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柏林参加了一次文学之夜聚会，与会者都是聚居在这座德国首都城市的俄国移民。纳博科夫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他近些天在柏林体育宫观看的几场拳击比赛。其中有一场特别有意思，在拳击场上，德国拳击手汉斯·布雷滕史崔特（Hans Breitensträter）与巴洛克（居住于西班牙中北部以及法国西南部的民族）拳手保琳诺·伍兹库顿（Paolino Uzcudun）扭打着，僵持不下。纳博科夫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这一情形，你一记勾拳，我一锤猛击，两位拳击手的汗水横飞，让整个比赛变得精彩绝伦：“布雷滕史崔特先发制人，但很快哀嚎的隆隆轰鸣就变成了喜悦的哼哼唧唧。另一边，保琳诺一面是弓着背，耸起肩，双手护着脑袋，同时又报之以一记短平快的下勾拳，几乎就在拳击手套碰到布雷滕史崔特的一瞬间，这位德国拳击手的脸上绽出了亮晶晶的鲜血。”纳博科夫曾经以私人教授拳击维生，在这次聚会上，他拍着胸脯向这些上流社会的观众保证道，这些力道十足的拳头并没有什么好怕的。“我还要赶紧加一句，这些拳击可能会让你一下子眼前发黑，但这也没什么可怕的。我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在我看来，感觉恰恰相反——在这样的重击之后，一头昏睡过去太舒服了。”

纳博科夫大部分的写作生涯都处于争论之中。他与读者斗，在大学讲座中把他们分成“好读者”和“坏读者”；他与记者斗，如果没有事先把采访提纲发给他，这位作家连坐下来都不愿意；文学评论家自然也逃不过他愤怒的嘴皮子。

他曾经说过，文学评论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它们给了评论家一个机会，在读者和被评论书籍的作者面前抖个机灵。”纳博科夫在大众面前的形象一向是一个超脱、有着学者派头的唯美主义者，在瑞士蒙特勒的皇宫酒店度过了避世隐退的最后几年人生。然而现实中，他其实是一个好斗的人。它曾经给编辑写过不计其数的改稿信，就算是大学校报也不例外。另外，他对菲利普·罗斯《波特诺伊的抱怨》（Portnoy's Complaint）的评价也难称得上友好：“这本书荒唐至极，一点价值都没有。里面的东西显而易见，故事和语言也让人提不起兴趣。总之这就是一本荒谬之作。”纳博科夫是一个刻薄的文学评论家，这一点令人闻风丧胆。在评论一部俄国文学选集的时候，他给出了这样的“赞美”：“这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不会令人反感的俄国文学集了。”感谢他的笔下留情。

纳博科夫的咄咄逼人在 《思考、写作、谈话》（Think, Write, Speak）这本书中彰显得淋漓尽致。这本新书收录了他过去155篇“公开发布的文章”，由《纳博科夫传》的作者布赖恩·博伊德（Brian Boyd）和曾翻译过《莫恩先生的悲剧》英译本的安娜斯塔西娅·托尔斯泰（Anastasia Tolstoy）共同编辑，林林总总汇集了纳博科夫的大量非虚构作品。既有他接受《体育画报》的采访实录，讨论捕蝴蝶过程中的运动元素，也有上文提到的这位作家关于拳击的观点。《思考、写作、谈话》可以说是纳博科夫1973年出版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非虚构文集《独抒己见》的续作，选录了包括媒体访谈、文论等内容，谈天说地，表达了纳博科夫鲜明的声音，包括他关于弗洛伊德、苏联文学、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等话题。博伊德介绍说，《独抒己见》中还收录了《洛丽塔》出版后的一大堆采访稿——纳博科夫当时就像是在“匆匆忙忙地达成妥协”，想要尽快完成和出版商签订的11本出书协议，

《独抒己见》是后洛丽塔时代的产物，在这段时间里，纳博科夫在商业上大获成功，因此也能够更加全身心投入地发展自己的写作生涯。《思考、写作、谈话》则从另一个角度入手，为读者打开了另一扇窗，了解这位作家早期的生活。在这段岁月中，他为了讨生活，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给美国受众教授俄国文学上，既是书评人，也当大学教授。这部新文集内容包罗万千，记录了纳博科夫的世界观和审美哲学。不过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纳博科夫强烈反对文学的政治化的立场。他在这里给公众当起了解说员，在冷战时期讲解俄国的艺术和文学。

1921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后，纳博科夫来到了柏林，和家人团聚。这一家人在十月革命后便背井离乡，定居在柏林最大的俄国移民聚居区。纳博科夫和父亲都是本地俄语期刊报纸的活跃供稿人。因为两人常在同一本刊物上发表文章，所以纳博科夫早期用的是笔名“弗拉基米尔·西琳”（出自俄国神话生物西琳鸟），避免和读者对这两父子傻傻分不清楚。《思考、写作、谈话》也收录了部分这段时期的文章。

