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坦利·罗宾逊最近低落得有些反常。作为科幻小说作家，他以善于展望乌托邦式的未来而闻名。但当我俩在他的加州老家共进午餐时，他有好几次都差点人设崩塌。

“在历史的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写的都是些什么鬼东西？”他质问道，“我的乌托邦沦落到了如此低的水平：假如我们避开了一场大灭绝事件，‘好！这就差不多了。’”

这种犬儒不太符合罗宾逊一贯的风格。在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里，他以实用主义的乐观心态而闻名。从1990年代讲述外星殖民旅程的开创之作“火星三部曲”到虚构中国登月探矿的小说《红月亮》，他的小说兼具科学性和文学技巧，旨在探究一个与现实世界类似但稍微要理想一点的政治世界。墨西哥湾流要是不动了，那就加点盐。如果气候变迁引发了边境冲突，那就建立更好的国际合作架构。

“我并不认为‘预测’是这个游戏的名字，”他说。相反，“（揣测性的小说）更像一种建模练习。类似于反复运行某个电脑程序。你在历史里跑程序，看一看会得出什么结果，不用担心它可以无限扩展。”

罗宾逊的作品经常被拿来和厄休拉·勒古恩的生态主义小说相提并论，他的作品受到了气候活动家和硅谷富豪双方的推崇。科幻小说共同体颁给了他无数的奖项，谷歌和脸书请他参加各种大会，《时代》杂志提名他为2008年度的“环保英雄”。在《纽约时报》最近的一次访谈里，影视巨星汤姆·汉克斯提到了罗宾逊的书，称他的书有助于让自己保持信心。

不过，当涉及不断变暖的气候这个议题时，罗宾逊的乐观主义也有其限度。“设想如何改变现有体系的惰性真是一件令人不寒而栗的事，”他感叹道。

罗宾逊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你选择进行哪一种建模练习都无关紧要。不管你把故事背景设在地球还是别的星球，都无非是一块供我们测试各种观点的白板。但随着气候灾难的加剧，沉浸式的“空间剧”故事似乎也有模糊重点之嫌。

“考虑到眼下的形势，你写那种东西无非是给娱乐产业再添一块砖，一种好莱坞式的大众媒介文化。你没有做任何有用的事——而小说的作用是巨大的，道德律令要求它必须这样。”

就围绕气候变迁写作而言，在乐观与悲观之间找到一个黄金平衡点并非易事，乔纳森·弗兰岑最近就在《纽约客》撰文称，“要是我们不再假装气候灾难可以得到遏制，情况将会如何？”此论引起了读者和活动家的强烈反应。在这种背景下，罗宾逊对乐观的坚持尤其珍贵，而他的思想也日益切中时弊。

民主党国会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顾问团曾邀请他去讨论环境问题。但他不喜欢用政党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我只能说我是个美国意义上的左派。左派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传统，一个宽广的光谱。包含着一些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街头平民都认为具有进步性的东西：健保、退休金和工作的权利。”

他的视野与意识形态无甚关联，更多基于鲜活的景观体验——尤其是经过人居化改造（terraformed）的加州农田和海滩，它们有一种颇为扎眼的脆弱之美。“加州与众不同：它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它是淘金热，是好莱坞，是硅谷，它太过幸运了。我希望整个美国都由加州来领导，那样能更快解决问题。但从另一方面看，加州的不平等也同样在恶化。”

罗宾逊在1950年代的橙县长大，那是洛杉矶外围的一个小城，有两样东西让他流连忘返：书籍和果树丛。他是“活的哈克贝利·费恩”：手持弓箭在橙子和鳄梨林间追逐野兔。十年后，果园被高速公路和新建的住房取代。“这是一场工业行动：来到这里，砍掉它们，切碎它们，”在回忆起当时一度茂密的森林时，他这样说。

鉴于极端天气始终困扰着这片地区，后来罗宾逊对规划失当的发展的“过敏反应”有增无减。2018年冬天，加州史上最具毁灭性的山火席卷了他的老家戴维斯，几乎烧掉了城北的一整座山岗，内华达山和太平洋之间的盆地也烟雾弥漫——把这位每天在花园里写作的小说家赶了出去。“你能尝出烟味；熏得眼睛睁不开。”

