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史密斯在2003年撰写的告别专栏中，回顾了自己担任《经济学人》编辑近50年的经历，讲述了一件颇具启迪意义的轶事。一位新员工第一次为《经济学人》撰写社论的时候曾问过一位资深编辑，“要怎么才能写出《经济学人》的风格？”他得到答案很简单，“假装你是上帝。”

自1843年创刊以来，《经济学人》一直顶着一圈无所不知的光环。这本周刊向来自称报纸，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文章没有署名。编辑和作者在伦敦以及遍布全球的21个分部开展匿名工作，发布关于全球事务的总结和特别报告，语气既傲慢又自满。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企业高管都曾到访《经济学人》的办公室表达敬意，英国财政大臣每年都会邀请编辑到唐宁街共同商讨财政预算。2016年，巴拉克·奥巴马成为了首位为《经济学人》撰写署名社论的美国总统。

《经济学人》置身于国际权力中心，欧洲各国政府仔细钻研其内容，美国大学校园对其百般推崇，亚洲的商务舱休息室也配备着该杂志，就连史蒂夫·班农也曾为其背书，可以说《经济学人》无论是在商业影响力方面还是在意识形态上的自信，都是独一无二的。该杂志的订阅者遍布政治领域和学界，从马克思到墨索里尼，还有伍德罗·威尔逊、哈耶克、凯恩斯、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及希特勒的财政部长。《经济学人》作为英语世界的自由主义先驱，发行量达到了85.9万份，没有哪本杂志能够像它这样始终保持着如此坚实的地位。

然而，到了2018年9月15日，《经济学人》庆祝创刊175周年时，上帝的声音颤抖了。当周的社论写道：“175年前创立《经济学人》是为了争取自由主义。自由主义造就了现代世界，可现代世界却开始与之背道而驰……对于《经济学人》来说，这一现状令人深感担忧。”

自本世纪初以来，自由主义和自由民主国家受到了一系列政治危机的破坏：9·11袭击，2003年入侵伊拉克，2008年金融危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叙利亚的人道主义灾难，伊斯兰国的崛起，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总统。再加上雅伊尔·博索纳罗当选巴西总统，Facebook等科技巨头疑似正筹划着阴谋，还有气候危机。叶芝在《基督重临》中的诗句似乎预见了这不详的未来：“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袁可嘉 译）。”

世界秩序摇摇欲坠，极右势力再次抬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欧美的自由主义精英，面对着这样的现状，《经济学人》于2018年4月推出了“开放未来”（Open Future）栏目，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利用在线辩论、文章征集、用户参与、播客和视频内容来刺激自由主义环境，最终形成一份宣言。《经济学人》虽对这个活动有所动摇，却不曾后悔，最终的宣言声称，当下正是“重塑自由的时刻。自由派需要少花点时间去无视批评者的愚蠢与盲目，而是应该多花点时间来解决问题”。

这不是《经济学人》第一次咬紧牙关了。亚历山大·泽文的著作《普遍自由主义》（Liberalism at Large）中反复出现这样的主题：战争、经济萧条、反对者的教条或运动对其产生的挑战，诸如此类的事件就像是报纸的强心剂，每当经历这些，报纸就会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重申自己对第一原则的坚守：自由市场、低税收、法治、公民自由、私有财产、新闻自由、帝国主义的暴利优势，还有对国家的怀疑。

一个名叫詹姆斯·威尔逊的苏格兰制帽匠为了对抗英国1815年到1846年的《谷物法》——英国进口谷物需要征收关税——而创立了《经济学人》，又名《政治、商业、农业和自由贸易报》。威尔逊的这份报纸虽然起了个很酷的商业标题，但一开始刊载更多的是宣传鼓动性的内容，报纸的目标受众是“占有土地和金钱利益的上层社会”，而穷人、下层阶级以及试图帮助穷人的改革运动，都遭到了无情的诽谤，就连他们所受的痛苦也要被斥责一番。早期的一篇文章写道：“看看他们的习惯，看看他们的无知，看看他们对假朋友的顺从，看看他们对一个接一个的庸君无比坚定的信心，我们实在无法为他们开脱。自然法则都会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为什么不能呢？只要看到他们在受苦，我们就能说他们肯定有错。”