神奇的是，一些讣告也出现在了这本书上，死者包括他的一位朋友，在结束了纳博科夫家的一次聚会后，撞上了穿行在柏林的有轨电车，离开人世。纳博科夫早年在剑桥读书写下的文字也收录在书中。作为一个生活在英国社会的俄国人，纳博科夫表达了自己的爱国情绪：“有时候我会坐在角落，看着这一张张光滑而令人愉悦的脸，不禁想起那些剃须泡沫广告。”1937年，由于日渐上扬的反犹主义气焰，纳博科夫和妻子维拉（犹太人）离开柏林前往巴黎。在这片全新的土地上，纳博科夫成了一位“移民作家”，这个标签让他困扰不已。他在194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同样收录在这本新书里）中写道，“移民作家”这个头衔其实是语义重复的，“任何真正的作家都是浸没到其艺术中的移民。俄国作家永远都会怀念故乡，就算他不曾离开过。”

缅怀俄国故土成为了纳博科夫在接下来十年与家人维持关系的主要方式。为了逃离在欧洲飞扬跋扈的纳粹德国政权，纳博科夫抓住了救命稻草，得到了在斯坦福的教职，纵身一跃来到美国。虽然这只是一个夏天的短期工作，但也足以为他和妻儿申请到工作签证了。1940年，纳博科夫转战美国，最终得到了韦尔斯利学院的稳定工作，教授俄语和文学，接下来的十年中，他都在这所大学中度过（在波士顿的时候，他还曾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担任鳞翅目的策展人）。1948年，他在《韦尔斯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俄国文学在美国教育课程中的地位》（The Place of Russian Studies in the Curriculum）。在这篇文章中，他阐述了在冷战正酣的这个非常时期，给美国学生教授俄语所面临的挑战。

“当前，学生们对俄国事物的兴趣，绝不是因为想要钻研《死魂灵》和《安娜·卡列尼娜》这样文学经典的微妙之处。学生蜂拥购买俄语语法书，只不过因为他们可悲的愿景，想要借此‘更好地吃透美苏两国关系’，真讽刺。”

纳博科夫声称对这种“实用主义的语言用法”不带偏见，然而实际上，这种逻辑被放在学科研究的领域上，成为冷战研究的一个工具，并且逐渐侵蚀了艺术与文学的世界，着实让他充满了挫败感。他相信，学习俄语应该是处于“口头文字上冒险的精神”，所以当这个国家的文学传统沦为对手情报收集的一个手段，这种现象于他如芒在背。在1948到1959年期间，纳博科夫曾经任教于康奈尔大学，桃李满天下，学生中包括后来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鲁思·金斯伯格。他曾经给校刊《康奈尔太阳日报》的编辑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全是愤怒。纳博科夫激愤不已，因为他被归入语言学系，而不是文学系。“我完完全全就应该在戈德温·史密斯厅里教书。”他在信中写道。英国文学家、历史学家戈德温·史密斯曾在康奈尔大学任教，该大楼因其命名，后来成为康奈尔成为艺术与文学学院大楼。

纳博科夫自己也是一名文学评论家，他反对通过政治的滤镜看待俄国文学。就算当时正值冷战期间，文学界的大趋势如此，他还是与左派同情者批评家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包括他的好友兼编辑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威尔逊可以称得上是纳博科夫走进美国文学世界的领路人了，四十年代早期，威尔逊曾经为《新共和》杂志找纳博科夫征稿，这位俄国作家也正因此写了一些关于俄国文学的书评，被他选中的作品还包括俄罗斯芭蕾舞团经理人谢尔盖·佳吉列夫（Sergei Diaghilev）传记。两人后来在一些无关痛痒的事上闹翻了——威尔逊不喜欢纳博科夫翻译的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

《思考、写作、谈话》中的一些采访稿中还原了纳博科夫的想法，他感到惋惜，他认为批评家无法客观看待和评价苏联虚构作品。举个例子，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纳博科夫眼里就不过是一部“平庸的情节剧，只不过蒙上了柴科夫斯基的色彩”，威尔逊竟然对此称赞连连。在1962年《纽约先驱报》的一次采访中，纳博科夫批评说，“像埃德蒙·威尔逊和以赛亚·伯林这样的人，只有当自己爱上《日瓦戈医生》之后，才肯承认苏联有好文学。”他们都忘记了，这本书的质量并不怎么样。

曾经有人问，《洛丽塔》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我放弃了教学，这就是所有的变化了。”一点不错，他放弃了教坛，更准确地说，他放弃了给美国人讲俄国文学。正如《思考、写作、交谈》中的采访展现的那样，《洛丽塔》大获成功之后，越来越少人好奇纳博科夫的故土，相比之下，他在美国这个新国家的体验更能提起人的兴趣，批评家用这本书来控诉美国的道德观，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这个时候，纳博科夫也摆脱了过去自己认为被冷战时期文人滥用的苏联文学传统，而学生则还在小说中探寻斯大林主义兴起的蛛丝马迹。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纳博科夫可以将自己隔绝于他的苏俄文学传统。1958年，《美国之声》的一位记者问他，应该如何介绍他，是“俄国作家弗拉基米尔·西琳”，还是“著名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为了让她安心，向来不喜欢用运动比喻的纳博科夫回答道，“不必惊慌，你可以称我为联队（combined team）。”

本文作者Jennifer Wilson是一名作家，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俄国文学博士学位。

（翻译：马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