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在北京去世。4月3日，追悼会在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众多挽联中，以金岳霖和邓以蜇联名题写的这幅最为特别。“人间四月天”取自林徽因于1934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诗人以“四月天”为意象，描摹出一派春光明媚、百花盛开的春日景象，而后直抒胸臆，直道“你”就是“爱”，就是“暖”，就是“希望”，充满了柔情与期许。彼时的林徽因一定未曾想过，自己会在一个“四月天”里走完51岁的生命旅程，这个词则长久地成为她的符号被人传颂。

2000年，《人间四月天》上映。这部讲述徐志摩情感故事的电视剧掀起了一股“林徽因热”，让林徽因成为当下最受关注的“民国才女”之一，她与徐志摩、梁思成和金岳霖的情感纠葛从此成为街头巷尾的八卦谈资。在人们激烈的讨论中，关于她的文献资料、历史记载和影像资料被不断扒出，成为判定林徽因“好坏”的依据；她的形象，也开始从“民国才女”开始变得褒贬不一；她的事业与婚恋，乃至她“是不是一位好太太”，亦为当下女性热议和争论。

2018年4月，《纽约时报》“Overlooked”（被忽视的）板块刊登了一篇迟到了63年的讣告，内容是中国著名女建筑学家林徽因及其与丈夫梁思成的故事。《纽约时报》称这则讣告是为了“弥补当年因性别歧视造成的遗憾”。中文互联网内关于林徽因的讨论又出现了风向变化——人们意识到，在“民国才女”和绯闻女主这类的标签之下，林徽因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建筑学家、诗人和作家。

同样重要的是，林徽因也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佼佼者之一。在林徽因传记作家陈新华看来，林徽因作为民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体现在两个方面：她出身名门，又长于交游，往来皆鸿儒，是当时中国精英知识阶层的核心人物之一；她兼容中西，横跨文理，既有传统“士人”的家国关怀，又具备现代知识分子的学术背景、专业知识，渴望以自己对知识、专业的追求和文化的传承，给予战乱和变化中的祖国以“实质性”的影响。

在林徽因逝世65周年之际，陈新华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专访，与我们聊了聊她在撰写第二部林徽因传记《风雨琳琅》过程中的种种思考。在她的笔下，林徽因不仅是普通意义的才女，更是兼容中西的“今之女学士”；她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圣者，而是一个复杂、真实的人，有着自己阶级和思维局限，爱美自负却又真诚热情；她不只是一个成就斐然的个体，也是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有传统的“士”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意识，也有专业型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文化关怀和知识关怀，在把中国建设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夙兴夜寐。在这条道路上，他们的所思所虑与当代知识人具有某种“同时代性”，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包括林徽因在内的诸多民国知识分子能够于公众讨论中持续在场的原因。

1、林徽因的成长模式是女权主义的一种相对理想的存在

界面文化：这些年林徽因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讨论中，她的形象也出现了种种变化。从2000年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上映开始，她的人生经历成为了某种八卦谈资，她的情感经历被人们不断揣测分析，她甚至被贴上了“绿茶婊”的标签。你怎么看流行文化对民国时期历史人物的改装？

陈新华：八卦是语言的重要功能，也是生而为人的本能。具体到历史人物，他们留在学问文章里的严谨、智慧和纸背后的情感历程、生命体验是一体两面的，缺失了任何一面，都是苍白抽象的。林徽因本人就曾经说过，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生活必须体验丰富的情感，如果让她在“横溢情感”和“僵死麻木的无情感”中拣一个，她毫无疑问要选择前者。不了解林徽因的情感，当然也不会了解真实的林徽因。

对于大众而言，历史人物的事迹、学问、思想也许太过艰深，让人望而却步，但是他们的性情、操守、情感却是能够普遍引起共鸣的。如果大众从此出发，对历史产生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哪怕往前走一点点，那也是好的。怕的是完全不被记起，那才是真正的消失，就像《寻梦环游记》里面所说的多重的、真正的死亡。站在这个角度，我个人对于历史人物的改编总体来说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个过程中难免泥沙俱下，难免误读，倒也不必惊慌。只是，我也期待更多优秀的、严谨的写作者能够站出来，为历史的普及，为大众意义的表达、传播和交流尽一份心力。相比对学术研究，这样的写作同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界面文化：当下有一种观点认为，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在后来回忆和评价林徽因时对她多有批评，你在写作时是如何处理这部分资料的？