威尔逊赋予了《经济学人》传教的使命，其最基本的教义就是：只有自由贸易的清风才能拯救堕落的社会。威尔逊在报纸上写道：“我们坚信，（自由贸易）在延续文明和道德方面，没错，还有在消灭奴隶制方面，比其他任何可见的方式都更有效。”

这种文明的使命——纽约城市大学历史学家泽文称其带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味道”——在《经济学人》如今的专栏与社论中仍然可以看到，不过体现得更为微妙。

泽文的核心论点是，《经济学人》不仅是在报道世界事务，而且它作为自由派舆论的内刊，也塑造了“读者所处的这个世界”。报纸的影响力最初是由时机决定的，《经济学人》创立在一个历史节点上，当时金融业崛起、帝国开始扩张并相互竞争，民主需求的缺口迅速扩大，这些因素促进了社会的转变。《经济学人》作为一个引领着这些变化的指南出现了，向读者提供银行和铁路报告，还有物价指数、运输费、保险股、外贸统计数据，《经济学人》利用了这个新世界背后对数据日益增长的需求。

与欧洲邻国相比，英国更倾向于自由主义，这也起到了帮助的作用。1843年，《经济学人》的创刊“是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上的一个里程碑，也吹响了全球资本主义第一个时代的号角。威尔逊和他所创办的报纸……以最清晰、最一以贯之的方式，发展并传播了《经济学人》所代表的原则——自由放任主义”，泽文写道。

《经济学人》的成功也建立在其接近权力的基础上，编辑和作者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游走于新闻业和身居要职的官员之间，反之亦然。1847年，威尔逊当选自由党议员，之后他又升任财政部金融秘书，在中国创立了渣打银行，又被任命为印度首任财政部长——威尔逊自1859年开始担任该职务，一年后于加尔各答离世。

随后继任的编辑和撰稿人进一步巩固了《经济学人》与政府的深厚关系，其中包括英国首相（阿斯奎斯）、克格勃间谍（金·菲尔比）、意大利总统（路易吉·伊诺第）、英国央行副行长（鲁伯特·彭南特-雷亚）、撒切尔夫人的顾问（罗伯特·莫斯）、约翰·梅杰爵士的顾问（沙拉·霍格），还有许多在伦敦金融区享受着摇钱树般职业生涯的员工。如果《经济学人》想要改个名字，“当权集团”可能是个合适的选择。

不过，为《经济学人》撰稿的不只有自由保守派。20世纪30年代，沃尔特·莱顿任主编时期，新一代的作者写了不少带有激进色彩的文章，例如拉斯基、汤因比、尼古拉斯·达文波特（《新政治家》与《国家》杂志的前专栏作者）、道格拉斯·杰伊、杰弗里·克劳塞和凯恩斯。1942年，莱顿甚至雇用了波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伊萨克·多伊彻，他撰写了超过650篇关于东欧和苏联的文章，泽文也认为，他对于该地区的第一手认识“在《经济学人》上难以被匹敌”。（这一激进传统的最新继承者是索玛斯·密尔恩，他是科尔宾团队的公关主管，上世纪80年代曾供职于《经济学人》，后来称《经济学人》为“新自由主义崛起的《真理报》”。）

在思想层面上，《经济学人》被赞誉为自由主义的明灯和时代原则的指南。这样的美名开始于19世纪中后期，白芝浩任主编时期，泽文称其为“图腾式的人物”和“与《经济学人》联系最紧密的名字”。白芝浩出生于1826年，与詹姆斯·威尔逊的女儿结婚后，于1861年成为了《经济学人》的主编。

19世纪60年代是维多利亚时代自由主义的巅峰时期，在白芝浩的领导下，《经济学人》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民主等当时的重大问题上采取了较为尖锐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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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芝浩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不像他岳父那么狂热，他支持所得税累进税率，支持铁路归国有，支持立法保障工厂工作的安全性。但是他坚信英国的帝国主义命运——不仅是因为英国实行了殖民统治，还因为殖民为资本开创了新的未来。 “我们是一个卓越的殖民民族，” 他写道，恳请有进取心的商人在“日本、中南半岛、波斯、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和非洲寻找商业机会。虽然“大量的黑人劳工很愿意在极少数欧洲监工的领导下工作”，但必要时仍可使用武力。

