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在2016年6月初去世，唐纳德·特朗普于当年11月的选举中取得胜利。我的生命中失去了一位杰出者，而这个世界又多了一位糟糕的领导人。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发现自己很难去尊敬那些自称掌管着一些事物的人，尤其当他们是男性时。

我的父亲是一个安静的男人，温柔睿智，善于敏锐地观察他的孩子。他会治疗失眠和牙疼、量体温、检查我们是否得了阑尾炎。他不浮夸、不故作姿态。我也试着说一说他的缺点——他不停地吸烟，有时心不在焉、不作回应，但是，就这个世界和我个人的标准而言，他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对愤怒有一种钝感力，喜欢使用双关语，是一个语言爱好者，思想非常独立。他似乎从未违反过任何规则，但他却也从未按别人的说法行事。

五个月后我的脑子被特朗普填满了，在所有重要的方面，他似乎都与我的父亲截然相反。尽管特朗普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但我并不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对他的当选感到不适的人。很显然，特朗普给女性出了难题，他自己正是问题所在。我们倒是应该问：是谁把“问题”本身推上了管理美国的位置？

我们被告知，他的选民对“威权主义”进行了坚定的投票——他们寻求强人领导，而对弱者报以轻蔑。他们还喜欢遵守规则，“无论如何”都重视服从和尊重权威。

问题很快就浮出水面，“无论如何”可能是特朗普的座右铭，但按照通常的理解，将特朗普称为“权威”是一个错误。特朗普当选前的世界是怎样的，我现在一时似乎想不起来了。但现在我们却知道，一个备受尊敬的职位居然可以变得如此自利和空虚。特朗普任职的头几个月令人惊讶——困惑源自于人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合适的总统，一个他们可以仰望和欣赏的人。

特朗普几乎就是个孩子，愚弄了整个世界，他的各种荒唐行径恰好迎合了大众的不满。他在集会讲台上为了人群而全力以赴，他的种族主义就是他们的种族主义，他的厌女症情绪使人群感到兴奋。这是一种“排他性”的身份特征，使这个世界充斥着责备。对于局外人而言，这是空虚而浮夸的，并可能带来深刻的伤害。

父亲的去世原本就已使我感到厌女症（隐藏的和公开的）威胁。他去世后，我感到了世界的不公。或许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我还可以求助于一个在我的心中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重要的人。我自身的一些孩子气的部分需要它并哀悼它。我需要别人告诉我，我很有价值——为了使这些语言具有分量，我需要它们来自一个高尚的人。

如果说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那么在2016年的11月，我则突然陷入了令人惊讶而怨恨的中年。在特朗普当选时，我自身某些原始而愤怒的部分感到，女性在过去几十年中所争取到的进步毫无价值。因为在问题的深处，一切都没有改变。男性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排斥女性，以组织他们的价值金字塔——至少如果我们同意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这样做。即使事情正在发生，他们也会微笑着说，他们并非如此。这似乎是一种默认情况，并且男性自己无法正视或讨论这些问题。我想知道，排斥女性和男性感到自己“重要”之间，是否真有联系？在变革的幻觉下，一直潜藏着某些无法言说的真相，而现在它们已经公开化了。我想，现在是厌女症在统治着世界。

尽管可能会遭致不满，但我对厌女症的容忍确确实实已经用尽。反性骚扰运动起到了一些作用，似乎联结男女共同邪恶的某种磁场突然停止了作用。避免了这种情况当然好，但有关性和性掠夺的辩论仍遗留着一些其他问题未解答。因为当我认真回忆时，我感到我认识很多的好男人和很少的坏男人。那么这种男性的善良也是幻觉吗？我想知道，两者——善意的人和更广泛的平等法规——之间究竟有什么障碍？

如果你看到了特朗普第一任内阁的照片，你会发现大量以相似方式“性别化”的集体照片：打开报纸你就可以看到一群强大而“重要”的爱尔兰男人，然后是另一群爱尔兰男人，你还认识其中的一些人。而由于这些人不愿谈论自己身在照片中的感觉是好是坏，因此所谓男性气概与制度权力之间的关联，只能留给观者自行思考了。

我还想知道，为什么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与一两个男人在一起可能是打发时间的好办法，但却难与十个男人共处一室？在这里我谈论的不是橄榄球队员，尽管橄榄球队员可能也会使女性感到恐惧，尤其是在天黑之后。我指的是你所在公司的10名男性，郡议会或编辑会议上的10名男性，那种毫无差别的、经常被美化的雄性——他们努力地招募女性，而其背后的原因他们决不愿说明。

即使是在“不公平”似乎并不明显的写作行业中，我也发现了男性往往不愿阅读或评审女性所写的书，并且很难不从中看到对女性的嫌恶。关于文学声誉的游戏也是一个关于权威的游戏。谁来写重要的故事？谁来决定它是否重要？这两个问题都关乎权威。当我在2015年被任命为“爱尔兰桂冠小说家”时，我不知道该如何考虑自己这一新的角色。我以为爱尔兰喜欢赋予女性象征性的权力，而真正重要的事物仍然掌握在男性手中。当时我并不确定是要充当某种象征（保持微笑！）还是一颗手榴弹。然后，一年之后，特朗普来了。

我从来就对权威不友好。我想，如果我的性格更加顺从，那么我的一生就会更无用一些。创造力的本质就是好玩的，有时甚至是反权威的，尽管人到中年，我对这一切已感到疲倦。我开始问自己：我到底在试图惹恼谁？这和试图讨好他们难道不是一样的吗？说到底，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真的那么重要吗？我自己的愤怒也值得思考。为什么厌女症如此惹人厌烦、如此伤人？只是令人失望吗——当我们以为情况有所改善，实际却并没有改善时？所有男人都是伪君子吗？在我的父亲去世之后，这些问题都没有人回答。再没有哪个可以仰望尊敬的男性了——他高于性别或厌女症，高于竞争和重要性的肮脏。再没有人能够维持事物的公正。

而我怀念这一切。我为丧失而哀悼，不仅是我的父亲，也为某些曾经理想的男性——一个理想的裁判，一个终极的权威。为了弥补我的伤痛，我不得不承认我需要世界上最高水准的善良。我也不得不提出问题：尽管我是一个女性和女权主义者，为什么我的权威观念（以某种可爱的、女儿般的方式）却指向男性？或者就在特朗普走上世界舞台的时候，它以某种义愤填膺的方式歪曲了男性？也许这些矛盾的感受出自同一种孩子般的需求（的两面）：请让某人来主持公道吧！

不真实的事物所带来的危险（就像我对父亲权威的理想化感受，并不很真实），是它可能非常简单地转变为它的对立面。特朗普的崛起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这个世界上已有足够多的孩子气了。是时候长大了。也是时候——我去成为自己一生中所需要的那种人了——以公正的态度工作，瓦解（权力）金字塔，直面事物。是时候评判事物了，不是以我想要的为标准，而是看清他们/它们事实上的样子。是时候了，我要停止仰望，因为那个值得尊敬的高尚者，并不在高处。

本文作者安妮·恩莱特的作品《无权威：爱尔兰桂冠小说家文集》（No Authority: Writings from the Laureateship）将由都柏林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Press）出版。

（翻译：西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