来,刘刚和李冬君被质疑最多的一点就是:“文化中国”作为截然不同于“王朝中国”的存在,它的形态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能把它找出来吗?刘刚认为,他们此次将目光追溯到史前时期,就是为了回答这一关键问题。

“寻找文化中国,从良渚文化出发”活动现场

在西方传统的教科书里,有关国家和文明的起源叙事往往和“青铜时代”相绑定。在青铜器发明之后,人们拥有了制作生产工具和兵器的能力,青铜文化的生产性和暴力性也构成了有关“国家”的象征。然而对于中国来说,两位作者认为,大暖期结束后中国并没有从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青铜时代,而是进入了一个以“玉文化”为标志的过渡时期。

在刘刚看来,这一时期从良渚文化起源。“从良渚出发,我们就能找到‘文化中国’。在良渚文化里,我们发现了玉器时代国家起源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一套非常完整的反映礼治文明的国家观念的礼器,比如玉琮、玉钺、玉璧。尤其是玉璧在良渚文化里非常普及,在墓葬里,不光贵族大墓里有很多玉璧,在一些平民小墓里也有玉璧。在当时,它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证一样,是国民身份的象征。所以最早的中国人,可以说是玉的传人。”刘刚说,玉在根本的物质属性上就和青铜不同,玉文化首先是一种审美的文化,而非功利的文化——所以有别于“政治中国”,“文化中国”是一个有关审美的中国。

浙江省博物馆藏,良渚玉璧 。正面刻“鸟立高台”刻纹,背面刻玉璋刻纹。(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良渚玉文化的联合之路

刘刚在书中指出,作为“文化中国”的发源地,良渚文化的主体最终消失于太湖一带。虽然作为地域性文化的良渚文化可能消失了,但良渚文化所代表的“玉文化”却继续作为“文化中国”的血脉不断延续。良渚人开始自东南向西北迁移,开辟了一条中国最早的“玉石之路”,并一路形成了一个“良渚化”的世界。“许多文明的迁徙伴随着征伐,但对于良渚人来说,这是一条文化联合之路,而不是征伐之路,”他在活动上指出。

这条文化联合之路跨越长江,首先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进行汇合,形成了龙山文化。“过去人们把良渚文化看成龙山文化在江南的一支,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这个说法有问题。因为在良渚文化里面也发现了黑陶,但是良渚文化的黑陶比龙山文化的黑陶还早了近千年。”刘刚分享道,“也就是说,良渚文化不是龙山文化在江南的影子,而是相反,龙山文化是良渚文化往中原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在龙山出土的玉器中,我们能非常明显地看到良渚文化的那套东西。”

随后,龙山文化再向中原行进,与仰韶文化结合形成庙底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陶寺文化。及至陕北,在农牧分界线上,这条文化联合之路迈出重要的一步,实现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大联合,形成石茆文化。继续西进,又在甘肃形成了著名的齐家文化。刘刚认为“良渚文化在这个过程里逐渐往实用化方向发展”,“在这样一个文化联合的过程里,北方文化对来自南方的良渚文化进行了取舍——它取走了文化认同,由文化认同形成国家,但却放弃了良渚人的宗教信仰。”

象征审美性的良渚文化与代表实用性的青铜文化第一次正面相遇,发生在更西边的天山走廊。当时,正值青铜文化大规模扩张、形成世界体系之时,将青铜文化往东传的是来自中亚和黑海和里海之间的俄罗斯草原的雅利安人,他们驾马拉战车,带着青铜兵器,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刘刚在活动上提到,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埃及三个文明古国都在雅利安人掀起的浪潮中消亡了,但唯独向东的这一支非常奇怪,天山走廊仿佛一个文明的缓冲带,进入天山走廊以后,雅利安人的杀气好像就消失了,青铜文化并没有继续它杀戮的步伐,而是开始与良渚的玉文化相融合。他认为这恰恰反映了玉文化本身是审美的而非功利的,因此不具有侵略性和杀戮性。曾经有人问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如果在历史上选一个他最愿意生活的地方,他会选择哪里,汤因比回答:我会选大唐时代的西域。“那时候的天山西域,真正成为了一个文化的大熔炉。诸多文化在这里形成了大规模的联合。”刘刚说。

