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拉·斯利玛尼快迟到了。她发短信说，她正在等孩子的保姆到达。这是真的吗？斯利玛尼曾写过一本名为《温柔之歌》的畅销小说，故事描绘了一位杀手保姆。这本书的开篇便写道：“这个婴儿死了。”像斯利玛尼这样的人，真的放心把两个孩子留给保姆照看吗？

斯利玛尼终于到了。她有着棕色的眼睛，披着一头焦糖色的卷发，像只小鸟一样，非常精致。在听到这个问题后， 她耸了耸肩。“我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的保姆跟我们一起已经很多年了，她非常出色。而且，我需要担心的事情还有很多，”她说，“孩子们一般都会在学校，但现在因为罢工，他们没法上学。我很努力了，但现在才上午10点，而我已经筋疲力尽了。Je ne peux plus（我坚持不下去了）。”

感谢保姆。我们所在的酒店离斯利玛尼的公寓并不远。据说她的公寓非常宽敞，位于南毕嘉乐。这个地区曾经比较脏乱，但是现在却是巴黎年轻的“BoBo族”（兼具了布尔乔亚和波西米亚风格的人）和嬉皮士的大本营。斯利玛尼是一位摩洛哥裔法国作家，日前正在推广她的新书《性与谎言》（Sex and Lies）。这本书曾在2017年以法语出版，如今英文版刚刚面世。

与她的前两本小说相比，这本书似乎比较奇怪：这是一本篇幅较短的非虚构类作品，主题是摩洛哥女性的性权利。摩洛哥禁止堕胎和非婚姻性行为，即便在街上亲吻也可能会因“扰乱社会秩序”而被捕。斯利玛尼采访了各个年龄段的数十位女性，以她们的语言讲述了她们的故事。

这个主题恰逢其时，但地理范围过于局限。因为这本书着重强调了摩洛哥女性所面临的困境，而不是整个北非女性的困境。这本书是为谁而写的？

“为所有摩洛哥人而写的，其中不仅包括女性，而且也包括男性，尤其是年轻人，以及我所憎恶的那些人，例如官僚阶层、精英阶层以及中产阶级，他们拒绝看清现实。他们只愿意看镜子，但却不愿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只想去打碎它。这本书是他们无法打破的一面镜子，这会让他们看清现实，”她说道。

“当我开始写小说之后，我便理解了语言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让人们可以说出真话。这使我可以鼓起勇气去描述摩洛哥女性的生活。我想让这些妇女发声，想向世人表明，非法堕胎、儿童被遗弃、强奸和创伤等问题会造成非常可怕甚至是悲惨的后果。”

去年九月，在一位被指控非法堕胎的记者入狱之后，斯利玛尼公开呼吁，要求摩洛哥将堕胎和非夫妻性关系不再列为罪名。据摩洛哥的社会活动团体估计，在摩洛哥，每天有多达800例非法堕胎。斯利玛尼认为这种情况让人“无法忍受，也无法接受”。

《温柔之歌》出版于2016年，这本书在一夜之间将斯利玛尼变成了文学明星。据估计，该书已售出100万本，并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如果说，在法国之外的地方，人们认为这本书只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恐怖故事，那么在法国，这部小说则引发了关于母性、种族主义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激烈争论。斯利玛尼凭借这部作品获得了久负盛名的龚古尔文学奖。该奖项创自1903年，斯利玛尼是自那以来第12位获此殊荣的女性作家。她还登上了法国《Elle》2017年1月版的封面，标题是《超级明星蕾拉·斯利玛尼》。

玛丽安娜（Marianne）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标志性象征，而斯利玛尼则被誉为是她的现代化身：一位年轻、美丽、聪明、精通多种语言和多元文化的海报女郎，代表着全新的、更为青春的法国，由自拿破仑以来最年轻的法国国家元首马克龙总统领导的法国。

那年秋天，斯利玛尼正在家给她的小女儿喂奶。突然，电话响了。马克龙打电话给她，邀请她担任文化部长的职务，而斯利玛尼直接挂了电话。她笑着说，“太突然了，我以为是我丈夫找人打的电话，开了个玩笑。所以我直接挂了。”马克龙又打了电话过来，但是斯利玛尼拒绝了这份工作。“我没有动心，因为我是作家，”她补充道。

然而，几周后，马克龙邀请斯利玛尼在爱丽舍宫会面。在那里，马克龙再次邀请她担任法语事务部长。这一次，她没有拒绝。她的职责是在全世界推广法语和法国文化。以前，该职位一直由职业政治家担任，因此她的任命打破了以往的传统。但是，马克龙表示，他之所以选择斯利玛尼担任该职位，是因为她“代表着法语国家对多元文化世界的开放面孔”，并且属于他想要重点突出的“新一代”。