陈新华：林洙对林徽因有赞美，有微词，这恰恰是一种真实。她做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客观上也陪伴梁思成走过了人生最孤苦的岁月，承担了自己该承担的。在外界，乃至婚姻内部持久的被批判、被比较的压力下，很难避免复杂的内心纠葛。就我来说，我是希望在我的笔下能做到林徽因所说的“丰富、宽大能优容，能同情种种‘人性’”，谨慎取舍，反复比对，尽可能接近真实，尽可能客观还原，不轻易做出道德评判，避免任何一种先入为主的、带有倾向性的描述和揣测。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其实也花费了不少篇幅谈林徽因的情感经历，你如何评价她与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的关系呢？

陈新华：我以为，徐志摩和林徽因是互为镜像的。他们同样得中西文化之长，在中西之间往来自如。与此同时，这两个新潮的人也承受着中西文化摩擦、冲突带来的张力，他们的身上有典型的过渡时代的色彩。对林徽因来说，旧式大家庭里的成长经历，父母情感的阴影的困扰，让她没有可能接受徐志摩惊世骇俗的离婚再娶。而一心一意追求爱、自由、美的徐志摩也曾经妥协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段情感纠葛，对于他们就像是彼此的对照，某种意义上帮助他们看到自己微妙而复杂的内心世界。

徐志摩对于林徽因当然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林徽因文学的领路人，成就了身为诗人、作家的林徽因。徐志摩的离开对林徽因来说，相当于完整的生命世界出现了巨大的空缺。林徽因的好朋友费慰梅在刚认识她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她说林徽因总是会谈起徐志摩，从未停止过思念徐志摩，甚至于她和林徽因之间用流利的英语进行的谈话，可能就是林徽因和徐志摩之间谈话的回声。作为林徽因最亲密的女性朋友，费慰梅也倾向于用文学的因缘来理解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态度，这同样也是我的理解。这样的一种关系，在林徽因生命中的分量相比爱情是毫不逊色的。

金岳霖同样是欣赏和爱慕林徽因的。但是因为林徽因的身份，也因为自己最初所持的不婚主义的态度，我认为他对林徽因从一开始就没有局限在情爱的小格局里。他在回忆文字里说自己很早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了朋友的生活，又说老朋友就是“同一历史道路上辗转而来，一见就会心领意会情致怡然”。某种程度上，他是把梁思成、林徽因当成了亲人。他们之间的相处，也是亲人、家人一样的相处。

最后，说到梁思成和林徽因。我以为，梁林之间的关系恰恰不是外界传说的一个聪明强势的妻子和一个处处充满压力的丈夫之间的关系。在婚姻中，因为个性的不同，他们当然有争吵和摩擦，但总的来说，他们是情投意合的恩爱夫妻。有几件事我印象很深：1930年代，梁思成和林徽因外出考察古建筑，只有一台相机，梁思成要拍斗拱，林徽因要拍民居，最后还是林徽因让给了梁思成。再比如，1938年，林徽因宜家南渡到昆明，梁思成到四川调查古建，一去数月。回来后，两人在村口热烈拥抱亲吻，也不管别人取笑。1945年中秋，李济邀请梁思成赴家宴，林徽因写信婉谢说：“思成同我两人已多年中秋不在一起，这次颇想在家里吃晚饭，所以已做了四五个菜等他。不要笑我们。”这是他们真实的婚姻中的场景，我想已经足够作为说明。

当然，他们不仅是夫妻，还是同事，他们在建筑史研究上是互为一体的。在专业研究上，他们俩当然有不同的特点。我在书里也写到，梁思成非常用功，以拙匠自居，林徽因却非常有灵气。对林徽因和梁思成来说，气质和性情上的不同对他们的研究并不构成障碍，反而成为互补。梁思成自己就非常欣赏有灵气的作品。他的很多文章也找林徽因润色。用费慰梅的话来说，他们之间是一种气质和技巧上的平衡，是完美的组合。这让他们成为最忠实的同路人。我觉得，他们是最懂对方，也是最支持对方的那个人。1955年林徽因去世，对于梁思成是巨大的打击，他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撑和共同战斗的战友。自此之后，他在建筑学领域再也没有大的建树，可以说他作为大匠的生命也伴随着林徽因的离开结束了。

