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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政治

没有家人的照料、朋友的关怀、政府的援助,这种情况下的孤独状态令人倒吸一口凉气。今天,生活在新冠疫情中的我们得以一窥重要的社会机构是如何在疾病面前土崩瓦解的。

公共空间和集体行动变得现象横生 图片来源:Christoph Hetzmannseder/Getty Images

近年来,孤独是新闻中的常客,在前新冠时代常常被描述成一种流行病。然而今天,我们正真实地处在一场全球健康危机之中,语境悄然转变。在一些人看来,社交隔离让他们得以“独处”(solitude),如此状态比“孤独”(loneliness)要好得多——当然,这么想的人几乎都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舒适的小窝。社交媒体上处处可见这两个词的对比,大谈独处之趣。萨拉·梅特兰(Sara Maitland)独居在苏格兰西南部乡村,在作品《独处的艺术》中指导人们如何“享受独处,因为这和孤独截然不同”。

独处与孤独产生分野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直到19世纪才出现。几千年来,“孤独”(solitude)包含双重含义。1621年,牛津大学教授罗伯特· 伯顿在《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中纵观了几百年来的思想,总结道,孤独是“有所裨益的冥想与沉思”,同时也是叫人憔悴的抑郁。如此模棱两可的说法无独有偶,有的人认为,即便是对人最为有利的孤独也潜藏着可怕的风险。隐居的苦行僧会堕入倦怠(acedia),隐居的学者和诗人常缠斗在“狂热的想象”中。鲁滨逊·克鲁索在岛上独居,虽然每天都在为生存忙碌,时而能够得到精神启迪,但种种苦难与孤独也排山倒海地涌来。孤独是永恒的,它的形式远比乐观独居主义者的想象要丰富得多。孤独也是政治化的,如今比以往更甚。

《忧郁的解剖》
[英]罗伯特·伯顿 著 冯环 译
金城出版社 2018-8

1951年汉娜·阿伦特对孤立-孤独之分提出了最为惊人的一种阐释。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她认为,孤立就是“我一个人的共同行动”(alone together with oneself),她追随苏格拉底的理论,将其定义为一种思想中的内在对话(internal dialogue) 。然而极权主义的崛起将这种“合二为一”的孤立状态取代了,加之以“孤独”。恐怖阴云下的人们开始“相互孤立”,他们感到自己被所有的人类同伴遗弃,进而理性思维让步于残忍无情的极权主义逻辑。人们触发了两种感受,既丢掉了自我,也丢掉了世界。绝对的孤独是极权主义的根源,它“摧毁了所有人的共同生活”。

《纽约客》记者玛莎·格森(Masha Gessen)认为,阿伦特一语成谶。虽然美国还不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但疫情隔离期间她看到了许多政治带来的恐惧。按照阿伦特的说法,这些恐怖让她脱离了自己的思想,陷入一个“悲伤而愚笨”的状态,被动而孤独,公共空间与共同行动变得艰险重重。格森不禁发问,“这样的时代,政治会走向何方?”

警察的监管下,纪念乔治·弗洛伊德的示威群众大步经过华盛顿纪念碑 图片来源:Brendan Smialowski/AFP/Getty Images

在格森的文章发表一周后,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杀害,燃起世界各地群众心中的怒火,他们纷纷走上街头。其中大多都是年轻人,许多人都戴着口罩。尽管如此,上街集会依然得冒着生命危险。黑人的生命太重要了,他们无法袖手旁观。面对这样的勇气,英国政府给出了怎样的回报?只是一次“官方正式调查”罢了——在二十年中已经有七次这样的调查。这一次主导人是鲍里斯·约翰逊的忠实拥趸,声称体制化种族主义是子虚乌有。我们于是必须再度审视这个问题:“这样的时代,政治会走向何方?”