在谈到她与马克龙的关系时，斯利玛尼有些许不适。“这是私人关系，”她被迫说道。但是她的官方职务并没有让她不再撰写有关政府政策的文章，她经常为法国报纸的观点专栏撰稿：2015年11月，巴黎爆炸和枪击事件造成130人死亡。在此之后，她写了一篇题为《极端主义者，我恨你》的文章。2018年，她曾在《世界报》上发过一篇文章，指责马克龙没有投入“更多的精力”去保护移民。而今天，她则会说，“作为一名作家，有时我会表达自己的愤怒或愤慨，因为我认为这可能会推动事情进步。我对整个欧洲的移民政策都持批评态度，而不仅仅是法国。但是我的工作是写作，我无意成为政治家或武装分子。”

斯利玛尼在拉巴特（Rabat，摩洛哥首都）长大，父亲奥特曼·斯利玛尼曾担任摩洛哥政府经济部长，后来成为了一名银行家。她的母亲比阿特丽斯-纳贾特·多布-斯利玛尼是一名头颈部外科医生。她的家人都习惯讲法语，在这个自由的家庭中，她的生活舒适惬意，三姐妹都在法国学校读书。斯利玛尼在四岁时曾告诉父母，“这是我的嘴，我会说我想说的话。”从此以后她多了一个家族昵称“Cémabouche”（C'est ma bouche，这是我的嘴）。当她的父亲因财务丑闻被定罪入狱时，这种惬意的生活戛然而止。斯利玛尼22岁时父亲才出狱，不久之后便去世了，而他的罪名在死后才被免除。

小时候，她很喜欢一个人呆着。如今，在处理家庭事务以及总统、编辑和记者的要求时，她仍然在寻求孤独。“我和我的姐妹、母亲非常像，我们将自己称之为‘斯利玛尼氏族’。家庭的这种紧密团结使我非常幸福，但我喜欢孤独。在我的生活中，有时候，我会感到深刻的身体上的孤独感，就像我来到法国时感觉自己非常孤单一样，但这也是性格问题。”

斯利玛尼在17岁的时候移居巴黎，在巴黎政治学院攻读政治学，后来从事媒体研究。毕业后，她曾从事过一些表演工作。2008年，她与巴黎银行家安东尼结婚，并担任周刊《Jeune Afrique》的记者。2013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说被“巴黎所有编辑”都拒绝后，她开始参加创意写作课程。最后，她创作出了《食人魔花园》，英文版名为《阿黛尔》。这本书讲述了一位对性痴迷、内心冷漠的新闻记者的生活。这个角色的灵感来源于法国总统候选人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的丑闻故事。

《温柔之歌》的创作来源于她早期不太开心的经历，而非她目前的情况。“我们的第一个保姆需要照顾我的儿子和侄女，他们两个年龄相仿。有一天，这位保姆跟我说，‘我从一开始就对你撒谎了。我告诉你的名字不是我的真实姓名，我给你看的身份证也不是我的真实身份证。’我姐姐和我当时都还小，甚至不到30岁。我们意识到，我们对这个照看我们孩子的保姆一无所知。有时她会和孩子们出去玩，我们会给她打电话，但是却联系不到她。或者她会很晚才回来，我们都不知道她在哪里……我们那时候什么都不敢说，因为我们太天真也太愚蠢了。”

路易斯·伍德沃德是一位保姆。1997年，她在照看婴儿期间，导致婴儿死亡。斯利玛尼在看到伍德沃德的案子之后，便想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写成故事。而最终，她知道了将其写下来的方法。

她说，她的下一本书将是“完全不同的”，但仍然扎根于真实事件。《异国他乡》（Le Pays des Autres）将于下个月在法国出版。这是她根据个人经历所撰写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分。她的祖母安妮·鲁特斯出生在法国东部阿尔萨斯一个富裕的家庭当中，有着高高的个子、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1944年，她遇到了法国殖民军中一位英俊的上校拉赫达尔·多布。两人坠入爱河，鲁特斯也移居摩洛哥。第一本便是根据斯利玛尼祖母的故事撰写而成，第二本书是她母亲的故事，第三本则是斯利玛尼自己的故事。

“我的祖母来自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后来搬到了摩洛哥。她以为她自己会像《走出非洲》中的卡伦·布里克森一样，过充满冒险和鸡尾酒的生活。 但后来她发现，自己其实生活在一个简朴的国家当中，住在非常偏远的农场里。她的丈夫认为女性不应该和男人混在一起。男性没有时间去参加聚会或其他事情，他们的时间全部都是用来工作的。他们来自于不同的种族，但这两个种族都不接纳他们。然而，即便如此，这仍然是一个美妙的爱情故事。”

