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新出炉的报告证实了一个我们早已察觉的现象：富人比穷人长寿。这项研究追踪了美国1991年时年龄介于50到60岁的人群，他们中最富有的人里有四分之三如今仍然健在，而最贫穷的人中只有不到一半还活着。

有统计数据作为支持当然是件好事，但这个结论对人们来说并不新鲜。许多其他的研究也已经得出了同样的结论。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女性中最富有的那1%，比最贫穷的1%长寿10年以上，而男性间的这一差距则更大。伯尼·桑德斯给出过一项统计数据：美国最贫穷地区西弗吉尼亚州麦克道尔县的男性平均寿命为65岁，而弗吉尼亚州最富裕的费尔法克斯县男性平均寿命为82岁。

我们不禁要问出一个问题：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富人就比穷人活得更久？针对这一现象，难免会有一些荒唐的说法。比如，在2004年，一些研究人员声称富人寿命更长的原因是他们更聪明，所以有更高的健康素养，能够更好地照顾自己的身体。这种观点认为穷人在物质和经济上遭受困难完全是他们自己活该。如果他们再聪明一些，就该知道怎么赚钱，以及明白吸烟和快餐对他们的健康没有好处。

要真正解释穷人没有富人长寿的原因，我们有必要了解资本主义的结构，因为这才是造成贫富分化的源头。除了那些身患严重影响寿命的残疾和遗传疾病的人，所有人的预期寿命都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资本主义把人划分成了不同阶级，这样一来大多数人就都属于工人阶级，必须向公司所有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而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

重要的是，这些公司所有者也并非是主动去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并不完全出于一己私欲，实际上连他们自己也无法控制这种逐利的趋向——将利润最大化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使命，如果公司不拼命朝这一目标迈进，必将在竞争中失败并走向破产。

这一动机驱使公司所有者去开拓新市场，将人们需要的东西纷纷私有化，并不断抬高价格；也驱使他们游说政府以争取对公司放松管制，这样他们就可以迫使工人不断提高生产率而忽视安全，以当地社区居民的健康为代价危害环境；还驱使他们游说政府以争取减税，而这些减掉的税是要从社会服务中扣取的，服务的对象正是那些工人。最后，资本家为了进一步实现利润最大化，还有一个终极手段，那就是控制劳动力本身的成本，这就需要一支由失业者组成的长期“后备军”。这样，雇主就可以对任何要求加薪的员工说：“嘿，你要是不喜欢这份工作就走人，外面还有大批人在排队等着干呢。”

这样的现实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像美国这种福利制度不甚健全的国家是不会给国民分配住房、食物和大病医疗的，除非他们自己出钱，而且前提是他们得用劳动来换取工资。于是，工人阶级拼命工作，只为维持生计。他们往往不得不从事对健康有害的艰苦工作，接触有毒化学物质，重复着会导致他们受伤的动作。身兼两三份兼职对他们来说也是标配，否则可能连房租和电费都付不起。即使他们足够幸运，挣到了足够的钱来支付饮食和住房等基础生活费用，也不一定能承担得了由突发事件引起的花销，比如癌症治疗之类的额外费用。

最糟糕的情况是，如果找不到工作，人们就只能住在车里，甚至露宿街头。没有淋浴和稳定的食物来源，更不用说健康的饮食和锻炼了。由于高失业率和惨淡前景，整个社区都会被一种绝望的氛围笼罩，暴力、吸毒、酗酒、抑郁症和自杀事件也随之频频发生。这些社区往往也是严重污染和疾病高发的地区，但人们却常常得不到处理和医治。

穷人的寿命之所以比富人短，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如富人聪明，是多年来在有害健康的环境中工作，以及经济不安全感所带来的焦虑和压力缩短了他们的生命。伯尼·桑德斯在2013年召开的国会听证会上说：“贫困的压力就像死刑一样。”为了消除穷人与富人之间预期寿命的差距，我们必须消灭贫困本身。

当然，消灭资本主义也不是消灭贫困的唯一方法。比如，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福利国家，让人们享受到不与就业挂钩的免费医疗保险；我们可以把公共资金投资在经济适用房和社会保障性住房上，从而抑制住房成本螺旋上升，使更多的人负担得起住房；我们可以对企业进行监管，强制要求它们向工人支付最低生活工资……不过千万不要误以为这样就能万事大吉。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它就还是会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层，而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使命的资产阶级，则会试图推翻以上这些社会民主主义的折衷方案。我们可以试着去约束他们，但挣脱束缚是他们的本性，而贫困正是他们挣脱束缚所酿下的恶果。

所以，我们应该朝着社会主义奋斗。我们应当努力建设一个这样的社会——所有工作都应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最大化设置，而不是为了帮助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分配和安排，因为后者必然意味着工人的财富被无限剥削。消灭贫困虽然不是眼下最要紧的事，但我们都应该为了一个完全没有阶级存在的社会而奋斗。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可能真正实现人人平等，所有社会成员才能有平等的机会去颐养天年。

（翻译：张璟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