从“金玉良缘”到“王朝中国”

良渚文化遭遇青铜文化后与之融合而不再西进,这是不是说明青铜文化其实是优于玉文化呢?有观众向刘刚提问。

“文化并没有一个优劣的区分。良渚文化遇到雅利安人的青铜文化后无法西进有着非常现实的理由。青铜文化以王朝为基础,国家观念和主权意识很强,这对于玉文化的渗透阻力很大。”玉文化“出不去”,青铜文化就“进来”,但也自此深深打上了玉文化的烙印。玉器里的很多纹饰、形制开始反映在青铜器上,中国的青铜文化因此迥然不同于西方的青铜文化。“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把它叫作‘金玉良缘’。”

刘刚举例说,“从二里头出土的青铜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饰牌是,我们可以看出典型的良渚神徽的纹饰在里面。又如齐家文化的绿松石嵌铜牌,虽然现在它只剩下金了,玉碎掉了,但它和二里头出土的青铜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或许是一样的,都是‘金玉良缘’的代表。”青铜文化当然不只是在器物层面与玉文化发生了融合,更重要的是,它传入了其所象征的那套全新的国家观念,这个过程最终奠定了“王朝中国”的形成,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熟知的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青铜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饰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绿松石嵌铜牌,齐家文化

傅斯年曾作《夷夏东西说》,其中讲了一个王朝政权禅让的故事。尧传位舜,舜传禹,禹传给皋陶,皋陶却以自己年事已高而不受,希望传给伯益,伯益也不接受。在两位学者看来,按照王朝史观的解读,这是古人对于权力的一种淡泊,但在“文化中国”的视野下,这很可能是因为,大禹传给伯益的国家已经不是之前的国家了。“文化中国”的国家是一个基于文化大联合的“联邦”,而不是一个青铜文化式的“王朝”。这不是伯益想要的国家,却是大禹的儿子启要的国家。启继位后施行世袭制,真正走上了建立统一、专制、世袭的王朝国家的道路,此时伯益出来反对,于是“益干启位,启杀之”。“王朝中国”自殷墟时期开始出现,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走向了一条“王朝中国”与“文化中国”相结合的道路。

从“为己之学”到历史研究新视角

目前,新版《文化的江山》已经出版了4卷,分别是《文化中国的来源》《王朝中国的确立》《中国风雅颂》和《中国轴心期》。李冬君和刘刚描摹的“江山”自良渚文化始,一路绵延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后续作品《通往文艺复兴的岁月》《追求思想共和的时代》《文化中国里的新文化运动》等,将进一步揭开“文化中国”的面纱。

新版《文化的江山》前4卷

这是一项颇为浩瀚的工程,李冬君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表示,他们寻找“文化中国”的问题意识首先来自于对自身“安身立命”之道的思考。“作为学者、知识分子,我们其实一直在思考,我们在这个社会里的位置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什么?这个位置肯定不是在政治的场域里,不在王朝里,那里不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终极归宿。寻找这样一块归宿的希冀推动我们去做这样的研究。”

刘刚和李冬君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师从思想史学者刘泽华。两人铭记老师“做学问首先是为己之学”的教诲,并以此作为自己所有研究的出发点。他们认为,“为己之学”并不是说做学术全是为了自己,而是指把自己的切身困惑作为学问的起点。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曾在其脍炙人口的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提出相似的看法——所谓社会学想象力的目的,是了解个人遭遇和历史进程,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关系。

追寻“文化中国”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解答个人生命的困惑,李冬君说,这也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论和视角,当下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瓶颈,可能换一个视角会有一些新的进展。如著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历时多年,投入很大,却始终找不到“夏”,李冬君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夏并没有殷墟那样成熟的“王朝中国”的形式,而是以“金玉良缘”的“文化中国”形态存在,这个形态的构成路径来自于东西方的融合。“不仅是纯粹的史学研究,在当今社会上,好的企业家、教育家都在思考‘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更多都涉及到‘文化中国’的核心问题,这也是我们的研究的一些现实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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