这种人为的——或者说因人而加剧的——自然灾害在罗宾逊的小说里屡见不鲜。他的第一部小说《蛮荒海岸》讲述了核大战后基于更环保的原则来重建加州的故事。在2000年代的三部曲里（后来合并为单行本《绿色地球》2015年出版），政客们设法解决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全球性气候灾难。这部小说里有一个进步主义的、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由专家、科学家和一名麦凯恩式的战斗英雄总统共同领导，堪称罗宾逊政治理想的完美体现。该书甚至还插入了一段罗斯福新政简史。“其中有一个我所谓的技术官僚阶层，由类似于H·G·威尔斯的科学英才统治，正是他们为政治阶层提供咨询：这样做有用，那样做没用，试一下别的办法，”他说。

罗宾逊发现，若不跟科学共同体进行咨询，“有害的”提议就会出现。他认为，极左派要求不能动野生环境一分一毫，任其自生自灭，这是不可行的，气候变迁需要一定的管理措施。但一些迷信技术的人提出用高科技“真空清洁机”来吸走大气里的碳，也同样是成问题的。

罗宾逊青睐那些可以带来多重益处的行动，如种植更多的森林，支持女权以及让农业变成“一项减少碳排放的产业”。他2017年的小说《纽约2140》以海平面上升和资本无度扩张威胁下的城市为核心，明确地将减排斗争与减少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联系了起来。

小说里构想了一场如今发生在华盛顿的对话——有政治敏锐性的社工组织负责人夏洛特·阿姆斯特朗这个角色和奥卡西奥-科特兹惊人地相似，她在《纽约2140》出版后不久也当选了众议员。“太巧了，”罗宾逊说，“我比人多算一步。”

如果说被科学和政治驱动的小说有什么缺点，那就是类似于阿姆斯特朗这样的角色会显得很单薄——其内心世界是第二位的，主要服务于情节需要；但社会和经济的语境形塑了其性格。“我见过差不多十几个亿万富翁，他们都是男性，也都非常拔尖，”罗宾逊提到了诸如伊隆·马斯克这样的硅谷大亨，“这就类似于点石成金：一旦你有了很多钱，你就会处在一个很古怪的社会位置上，对别人喜欢是否喜欢你失去了概念。”

问及他是否有敬仰的人，罗宾逊提到了自己的妻子丽莎·霍兰德·诺维尔：一名化学家、在政府供职的科学家。“她业余时间喜欢研究杀虫剂，有时一张表格里能列出256种杀虫剂，”他带着崇敬的口气说道，“这正是我要写的人。”

在他的小说里，最亮眼的角色就是那些能够战胜私利和本能的人。《纽约2140》里帮助夏洛特·阿姆斯特朗斗倒银行的，就是一名以自私自利、花天酒地著称的对冲基金交易商。

罗宾逊本人似乎也面临这种内在的冲突。饭后，他又忙着给一场为无家可归者准备的宴席布置鲜花。这么做的原因不在于他乐善好施（他不是这种人，也不认为被接济的人会喜欢这种做法），而在于他要帮妻子一个忙，她正好负责这一活动。

罗宾逊的小说虽然不乏精巧的世界构想，但其中最核心的还是人与社会如何进行决策这一谜题。他在《纽约2140》里写道：“个人创造历史，但这也是一项集体工作，是人们在高光时刻驾驭的浪潮，组成它的乃是无数个体的行动。因此历史归根结底又类似于波粒二象性，无人能分析或理解。”依这部小说之见，不理解并不要紧，毕竟我们向来就在追求知识，重要的是阅读、向专家咨询，以及与持有不同看法的人保持对话。

承认这一点至关重要，应对气候危机的办法必须从混乱而不完美的现实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但这项任务并不容易，写作新书的工作——背景就设在如今这个世纪——也让罗宾逊感到“特别脆弱和绝望”。

但他依旧决定要试一试。“没有解决气候变迁问题的灵丹妙药，”他说，“你必须尝试所有看起来还不错的路子。”

本文作者India Bourke是《新政治家》环保记者。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