界面文化：在一次采访中，林洙谈到林徽因不是一个好太太，这个话题也曾在社交网络上引起过广泛讨论，你在书中其实回应了这个话题。你本人也是一位有家庭的女性知识分子，你自己是如何理解女性面临的这种家庭身份和社会身份之间的撕扯的？

陈新华：金岳霖曾经说过一句话，林徽因“没有什么时间可浪费的，以至有浪费掉生命的危险”。这句话特别让我心有戚戚焉。为了做好两种身份的转换，林徽因当然付出了很多，不过与此同时也该看到，她是享受身为女性的特质的，也总能在烦琐的日常中寻找到生活的意义和乐趣。

就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林徽因做到了一种理想。我以为，正是家庭和社会身份的合二为一，丰富了我的人生，让我更真切地体会到生命的各种感受，这是一体两面的。我不希望缺失任何一个环节，我不怕辛苦，也愿意为此付出心力。我怕的只是舆论的不宽容，尤其是这种不宽容常常还来自于女性之间。今天讲女权，实际上很多的压力和偏见常常是女性加诸在自己身上的。就此而言，我以为女性的自我实现之路还很漫长。

界面文化：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下林徽因的种种争议其实反映了女性的某些焦虑，她甚至被纳入女权主义的讨论范畴成为了某种标杆。你对此怎么看呢？

陈新华：林徽因毫无疑问是个先锋女性，内心强大而独立。但是，她并不是激越的女权主义者，革命的口号和林徽因是没有关系的，她的独立人格、自我价值以及平等自由的意识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林长民对女儿的态度，是希望“做到友谊的了解”，对林徽因的教育，是希望养成她“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这才成就了林徽因。

相比五四女作家群体，丁玲说“我卖稿子，不卖女字”，萧红感慨“我的天空是低的”，林徽因的经历显然不具备典型性。因为自身经历的相对单纯，她对作为社会问题的女性解放也缺乏深刻的认识，把她纳入女权主义的讨论范畴，只怕是她自己料想不到。

我自己认为，某种意义上，林徽因的成长模式是女权主义的一种相对理想的存在，对今天也不失启发。希望这个时代涵养出更多这样的女性。

2、我们与近代以来的知识群体具有“同时代性”

界面文化：在《风雨琳琅》这本书中，你通过林徽因的一生勾勒出当时她周围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你如何定义他们这群人？作为一部个人传记，这样的写法无可厚非。但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的角度而言，是不是有点过于拔高林徽因的地位了？

陈新华：林徽因的身后是一个剧烈转型的大时代，也是知识人经历大变动的时代。她的父辈林长民、梁启超是典型的晚清一代文人，末代士大夫，如历史学家罗志田所言，他们站在时代的潮头，虽有意扮演新型的社会角色，却在无意识中传承了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及其对国是的当下关怀，所谓“身已新而心尚旧”。到了林徽因这一代，知识人群体发生了从传统的士到专业知识分子的转变。他们的幼年接传统余绪，读经史子集，青年经“五四”洗礼，留学欧美，对西学有更深的认知，但内心深处同样是希望以自己对知识、专业的追求，文化的传承，给予战乱和变化中的祖国以“实质性”的影响。

这两代人之间的起承转合，折射出的实际上是一个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这个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和困惑。我们今天说起民国知识人，都会无限向往说他们是中西合璧的群体，但实际上所谓中西合璧不是一个轻飘飘的华丽装饰，而是在中西文化剧烈碰撞冲突中，在不断的忧患和国难中，在丧权辱国的民族危机感中，对中国去路艰难的摸索和寻找。就像钱缪先生说，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这是林徽因在她的时代遇到的根本性的大命题，也是她的前辈、同辈和后辈同样在思考的命题。我认为，只有从这个大命题入手，林徽因的形象才可能更为生动。

这样的一种写作，其实也藏着我的一点私心。作为一个以中国近代史为专业研究方向的人，我始终认为，这个大命题是值得我们今天思考和阅读的。我们仍然在传统中国的延长线上，仍然在实践现代性的路途上。在这条路途上，我们和近代以来的知识群体其实息息相关，所思所虑具有“同时代性”。从这个视角切入，对当代知识人群体的反观自身，对我们当下的探索，未尝没有现实意义。