《经济学人》从一开始就一直在为自由帝国主义辩护。1945年，英国失去了它的帝国统治，此后，《经济学人》便将注意力转向了美国，推动美国发展的使命正是通过其无可匹敌的火力来传播自由市场。如果说，从冷战时期开始，英国无法再独立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采取行动，那么，正如泽文在书中所说，英国至少还可以“唤醒美国作为新一任世界警察的责任心”。《经济学人》事事都会强调一番英国作为地缘政治辅助者的重要性，英国的辅助坚定了美国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决心。

《经济学人》1947年赞颂了杜鲁门主义，1948年支持粉碎马来亚叛乱，1951年建议在伊朗进行炮艇外交（“波斯人也像所有的穆斯林一样，尊重权力和力量”），60年代为美国中情局在背后支持的中美洲的侵略与政变欢呼，无条件支持越南战争，1965年为苏哈托在印度尼西亚灭绝共产党人的行动洗白，1973年对智利的右翼政变喜闻乐见，1991年在乔治·布什之前就开始呼吁对萨达姆发动战争，并于2002年将这场战争美化为对伊拉克进行先发制人的一次打击。2012年，长期担任《经济学人》外交事务方面撰稿人的约翰尼·格里蒙德在他的退休演讲中表示，“没有《经济学人》不喜欢的战争。”

泽文认为，《经济学人》的右倾转向是由于编辑和作者的代际交替，这一变迁始自1965年阿里斯戴尔·伯奈特上任主编。从白芝浩到杰弗里·克劳塞（1938年至1956年间任主编），《经济学人》一直将自由党看作是自由主义的首要代言人；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后期，社论的观点受到了二战影响，主张建立一个包含经济规划、支持罗斯福新政的“极端中心”。然而，伯奈特上任后，《经济学人》“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纯冷战产物，没有任何前冷战时代的成熟经验”。

《经济学人》对待美国的亲密友爱不仅仅关乎意识形态，也是为了做生意。从1977年开始，安德鲁·奈特任主编期间——奈特是一位极其优秀的当权阶级，从艾姆培尔福斯学院到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再到伦敦金融城——《经济学人》在美国和加拿大开展了大量营销活动。奈特1974年上任时订阅量只有27500份，到1986年离任时，这个数字增长到了12.5万份。如今，《经济学人》仍有超过半数的订阅量来自北美。

《经济学人》除了坚信经济自由主义——马克思称其为“欧洲金融贵族的机构”，坚定不移地支持帝国主义和干涉其他国家，而且在民主问题上也保持着一以贯之的态度。纵览整个19世纪的文章，《经济学人》反映出了资产阶级对大众政治的恐惧，也反映出了资产阶级想要严格限制妇女及工人阶级权利的愿望。白芝浩抨击“所有英国人应当平等享有选举权是一种迷信崇拜”，并详细论述了“由此会产生什么样的反民主问题”，他还提出了一套改良方案，既要保持下层阶级在经济上的活跃，又要剥夺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利。

自20世纪以来，《经济学人》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谁拥有投票权，而是谁拥有经济控制权。当下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财政健全主义”，还有各类经济工具在经济去政治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例如央行和复杂的财政部门。正如泽文所说，对于《经济学人》的工作人员而言，自由主义的“伟大成就和值得庆贺之处就在于，它能够迫使民主接受资本主义”。

亚历山大·泽文这本著作的伟大之处则在于其独创性的构思。《经济学人》为塑造当代政治的世界观做出了巨大贡献，泽文通过讲述这部出版物的思想发展史，实际上讲述了“真正存在的自由主义”的历史。本书的撰写基于大量的档案研究和对《经济学人》前任和现任工作人员的访谈，内容详实，概念却并不松散。泽文通过《经济学人》的社论和报告展示了这本杂志是如何近乎完整地记录下了自由主义思想的“主流观点”。而自由主义还能否继续保持主流，正如过去如果有领导人特别强调某一观念时，《经济学人》的一位主编就会写下这样的话：“时间会证明一切。”

本文作者Gavin Jacobson系《新政治家》杂志的责任编辑。

（翻译：都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