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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主义的荣光:作家莱拉·斯利马尼展望欧洲未来

小说家莱拉·斯利马尼在马格里布地区长大,她还记得那时的地中海不只是一条边境,而是一整片社区,连接着非洲与欧洲。

突尼斯,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就开始于此处 拍摄:Yán Xiao Dao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EyeEm

如果马格里布(编注:非洲西北部一地区,该词在古代原指阿特拉斯山脉至地中海海岸之间的地区,后逐渐成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国的代称)迎来自由的未来将会如何?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地中海的另一岸,去寻找最激动人心的群众冒险,去发现民主的新形式——民众以一种新的方式对暴力、经济权力和社会发展提出质疑,又将如何?

2011年至2019年,人民起义先后改变了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命运。茉莉花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就在布尔吉巴大街上,我与突尼斯人民共享了那段时间的特殊记忆。从2008年到2011年,我以记者的身份报道着本·阿里治下的突尼斯,我那时感觉到,这个国家和它的年轻人正在走向死亡。国家的种种弊病——警察暴行、经济危机、盛行的腐败和高失业率迫使年轻人不得不选择非法移民或自杀。体制深刻而系统地摧毁了这个国家,几乎找不到破局的方法。在阿尔及利亚,类似的原因也产生了相似的结果。不过,观察者和抗议者感到了一丝惊奇,正如阿尔及利亚记者、作家卡迈勒·达乌德所说:“我们曾经忘记了我们是一个民族,而走上大街,我们在欢声笑语中再一次团结起来了。”

在欧洲,没有人预料到这些民众运动的兴起,因为早在十年前,欧盟就对马格里布地区失去了兴趣。在我的学生时代,大家还认为地中海地区处在欧盟的影响之下。还记得土耳其提出要加入欧盟吗?人们甚至不排除摩洛哥逐步加入欧盟的可能。有一个故事说,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曾计划在非洲和欧洲大陆之间建一座大桥,与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雅克·德洛尔举行会议时,还聘请了来自摩洛哥和西班牙的工程师团队在会议上演示工程内容。2008年,法国总统萨科齐希望成立地中海联盟(Union for the Mediterranean),将南北方人民团结在一起。但是,有卡扎菲、阿萨德、穆巴拉克这样的独裁者在列,不可能形成任何一个牢固的联盟。

2011年2月,阿尔及尔的示威活动中,一名支持政府的抗议者 拍摄:Zohra Bensemra  图片来源:Reuters

我来自马格里布,来自地中海。我对欧洲的依恋建立在那片大海之上。对我来说,我们的地中海并不是一条边界,也不是墓园;它是一整片社区。《荷马史诗》中的地中海是一条海上之路,是交通与共享的空间。它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奥德修斯曾在非洲的海岸边停留,就像他在希腊群岛停留一样。我第一次去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就有一种很强烈的熟悉感。既然如此,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欧洲当下面对这片大海的无能为力?欧洲大陆正有幸得以向南发展,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它刻意的背离?我们失去了海洋,也背叛了我们身份认同中的重要部分。看到马格里布和非洲的年轻人离开这片拒绝了他们、令他们无比失望的大陆,又该是多么令人痛心。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所撰写的大部分批评文章都在讨论欧洲问题。他在二战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位来自俄罗斯的流亡者曾告诉他,“过去,一个人只有他的身体和灵魂。现在,他还需要一本护照,否则他就不会被当作人。”茨威格也亲眼目睹了欧洲大陆陷入法西斯和种族灭绝的恐怖之中,“本世纪道德流行病的第一个病症就是排外:对异邦人感到仇恨,或至少是恐惧。任何地方的人都会选择保护自己不受外来者的伤害,他们排斥他、孤立他。从前只有罪犯才会受到的屈辱,现在都加诸在旅客身上了,”茨威格补充道。时至今日,移民问题仍然是一个基本、核心的问题,因为欧洲大陆的未来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且如何看待外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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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联盟建立于二战后的废墟之上,其宗旨是促进和平、增强对话。无论是申根签证还是伊拉斯谟项目,欧盟一直都在倡导一种开创性的构想,即淡化边界,鼓励人员、产品和思想的流通。人们如今很容易会忘记这一点,但欧洲一体化的构想最初由奠基者提出的时候,是具有深刻创新性甚至颠覆性的。欧盟抛弃了过去那种相互竞争、你死我活的世界观,旨在促进相互援助与合作。令人悲哀的是,这样的民主理想正在被浪费,有些人认为它只是陈腐而过时的乌托邦,民族主义言论大行其道,家门口正在筑起高墙。

2011年,让-玛丽·勒庞和玛丽娜·勒庞在国民阵线大会上 拍摄:Patrick Durand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欧盟自身也要承担部分责任。过去10年间,欧盟过于频繁地放弃自己的道义准则,助长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论调的发展。欧盟领导人也表现出了可耻的犬儒精神,财政与经济问题始终优先于建设真正的“欧洲人民”共同体。对2008年希腊经济危机的处理是欧盟第一次道义破产:欧盟展示出了极端的保守主义,欧洲共同体由此退化成了商业性的、冷酷无情的联盟,由追名逐利的精英阶层所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似乎成了常态。2015年,移民危机爆发,欧盟的衰落进入了第二阶段。大批难民为了逃离贫困和战争前往欧洲,遭遇的却是欧洲人的傲慢与冷漠,这样的场景在很多人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创伤。即便在今天,这个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灯塔的大陆,实际上也没有能力战胜家门口的奴隶制、海岸边的死亡,还有边境内的贫困。

民粹主义者给出了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玩弄着民众的恐惧,面对这样的现状,欧盟必须抛开各种担忧,大胆宣称乌托邦是可能实现的。欧盟还必须减少不平等,改善民主进程,应对气候变化,并且接纳从战争和贫困中逃离的难民。身为欧洲人就意味着要相信我们各不相同,同时又能团结统一;相信外来者是不同的,却又是平等的;相信不同文化之间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相信我们能够找到共同点,并以此进行对话、建立友谊。启蒙运动所提倡的普遍主义必须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核心。

今天所谓的“全球化”意识,或许正是在欧洲率先形成的。茨威格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旧大陆的知识分子对此既充满了热情又感到些许焦虑:“人类在地球上相互沟通交流,从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今一场热病袭来,整个宇宙都在恐惧中颤抖。”欧洲一体化是由这样的意识推动的:未来社会的重大问题将无法在国家范围内得到解决。只有联合大家的努力,我们才能找到应对未来挑战的办法,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地球生态向人类发出的最后通牒。

在我看来,欧洲必须带着兴趣、尊重和热情看一看南岸的国家。欧洲只有看到对面的海岸线,才能翻开历史的新篇章;才能不再以为自己还是古老的殖民大国,转而从平等主义的价值观种找到力量;才能不再沉湎于旧日荣光,转而投入精力共创美好未来。欧洲不能再被基督教或其他排他的、不可调和的民族身份所定义,它必须回归到辉煌的希腊时代,将地中海两岸联合起来。希腊语中的危机一词源于crineo,意为“选择”。这就是欧洲现在的处境:正站在十字路口的交叉点。我们共同的未来将取决于我们下一步走哪一条路,取决于我们在道德和哲学上做出何种选择。

本文作者莱拉·斯利马尼是一位作家,著有《温柔之歌》《食人魔花园》。

(翻译:都述文)

来源:卫报

原标题:Europe has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editerranean – but there is still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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