从个人传记和历史书写的角度来看，我并不认为这是在拔高林徽因的地位。这个文本提供的只是一种叙事的可能，一个观察的角度。林徽因是推动并且完成整个叙事的主要线索，而不是某种等同化的、一贯的评价标准。一来，她出自名门，又长于交游，往来皆鸿儒，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就说过，是林徽因、梁思成为他们打开了一扇进入中国精英知识阶层的大门。她可以串起一幅晚清一来知识分子的群像。二则，林徽因也不仅仅是普通意义的才女，而是一个文艺复兴式、兴趣广博的知识分子，既兼容中西，也横跨文理，既是作家，也是学者，傅斯年评价她是“今之女学士”，实际上是一种跨越性别的“士”的认同。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让她具有了典型性和代表性，也让这种叙事成为可能。

界面文化：林徽因作为北平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可以算是当时“京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是怎样的社会和文化土壤让当时的北平出现了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呢？

陈新华：从“士”到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型主要表现在逐渐摆脱传统社会“学”与“术”、“士”与“仕”之间千丝万缕的瓜葛和联系，以“学术”为志业和重心，建立一个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学术社会，并最终以此完成身份的确认，重新确立读书人的位置。

京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其实就是发端于20世纪初的这场读书人身份的大转型，在1930年代结出的一个果实。它是走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当然，客观上，京派的形成也因为1930年代政治中心的南移。1928年更名为北平之后的北京，一朝远离权力中心，反而能够以纯粹的文化、教育中心的面目示人。当时北平号称有国立九校、部立五校、私立五校、公立和教会大学两校，一共20多所大学。

学术机构林立的环境，短时间内吸引和聚集了大量留学欧美，并有志于钻研学问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相聚于学术重镇，创办刊物，举办沙龙，有意无意地促成了“京派”的形成。而京派的渐成气候，也意味着一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学术社会的形成。

界面文化：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对徐志摩的描述有些颠覆大众对他的印象。他不仅是一个浪漫多情的诗人，他有深厚的古文功底，曾发愿要做“中国的Hamilton（注：美国国父汉密尔顿）”，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硕士学位，而且对苏联有非常犀利的见解。我们是不是需要重新审视我们对一些民国知识分子的刻板印象了？

陈新华：之所以花费很多笔墨描写徐志摩，一则，他对林徽因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不写清楚徐志摩，很难让读者认知林徽因的真实。二则，也是我有意为之。一直以来，我们对林徽因有多少误解，只怕对徐志摩就有多少误解，甚至对徐志摩的误解还远远超过林徽因。我就曾经看到有人说，徐志摩的诗里看不到祖国，看不到流血的土地。我想那是因为他没有认真读过徐志摩的诗，他只看到了《再别康桥》《爱眉小札》。于是，浓得化不开的风情就成了徐志摩的全部。

实际上，徐志摩身上有非常浓厚的浪漫主义的爱国热情。他曾经是一个热血青年，对国事很有忧患意识，他关心政治，最早的愿望是投身政治改变中国。留学英国的时候他一度非常同情劳工运动，后来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对苏俄革命有洞若观火的观察，对于集权和专制也始终保持着一份属于自己的清醒而审慎的思考。放弃政治学从事文学后，他一直秉持极高的文学抱负和理想，甚至选择陆小曼很大程度上也是最初以为可以和陆小曼成为文学的同路人。这样的徐志摩我们是选择性地视而不见，或者说懒得去发现的。

历史人物最悲哀的命运，莫过于被脸谱化或符号化。这个悲哀当然不仅仅存在于徐志摩的身上。我们对民国知识分子群体，乃至于相当多的历史人物都存在着标签式的印象和认知，这种认知反过来又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历史的态度。历史是有温度的，每一个现在都会成为历史，每一个历史时刻都曾经是真实的现在。要时刻提醒自己，民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真实地活过、爱过、写过。这是我们今天试图阅读他们、打量他们、评价他们之前应该有的基本态度。

界面文化：许纪霖认为，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表现在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社会（政治）关怀，文化（价值）关怀和知识（专业）关怀。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如此喜欢讨论林徽因这些民国知识分子，是因为我们认同他们安身立命的方式。他们的人生际遇对当下的知识分子有怎样的启示？

