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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屠夫”:纳粹大屠杀中的远方侩子手

在《我,你,我们,他们》一书中,作者丹·格里顿探究了关于“桌面屠夫”的纳粹历史。

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丹·格里顿(Dan Gretton)所著的《我,你,我们,他们:邪恶之旅:历史上和当代的桌面屠夫》(I You We Them: Journeys Beyond Evil: The Desk Killer in History and Today)是一本复杂而特别的书,正如这个详尽的书名所反映的那样。其中的第430页使我震撼,作者以娴熟的笔触讲述了一个非常长并且有力量的故事,他引用了另一项丰富的资料来源:英国作家、记者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在1941年出版的巴尔干旅行记录《黑羊与灰鹰》,该书记述了自14世纪中叶至“二战”爆发这漫长岁月中的巴尔干历史。

格里顿重复了韦斯特的观察:“如果在后一百万代中只有一个人类出生,他也不会停止探究他命运的本质——即使他赤裸的身体遭受着鞭打,总有一天我们会读懂宇宙的谜语。”格里顿无疑是他这个时代中一位百折不挠的探究者。他耗时20多年,撰写了超过2000页的书籍(因为该书只是两本大致相等体量的书中的第一本),将他所收集到的关于这一挑战性主题的资料都联系了起来。

《黑羊与灰鹰》
丽贝卡·韦斯特 著 
三辉·中信出版集团 2019-04

作者将主题定义为“桌面屠夫”(desk killer,幕后屠夫),这是从德文词语“Schreibtischtäter”翻译而来。从根本上说,它指的是这样一种人:往往是一个男人,并且通常是政府或企业的高层,其工作内容可能是遥控他人以其名义执行命令,而其决策将为他的同胞带去巨大痛苦。

一个典型人物是被称作“希特勒的建筑师”的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他在二战后期担任军备部长,被广泛认为延长了纳粹的顽固抵抗。出生于奥地利的传记作家基塔·瑟伦利(Gitta Sereny)从精神病理学角度对斯佩尔进行了法医分析,瑟伦利的著作是格里顿调查的范本,他对构成纳粹恐怖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次级官员进行了调查。

《我,你,我们,他们》的另一个不寻常之处在于,这本书融合了瑟伦利笔下的客观历史,以及一位德国作家、小说家温弗里德·格奥尔格·塞巴尔德(WG Sebald)所写的更具冒险精神的(含)虚构性文本。并且,就像塞巴尔德的《奥斯特利茨》和《土星环》(The Rings of Saturn)一样,格里顿将他的书构想成一场冒险旅程,经常以第一人称叙述,并用自己的照片、地图、图表或复制文件进行了丰富的插图说明。它们既融汇形成了一场自传体游记,同时也对西方道德史进行了严肃的考察。

作者在德国和波兰进行的实地研究占据了本书的大部分篇幅,以探寻有助于我们理解构成“桌面屠夫”的物理遗迹和心理文化意义。对于其中一些地点的悲痛历史,人们或许已经非常熟悉,包括特雷布林卡灭绝营、奥斯威辛集中营等等。即使是在事件发生很长一段时间后(再次)见证,格里顿的叙事力量也并没有被削弱。相反,他的个人化视角反而增强了故事的影响。

请注意,阅读这样一本书需要读者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仅仅是特雷布林卡灭绝营指挥官弗朗兹·斯坦格尔(Franz Stangl)坐镇办公室的短暂一刻,就足以代表“桌面屠夫”全部暴行中的绝大部分。让斯佩尔在纽伦堡审判中惊恐不安的,是他听到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幸存者、犹太人塞缪尔·拉兹曼(Samuel Rajzman)的证词时,这位幸存者描述了一家三代人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虐杀。当一位老妇被询问她希望自己的亲人被枪杀的顺序时,她乞求自己先被杀,卫兵因此先杀死了她的孙子,然后是刚分娩过婴儿的母亲。在让婴儿的祖母亲眼目睹这一切之后,他们最后杀死了她。

作者格里顿平时在一个名为Platform的艺术团体工作,该团体专注于探究社会与环境正义和当代石油工业之间的关联。而格里顿这一著作的成就在于论证了纳粹的暴行并不存在任何“道德例外主义”(moral exceptionalism),以及特雷布林卡的历史如何在因果关系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联结着德国的过去,也联结着更广阔的欧洲当代商业格局。

举个例子,格里顿讲述了德属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殖民政权的屠杀计划。在二十世纪初,那里的赫勒娄族和那马部族人民遭到令人震惊的灭绝,这使我们深刻地理解了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欧洲帝国主义。该事件曾作为一个详细的大屠杀样本为希特勒服务。

然后格里顿继续追溯,呈现了“桌面屠夫”是如何不仅曾存在于那些直接与纳粹合作的人中(例如化学巨头法本公司,它从集中营的奴隶劳力中榨取巨大利润),并更多地以遥控形式存在于英国公司的一个个办公室里。例如,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的第一任董事亨利·德特丁爵士(Sir Henri Deterding)曾是希特勒的早期支持者,而英伊石油公司(后来的BP石油)则是德国战争机器的一个关键的能源供应商。

《我,你,我们,他们》

格里顿旨在强调,在某个遥远国家所犯下的暴行与伦敦的资本主义行为之间,并没有清晰的道德界线。他举的例子仍然是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该公司从尼日利亚三角洲地区的石油开采中预计收入了3500亿美金。而在格里顿的大部分工作生涯中,他一直在努力宣传尼日利亚奥格尼(Ogoni)活动家肯·萨罗-维瓦(Ken Saro-Wiwa)的故事,萨罗-维瓦揭露了壳牌在其家乡地区造成的严重生态破坏,1995年,他因莫须有的罪名指控被尼日利亚政府处决。

在所有这些关于商业和腐败政府的秘密勾结中,挑战不仅在于使真相从遗失的历史中艰难浮出水面。此外,本书也强调了整个社会是如何容易染患上某种形式的“集体健忘症”,并希望不再面对社会历史中令人不安的细节。英国艺术批评家、作家约翰·伯格观察称:“资本主义的角色是摧毁历史……而将所有努力和想象力都导向(尚未)即将发生的事物。”而丹·格里顿在本书中所做的深刻道德努力,如同抵抗上述可能性的一座巨大而厚重的堡垒,只为了真相终有一日能被听见。

本文作者Mark Cocker是一名英国作家和博物学者。

(翻译:西楠)

本文来源第三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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