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实施社交隔离前，琳达·博斯特罗姆·克瑙斯高正坐在伦敦一家咖啡厅角落的桌子旁。这位女子纤瘦白皙，面色严肃，穿着乳白色高领衬衣，像极了易卜生戏剧里的人物。不仅是她的容貌——在成千上万读过她前夫的作品的读者看来，博斯特罗姆的生活和许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女性一样，充斥着黑暗、家庭的鸡毛蒜皮以及心理的起伏戏剧。但这一次，这位瑞典诗人兼作家则表示，她不想再充当别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了。“我正在找寻自己的语言，这种感觉很美。我享受到了自由。”

她的前夫就是挪威作家、六部自传体小说《我的奋斗》的作者卡尔·奥韦·克瑙斯高。他的作品在过去十年中轰动世界文坛。读者们深谙与他生活相关的一切——从克瑙斯高最爱的香烟，到父亲酒精中毒导致的死亡，一一详述。书中还披露了博斯特罗姆跌到谷底的时分，以及两人最为亲密的瞬间。当我们面对面坐下时，我的感觉是，我对这个女人的了解，比对自己的闺蜜还要多。

我知道博斯特罗姆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曾试图自杀，我知道她有严重的躁郁症，和父亲如出一辙；我知道她在疾病中的挣扎与困扰，以及《我的奋斗》最后一部中讲述的，她所承受的精神崩溃。她与克瑙斯高在购物和育儿方面争执不下，家务从不是她的拿手活儿。“她的眼光总在别处，从不努力改善任何东西，永远只晓得抱怨、呻吟、悲叹，”克瑙斯高在书中如此写道，有书评人不禁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作家，才会在出版的著作中如此书写自己的老婆呢？”

在那个时候，克瑙斯高的一些家庭成员已经与他划清了界线，但博斯特罗姆还是对他不离不弃，捍卫他的写作自由。那么到了今天，离婚三年后，成为了前妻的博斯特罗姆又如何看待此事呢？

“我与书中所言已经和解了。但现实中，我依然对他笔下的文字怒不可遏，”她表示，“同为作家，我尊重他的权利。他可以将自己的生活转化成写作素材。客观来说，我认为他的这一系列小说非常优秀。但从个人角度看，知道他原来如此看待我，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他的眼光如此狭隘，只能看到自己所愿意着眼的东西。现在，我猜想也许他和许多男性作家一样，无法真正书写女性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博斯特罗姆正是豆蔻年华。她的母亲英格丽·博斯特罗姆曾是瑞典剧院里红极一时的明星，小琳达曾经也梦想着和母亲一样，成为一名演员。然而最终她没能如愿以偿进入表演学校，却也因此开启了另一道门——她在文学院校崭露头角。“仿佛这就是我的命运，”她回忆道。

1999年初见克瑙斯高时，博斯特罗姆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在他们婚姻的早期阶段，她发表了一些短篇故事以及长篇小说《太阳神灾难》（The Helios Disaster）。然而四个孩子接踵而至，疾病也不幸降临。克瑙斯高引发的巨大关注、愤怒与正义席卷，如同高墙，挡在了她的写作事业面前。

在这之后，她接连出版了两部小说。《欢迎来美国》（Welcome to America）构思独特，情节令人震惊，讲述了一个拒绝开口沟通的年轻女孩的故事，在书中读者可以看到这位作家童年的影子。这部小说获得了瑞典的奥古斯特图书奖。另一部小说《十月的孩子》（October Child）自传痕迹就更为明显了。这本作品在去年秋天出版，最终一步步让她结束了与克瑙斯高的婚姻。

《十月的孩子》的背景设置在博斯特罗姆崩溃后所入住的精神病院。四年间，她一直在这里进进出出。在书中，她描述了婚姻行将就木之时，使自己备受折磨的电击疗法。在那个阶段，她病入膏肓，不得已接受了这种“丧心病狂”的治疗。在她的描述中，电击疗法就是一种虐待。“医生总说，一切都会好的，就像重启电脑一样，”她话锋一转，“但他们并不确定，他们找不到准确的语言去描述。”博斯特罗姆相信，她的许多记忆都在这个治疗中丢掉了。“有的记忆最终还是浮现了，但绝不可能全部失而复得，”她表示，“写作这本书有所裨益。”

博斯特罗姆最早在26岁的时候发现自己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父亲的精神状态也让她的童年困扰不堪。他是个酒鬼，同样也有躁郁症，行为阴晴不定。成长过程中的大部分时候，她总是静默不语。“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和父亲离婚了，她是我的全部，”博斯特罗姆回忆说，“我有种感觉，自己必须好好照顾妈妈，尽量不添麻烦，这样她才会留在我身边。我似乎从来都不能说出自己的感受，必须保持沉默。”

父亲可以随时来看自己的儿女。大多数时候，他会在夜里造访。博斯特罗姆印象中，“父亲在情绪良好时是很可爱的，但有的时候，他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他精神状态不稳定时，我觉得他十分可怖。”在《欢迎来美国》中，埃伦的父亲会强迫她整夜坐在同一个地方，听他最爱的歌，直到女儿尿裤子。“这都取材于现实，”博斯特罗姆说。

因为父亲的阴影，她童年的大多数夜晚都待在剧场中，看母亲排练和演出。“那儿是最安全的地方，什么都不会发生。我明白，如果他来剧场的话，在门口就会被拦下来。而在家里他可以顺着排水管爬上来，破窗而入——这种事他干了不少。而母亲从未报警，也没有求助社会服务。她不希望外人掺合进我们的家务事。”

诊断出和父亲患有同样的疾病，博斯特罗姆感觉如何？ “我害怕极了，直钻骨髓的恐惧，”她说，“因为我知道自己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醒来就睡不着，想法一个接一个蹦出来，你总想做一些正常人不会触及的奇怪事情。你会没日没夜地在城市中游荡，到处结识新朋友，但其中有些人远非善类。疯子有时候会显得十分迷人。如果你在我清醒时遇到我，也许会觉得我状态不错。有时候我自以为情绪不错，但经验告诉我恰恰相反，也许此时我正处在崩溃边缘。这就是我所在的终身监禁。”

到了今天，博斯特罗姆的生活可以走上坡路了，起码在新冠疫情期间还不错。她的两部小说在瑞典广受好评，《十月的孩子》将于明年春天在英国和美国出版。今年年初，她也搬到了伦敦，以便距离孩子们更近一些。他们中最小的只有6岁，年纪最大的16岁，与父亲和他的新伴侣生活在一起。博斯特罗姆则在泰晤士河郊区安了新家，住所绿树成荫。

她对搬家后的新生活有什么期待呢？“静观其变，”她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在人们眼中，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作者。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人们看到我，第一反应就是：啊对了，卡尔·奥维；啊对了，躁郁症。我希望改变这种看法。”

本文作者Lisa O'Kelly系《观察者报》图书副主编。

（翻译：马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