陈新华：民国知识人群体一个整体的特点就是“以一身而历两世”，从林徽因的父辈林长民、梁启超，到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胡适、金岳霖，他们都站在西学的潮头，身上也都有旧学的痕迹，中西文化碰撞下的挣扎与奋斗某种意义上丰富了他们的人生体验。他们有传统的士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意识，也有专业型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文化关怀和知识关怀，这使得他们呈现出一种博雅君子的精英性，最终从人格上成为社会乃至民族的脊梁，成了引领风气的核心力量。这种典范性价值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道德共同体建立的基石。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以林徽因为中心，描述一个群体，描述一个时代的面向的原因。

3、不仅为她个人做传，也为书写大时代下的知识分子心灵史

界面文化：你是如何开始对林徽因这个人物产生兴趣的？

陈新华：实话说在执笔写林徽因之前，我对她的认知仅止于普通意义的了解和知道。对我而言，林徽因是一个和徐志摩、梁思成联系在一起的名字，她是民国的才女，是国内最早的建筑学者，这是我全部的认知。

对林徽因产生兴趣应该是在写林徽因之后，大概在1999年，出版社邀请我导师一起做近代家族史的研究，计划出一套近代以来的百年家族的丛书。我导师很随意地建议我试着写林徽因。那个时候林徽因完全没有现在这样的热度，但就在我着手搜集资料的时候，现象级的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播出了，她瞬间就成了话题人物。

我其实是个剧迷，可那部剧我看了几次都看不下去。流行话语里的言情叙事和我在史料中爬梳出来的林徽因形象之间的巨大反差对我来说是一种刺激。可能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林徽因从一个写作任务变成了自觉兴趣。

界面文化：在《风雨琳琅》之前你还写过一部林徽因传记，你在后记里说，十多年后的这本书和十多年前的是迥然不同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的区别在哪里？

陈新华：当年从家族史的角度写的《百年家族——林徽因》其实很青涩。对我来讲，就是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了一个历史系学生的传记作业，内心深处我其实是不满意的。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生前最反对的就是传记式的研究，一个强烈的理由就是他反对把人的生活进行整齐有序的纪年式描述，在他看来，这是人为赋予了一种秩序。这句话戳中了我，我觉得我当时虽然是取了一个百年家族的名字，也讲述了林徽因的祖父、父亲、家族对她的影响，但总的来说，仍然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了一个人年表一样的一生。

十多年后重新再写，当然有很强烈的弥补遗憾的动机在里面。这本书其实构建了两幅图景：一幅，林徽因作为新型知识女性的个体成长，生命体验；另一幅，则是林长民、梁启超再到林徽因、梁思成以及他们的朋友，在剧变的、忧患的时代下的命运图鉴。可以看到的是，林徽因的故事并不仅仅只有林徽因。我希望以林徽因的生平为线索，观察晚清以降几代知识分子群体，如何以传承政统和道统的使命与责任，以自己对知识和专业的追求，给予战乱和变化中的中国以“实质性”的影响，推动一个大国的艰难转身，再现他们从传统的“士”转向新型知识分子的路途上的浮沉与思考。

这是托起林徽因一生的那个更为宏大的故事，也是我私心希望大家最终阅读到的故事。

界面文化：关于林徽因的传记和研究作品汗牛充栋。《风雨琳琅》能为我们理解林徽因提供怎样的新视角？

陈新华：如你所说，伴随着林徽因热，坊间的确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林徽因传记。林徽因研究的权威专家陈学勇先生数年前说过，林传之多几乎要和张爱玲传记相当了。但就我的观察和了解来看，大部分的林徽因传，不管是严谨考据，还是文艺抒情，基本上都是就林徽因谈林徽因，并没有脱离为个人做传的窠臼，更毋庸说大量市场利益驱动的短平快的跟风拼凑之作。

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写她，就是通过百年家族这样的一种近代史的视角切入。这次写作《风雨琳琅》诉求更加明确，就是大时代下的知识分子心灵史，通过林徽因和她的生命世界中所能观察到的复杂的时代面向，她的心灵轨迹，价值选择，勾勒近代以来致力于国家建设、民族独立富强的知识分子群像，并以此描述时代的转型。在这个视角下，很多内容都是首次出现在林徽因传记里的，比如她祖父林孝恂从朝廷命官到投资商务印书馆，从科考精英到送子侄留学，到下一代加入革命大业的人生曲线，乃至他本人的婚姻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