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前，新型冠状病毒在我居住的城市纽约肆虐起来，我开始观看改编自菲利普·罗斯同名小说的HBO剧集《反美阴谋》。2004年这部小说出版后我就已经读过，小说揭露了当时仍然存在于美国政治中的一些基本规则。与那时相比，现在这部同名电视剧更加证明了罗斯对美国偏向法西斯主义的倾向有着深刻的洞察力。

随着纽约新冠疫情加剧，我居住的社区街道变得空无一人，而且耳边经常传来救护车的警笛声。我想起了罗斯的另一本小说：《复仇女神》。与《反美阴谋》相同，小说《复仇女神》的故事也发生在罗斯的家乡，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一个名为维夸希克的犹太人社区。两本小说都是以1940年代为时代背景，只不过《复仇女神》一书讲述的是传染性疾病脊髓灰质炎在当地的灾难性大爆发。

在《复仇女神》出版的十年后，我第一次重读这本书，作家充满预见性的洞察力令我深感不安。与《反美阴谋》一书相同，罗斯在《复仇女神》中虚构的过去，早已预言了我们目前生存于其中的现实。我们正在与具有高度传染性而且难以防控的病毒进行生死搏斗，《复仇女神》为这场搏斗提供了一幅心灵地图（psychic map）。这次疫情令人人自危，每个人都在揣测还有谁也可能携带着这种病毒，而且可能造成致命性的传播。

罗斯将《复仇女神》的小说背景设置在1944年，部分出于将脊髓灰质炎造成的毁灭后果与二战做对比的目的。其实那年夏天纽瓦克市并没有大规模爆发脊髓灰质炎，这一疾病在该市的集中爆发分别是1916年和1952年，而且在那些年里，美国的一些地方几乎每个夏天都有大量脊髓灰质炎的病例出现。

罗斯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与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现在正身处疫情之中的人一样，无从得知这种病毒究竟是何时以及如何传播开来的。这种病毒来自苍蝇或蚊子吗？还是源自公共泳池、饮水机、厕所、下水道？它们能够依附在硬币、钞票或动物的皮毛上传播开来吗？在罗斯笔下1944年那个难以平静的纽瓦克市，意大利人认为这个疾病的流行都是犹太人的错，而犹太人则怀疑这种疾病会不会是那些“有色人种女佣”带进他们家中的。

从统计数据上可以确定，即使在炎热的夏季，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仍然在增加。当时的情形和现在一样，最初人们对疫情的大意和轻视导致了后来父母们的极度恐慌，公园和影剧院纷纷关闭，一些人家的门外挂上了正在接受隔离的标志牌。当地的医院里急缺救命的医疗设备，包括相当于现在呼吸机的“铁肺”（一种连接着气泵的密闭“铁桶”状机器，通过将铁桶里的气压改变为正压和负压，使躺在其中的病人的肺部被动地扩张和收缩，从而帮助无法自主呼吸的病人维持正常呼吸——译注）。

罗斯将因疫情爆发而急剧增生的恐惧和痛苦都集中在这本书的主人公，23岁的巴奇·康托尔的身上。巴奇是一位体育老师，他的暑期工作是在一个公共游乐场负责照看90个孩子。当他负责的孩子纷纷感染上脊髓灰质炎后，巴奇听从未婚妻的劝告，满怀内疚地离开了这些孩子，去波科诺斯山区未婚妻所在的夏令营和她一起工作。然而，潜伏的病毒悄悄地跟去了山区营地。

罗斯的这部小说中有很多片段都可以被复制，并直接用于目前正在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的相关新闻报道中。“他总是听到远处救护车的鸣笛，”罗斯在书中这样叙述巴奇的感受，“现在他听到救护车的警笛声时断时续，不分昼夜地传来。这些不是防空警报……这些是救护车鸣响的警笛，表示救护车正在赶去接感染了脊髓灰质炎的患者，并把他们送去医院。警笛刺耳地尖叫着，‘把路让开——这里有病人危在旦夕！’”

在罗斯笔下虚构的纽瓦克市，当地报纸每一天都在发布当日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的图表，与我们目前的现实状况惊人相似。“在纽瓦克医院的十六间病房里，惊人的数字记录着这种可怕疾病的发展情况，这个数字已经堪比一场真正战争中死亡、受伤以及失踪的人数，对人们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这就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一场以屠杀、毁灭、耗费和诅咒为主题的战争，一场让人们饱受蹂躏的战争——一场针对纽瓦克儿童的战争。”

最重要的是，罗斯明白那种无处不在且难以防御的传染性疾病，对人类亲情所造成的极度损害。巴奇第一次经历的死亡案例是12岁的男孩艾伦·迈克尔斯，这位男孩热衷于养热带鱼。当巴奇给艾伦的父母打去慰问电话时，他听见男孩的父亲悲恸的感叹，令人惊诧的是，那番话现在听起来与我们目前的现状无比贴近：

“医生一到我们家看到艾伦的情况，他马上就叫了救护车。到了医院，他们很快就把他从我们身边带走了——就那样。我们再也没有见过我们的儿子，他就那样孤孤单单地死去了。我们完全没有机会和他道别。他留给我们的只有一个衣柜，里面放着他的衣服、课本和体育用品，还有就是，那边，他的热带鱼。”

在小说的后半部，巴奇在原本以为可以当作躲避病毒的避难所的山区夏令营里，目睹了一位比他年轻的辅导员躺在铺位上，经历几个小时的忽冷忽热，最后渐渐四肢僵硬。当这位才十几岁的少年被送往医院时，罗斯写道，“他的眼神是骇人的，他那两只绝望的眼睛急切地盯着巴奇的脸，仿佛在疯狂地搜寻能够挽救他生命的灵丹妙药，然而那种药并不存在。”

阅读《复仇女神》书中巴奇的心路历程，会让人痛苦地联想起奋战在抗击冠状病毒前线的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和提供各种服务的人员。巴奇原是一位精力充沛的运动员，经常为游乐场上他的小队员打气加油，用勤洗手和多喝水这些常识性的做法来对抗对传染性病毒的恐惧，没想到自己突然也成为了这种隐蔽性很强的疾病的感染者，而且很可能还是一名不知情的病毒传染者。

有时巴奇责怪上帝，有时他责怪自己。他驾车离开他的未婚妻，原因是她固执地坚持要嫁给因病致残的巴奇。正如罗斯所写，巴奇“不仅因为脊髓灰质炎导致身体残疾，而且持续的羞耻感更令他意志消沉”。

也许并非完全是巧合，《复仇女神》是罗斯创作的最后一本小说，书中对死亡的命运有了更高层次的认识，并且注入了某种宽恕的涵义。“有时你是幸运的，有时你运气不够。”罗斯以他小说中的叙述者的口吻这样写道，这位叙述者是巴奇在游乐场管理的那些孩子中的一位，他也得了脊髓灰质炎，但后来成功康复，活到了成年。“任何人的传记都是讲述一生中的机遇。尽管具有残酷的偶然性，从生命被孕育的那一刻起，机遇就已经决定了每个人的一生。机遇，我相信就是当康托尔老师嘴里责怪着他的上帝时，心里所想到的那个词。”

本文作者Samuel G. Freedman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曾是《纽约时报》宗教专栏作家，著有八本广受赞誉的非虚构类书籍，包括《犹太人与犹太人：美国犹太人的灵魂挣扎》。

（翻译：郑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