对阿伦特和格森来说,当人们失去了意识的自我,当恐慌代替了独立的思考,孤独就油然而生了。这种解释太考验大脑了。英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的经典观点是,独处之所以还能忍受,是因为人们还能拥有关怀。1958年,温尼科特指出,人之所以能够忍受孤独,甚至乐在其中,是因为在童年早期的时候获得了父母(通常是母亲)的照料。当孩子逐渐成长,这种关爱便内化了,当他们独处的时候,便能发酵成一种自我陪伴。这种“独处”是阿伦特所说的“合二为一”。 温尼科特在书中写道,“矛盾的是,独处的状态往往意味着有另一个看不见的人在陪伴。”对没有可靠照料者的人来说,孤独是无法忍受的。“这样的人可能长久被囚禁在孤独中,无法一个人待着。他承受的痛苦是超乎常人想象的。”

今天,许多人正在遭受孤独的酷刑。有的人从来没有享受过照料,享受独处也无从谈起。有的人发现,在强制隔离的社会中,原本能给予照料的系统正在崩溃。慢性病患者、残疾人、无家可归的人以及有心理障碍的人、养老院的住户,无一不面临着精神危机。研究孤独的历史学家弗雷德·库珀(Fred Cooper)警告说,新冠疫情是许多英国人的“存在性威胁”,让他们陷入致命的孤立。亲朋好友关系被切断,所有让他们心有所属、组成共同体的联系都消失了,生命线正在消退,对心理的影响不言而喻。“互助群(support bubbles)”对某些人也许能起到一些调节作用,但大多数最需要的人并不能接触到这样的帮助,甚至会带来风险。心理健康服务者对此早已不陌生了——自杀率正逐步攀升。

不过,在今天我们还面临着另外一种孤独,无一幸免。但当我们向政府求助克服这种孤独时,却发现举目无援。

英国穆塞尔堡的一个老人之家 图片来源:Murdo MacLeod/The Guardian

和美国的特朗普一样,在英国,神经大条的鲍里斯·约翰逊、多米尼克·卡明斯和他们的拉拉队可以说是每一个英国人的“存在性威胁”了,成千上万的人都没能幸免,许多人将因此丧失生命,或者以五花八门的方式遭到震荡。违背常理的隔离政策姗姗来迟,随后又违背科学意见,迅速放宽。感染的住院病人回到疗养院,个人防护装备(PPE)和测试追踪服务失败得一塌糊涂。黑人与少数族裔(BAME)群体易感风险高得不成比例,但他们却是奋战在前线的那一拨人。现实令人毛骨悚然,这种恐惧深入骨髓——我们在疾病面前如此脆弱,强权此时多么无情。

孤独的危险是真实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照料给其伤害提供了一个缓冲。新冠病毒很可能卷土重来,而我们处在集体性孤独之中。多年来的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为孤独铺平了道路,国家健康服务被资产剥离,福利国家成为空壳。

新冠疫情之前,孤独这种“流行病”被当作用来攻击社会关怀的武器。大卫·文森特(David Vincent)在新书《孤独史》(A History of Solitude)中写道,在过去的六十年中,表示自己孤独的老年人比例并没有多大的提升。生活的变动(工作、婚姻状况、地理位置)可能会触发孤独感,对年轻人影响尤甚,但即便如此,年轻人孤独的比例也比英国政府和媒体所报道的要低得多。那么为什么各大头条都要标榜孤独是“我们时代的瘟疫”呢?为的是拆解以公益为核心价值的服务机构和社会制度,下手对象包括青少年俱乐部、活动中心甚至是公共图书馆,总而言之就是要消解“社会关怀”。英国政府大谈孤独,同时又系统性地摧毁社会联系的关键来源,其伪善令人叹为观止。

现在真正的孤独危机到来了。在这场危机中,我们抱团取暖。在英国,互助组织和志愿行动的指数增长令人目瞪口呆。从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到个人防护装备,这些社会力量正努力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空缺。“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更是将这种团结延伸到了街头。除了商业利益所在之处——刚巧这也是英国政府所服务的对象,对陌生人的善意无处不在,企业被施压,在特殊时期表现一点“同情心”,这可不是天方夜谭吗。

舍柯芬·萨基(Shokoufeh Sakhi)在八十年代从伊朗流亡到加拿大。她曾在德黑兰的监狱度过了八年,其中两年都是独自禁闭。萨基在博客中写道,是情感上的联系让她得意存活。现在,她正在多伦多的社交隔离中,反思着大流行病期间,关怀对人们有何种意义:个体与周围的人们在物理空间上隔离,但也意识到了大家的需要。“我们最后一次集体性地思考自己行动对他人产生影响是什么时候?我们有清楚的认识吗?我们是在乎别人的——我们能不能肯定这种古老的感受?在所有这些思考中,全球团结、人民赋权的种子就生根发芽了。”

本文作者Barbara Taylor是惠康基金会研究项目“18-20世纪病态的孤独”的主要调查人。

(翻译:马昕)

来源:卫报

原标题:Solitary citizens: the politics of lonel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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