“她曾抚养过我。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性，非常独立，非常专制。她会说一口完美的阿拉伯语和柏柏尔语。她会赤脚行走在乡村当中。在她下葬的时候，有数百名普通百姓来跟她告别。”

斯利玛尼穿着优雅的锈棕色裤子套装和厚底布洛克鞋，坐在皮革椅子的边上。她说话的速度非常快，无拘无束，非常爱笑，完美的身形背后闪着一丝钢铁般的光芒。她说，她所收到的最好的建议之一便是，要学会对占用自己时间的要求和问题说“不”。斯利玛尼充满了前进的动力，拥有坚毅的决心，不会轻易被吓到。

因此，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她拒绝回答关于法国政治状况的问题（“我是作家，政治不是我的事”），拒绝谈论法国的公共骚乱，包括让她采访迟到的罢工（“老实说，我没什么好说的”）。当被问及宗教信仰时（她是一位穆斯林），她礼貌地说，“这个问题不应该问，因为这与别人无关。宗教是私事。”

但是，她觉得自己是一只可怕的大猫，会去抓挠抛光的表面。“我真的很害怕一切，”她说，“我是一个胆小的孩子。现在，当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写作时，我会感到安全，但是当我出门，就会感觉到处都有危险。前几天，我们公寓附近发生抗议活动，我不得不带着催泪瓦斯和其他能带的东西穿过抗议人群。如果这是十年前的话，我会惊慌失措得不知所以，但是当你成为母亲之后，你会意识到，你需要消除自己的恐惧，因为你需要告诉孩子，你可以保护他们，不会让他们感到恐惧。这就是我决定当作家的原因之一。我想要努力控制恐惧，将其转化为一些美好，有趣和感动的东西。”

她说，反性骚扰运动激发了法国前所未有的女性团结精神。“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曾几次遇到过这种情况：在街上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和身形魁梧的男人走在一起。但是，突然之间，我的周围就有三四个女性在支持着我，让我变得更加强大。在反性骚扰运动之前是不存在这样的情况的，但是现在，我看到女性都在互相支持。前几天，一个人把车停在人行道上，我推着婴儿车过不去，所以我不得不等着。那个人回来之后我就向他抱怨，他开始骂我，如果放在以前，我会特别害怕，但几分钟后，有两三位女性站在我身边，那个人就悻悻地离开了。这种感觉就像：‘我在支持着你，你也在支持着我。’”

对于那些在网上骂她的宗教极端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仇外心理者，斯利玛尼的反应是无视。由于她不玩社交媒体，这种做法会更加容易。“我曾在法国这里遭受种族歧视，一开始的时候，我完全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怎么让这一切停下来。如今，我知道如何去设置即时障碍。我会努力去忽略它，或者有时候我会笑一笑就过去了。我为自己是摩洛哥人和法国人而感到自豪。如果有人不喜欢外国人，那就是他们的问题。我就在这里，我就待在这里，如果他们对此不满意……那是他们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我认为做女性比做阿拉伯人更难，”她说。具体来说，做一名拥有孩子和一份工作的女性更是难上加难。她担任马克龙政府的法语部长，这个职务需要她前往各地。因此，她不得不把两个孩子抛在身后——这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才两岁。斯利玛尼说，她拒绝为此而自责，因为“男人就不会为此自责”。

“我是一位母亲。我可以毫不愧疚地对孩子说‘我必须工作’或‘我想一个人呆着’。这其实很难，因为作为母亲，你觉得孩子如果没有你的话会感到不开心。你会认为自己必须要完全为他们服务，为他们牺牲一切，”她说，“我不想当这种母亲。我喜欢我的孩子，我会尽可能多地与他们在一起，但我也非常重视自己的职业生活和内心生活。但是，幸运的是，我的生活还不是这世界上最艰难的。对于要从事三份工作，还要照看孩子的单身母亲来说，追求独处更是困难。我觉得我很荣幸，很幸运，也很高兴。我拥有着我梦想中的生活。”

斯利玛尼必须要回到她的孩子身边，他们最近“胃不大好”。但是，在她离开之前，我们又聊了聊电影版的《温柔之歌》。这部电影由露西·波列多执导，她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她说，写下这个故事，让她摆脱了对为人父母的极大恐惧。“当你有孩子的时候，你总会害怕他们身上发生不好的事情，他们会生病，会发生事故，会被伤害。父母有很多的噩梦，所以我对自己说，‘不要为生活忧虑，把那些噩梦全都付诸于笔尖就好。’”

（翻译：尉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