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梅森（Daniel Mason）创作了三部广受好评的小说：《调琴师》《远乡》（A Far Country）和《冬日战士》（The Winter Soldier）。除了作家的身份，他还是精神科医生和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系的教授。他的新书《世间走一遭》（A Registry of My Passage Upon the Earth）是一本故事集，关乎坚韧、壮举和神的显现，其跨度从法老时代的埃及一直延伸到19世纪的马来群岛，以及其间许多别的地方。

你的书在书店全数停业的关头上市，对此你有何感想？是否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丹尼尔·梅森：我觉得每本书的出版都是一场空。2002年时我出了第一本书，当时我还期待有高光时刻。你以为会有庆祝的焰火，但它们从未升空，所以我现在已经习惯了。我的巡回签售会已经取消，但总的来看算不上有多特别。打开电子邮箱，只有一堆账单是真的。

你是否会担忧一部短篇历史故事集在疫情中可能会显得毫不相关？

丹尼尔·梅森：书是长期工程。你希望能写点有意义的东西，谈点人生在世的感想，但眼下作为人活在世上确实别具挑战，你确实无法不透过病毒去看待这本书。一个出人意料的点是，书里虽然不谈病毒，但我忽然意识到，集子里的某些故事其实也可以算是新冠故事。

具体是哪些？

丹尼尔·梅森：《线路专员帕斯卡尔》（The Line Agent Pascal），讲的是一个在亚马逊做报务员的人，此人在构建和维系人际关系时，真人从来不亮相。另外还有一个摄政时期的伦敦女人照顾因严重污染而患上哮喘的儿子的故事。它就涉及到如何在户外不可见但却极具威胁的环境中照料一个人——这就相当接近于今人的处境。

你和契诃夫很像，都是作家兼医生。对你而言这两项事业有何关系？

丹尼尔·梅森：有好些时间我都是不写东西的，我教书的时候真的写不了什么。但我确实想要一种能兼容写作和医学的生活。为什么？身为精神病医生，我对自己就此问题提出的任何答案都高度怀疑。在某种根本性的层面，我需要他人的共同体，闭关自守并不好过。在医院里，你需要做的事是很明确的。在写作过程中，就我曾经花14年来写一部小说的经历而言，有大段大段的时间都是百无聊赖的。

二者之间互有启发吗？

丹尼尔·梅森：有。相当有趣的是，我觉得写作启发医学的契机更多一些，而非相反。对书中角色动机的构思，改变和深化了我和病人的接触方式。我在医院每天会看10个病人，这些会面某种意义上就像一本故事集。每个故事都是危机关头，思考其来龙去脉以及是什么因素使病人处于当前的境地，比依照一串标准为病人诊治有趣也有帮助得多，尽管后者也很重要。

近来有许多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师的书里都有与病人打交道的经历，你如何看待？

丹尼尔·梅森：有一些伦理上的难题。并不是说不能这么做，也许确实有这么做的必要。传统的案例研究正在衰落，这不算好事，没有它们的话医学文献就完全成了数据的堆砌。但我们有必要弄清楚一点，那就是病人究竟有没有同意被写进书里的真实能力。我是不想把自己的病人写进书里的，也不想让他们产生自己会被写进书里的感觉。

此次疫情是否对精神健康有害？

丹尼尔·梅森：目前还不清楚，还没有相关数据，只有一些专家的讨论。与他人相隔绝以及处于不确定状态——尤其是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其后果是深远的，但人们的反应各有不同。某位同行告诉我说，她有好些病人此刻觉得无比放松，理由是这群人一向觉得满世界都是麻烦，而现在其他人也都这么看了。上学期我在班上讨论过《李尔王》里的一句话：“一个人要是身染重病，他就不会感觉到小小的痛楚。”对某些人来说可能确实是这样，全球性危机使个人的不快相形见绌。但我觉得还是要保持谨慎，精神健康很大程度上关乎文化，某些摇摆于冷静和焦虑之间的人可能会感到这套话语只许他们受伤。

阅读对精神健康有益吗？

丹尼尔·梅森：据我所知，阅读确实有益于我的精神健康，某些研究也表明它对其他人也有类似效果。我去年第一次读《战争与和平》以及重读《白鲸》的时候就兴奋无比。这跟题材无关——去年我还重读了《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等，大感自己生在托尔斯泰和福楼拜之后以及这一生能得诸多好书相伴是值得庆幸的。这些故事都谈不上“幸福”或者“令人放松”，但其语言以及人物的丰满性令我倍感鲜活。

你现在在读些什么？

丹尼尔·梅森：我最近又在看游记——具体说是达尔文的《小猎犬号航行日记》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马来群岛自然科学考察记》。这对隔离中的人来说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选择。我喜欢他们对途中各种动植物的细致描绘，这有利于拓展想象力，类似于某种心灵的森林。

本文作者Rachel Cooke是英国记者、作家。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