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族主义（nationalism）被认为是西方主导的现代性叙事的组成部分之一，是19世纪国际体系形成后的产物。为此，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有过诸多论述，其中影响力最广的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安德森认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建立在该社群绝大多数人在彼此不相识甚至不相遇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有强烈认同感之上。这种民族意识由三个因素促成，一是平等意识，二是商业印刷，三是职业官僚制度的出现。用这一理论去检视中国历史，不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在宋代，商业印刷的大规模推广、选贤举能的科举制和平民社会就已出现，我们还能认为中国直到19世纪被西方帝国主义敲开国门以后才产生“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吗？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家谭凯（Nicolas Tackett）在《肇造区夏》一书中提出，宋代已经在政治社会精英群体中萌发了一种“国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形成了一种宋代形式的“中国”概念（a Song form of the Chinese nation）。宋人的国族意识自然和现代中国的民族认同有所区别，然而许多关键要素是十分相近的，比如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属于同一个族群，有共同的祖先、语言和文化；同一族群的人应该向自己所属的、超越王朝更替的政治实体效忠；一个国家应该有明确的国境线，国境线内构成了一个同质的“华夏”文化空间；有一系列能够唤起身份认同感的文化符号；应当收复“故土”，即使是前朝时就失去的土地。

谭凯认为，从宋代开始，出现了这样一种与之前的“天下主义世界观”截然不同的国族意识，其中的许多要素甚至至今仍在影响我们，比如“长城”“燕云十六州”的意象和“华人都应心系故土”的概念，作为族群名称的“汉”和华夏地理空间的“中国”从宋代开始得到广泛使用，直至今日依然是中国主体民族和国名的指称。

但值得注意的是，宋人的国族意识毕竟和今人不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宋代国家不会利用国族意识进行全民动员，国族意识实际上也基本就局限于政治社会精英阶层（士大夫）。有意思的是，谭凯认为正是因为精英们误判了国族意识是一种属于全民的意识形态——比如认为燕地的汉人是潜在的政治资源——才导致了北宋末期联金抗辽和韩侂胄主持“开禧北伐”的重大战略失误。另外，也没有证据证明宋人认为“中国”是全球民族国家中的一个。

此前已经有许多学者从“天下观”的角度论证中国民族国家思想的起源。王柯在《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一书中指出，中国传统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与来自西方的近代民族国家思想之间存在一个巨大差异，“西方的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导入给近代中国带来了许多棘手的、至今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肇造区夏》为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即基于国族认同的国家（nation state）或许并不是从西方引入的观念，而是从中国本身的历史中孕育的思想资源。“天下观”与“民族观”之间的角力，某种程度上来说依然在影响着当下的我们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从《肇造区夏》导论部分节选了“士大夫阶层与11世纪的想象的共同体”章节，以飨读者。

《士大夫阶层与11世纪的“想象的共同体”》

文 | 谭凯 译 | 殷守甫

为什么一种新的自我认同感最先萌芽于北宋？两个方面的因素尤为重要。其一关乎政权的内部结构与制度改革，这使得帝国上下的知识精英开始有一种新的认同感，本节将对此加以展开。其二关乎11世纪因缘际会之间形成的国际体系，它改变了这些精英看待文化与地理边界的方式，个中细节将在本书之后的章节深入追索。为了便于之后的讨论，我们可以在此区分三个不同的概念：国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即一种同侪之间对某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强烈归属感；国族思想体系（national ideology），即一种主张国家版图应该囊括其共同体生活之地理空间的政治原则；国族运动（national movement），即为实现国族方针主张而开展的政治动员，其形式可以是军事行动，也可以是全民教育。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论影响广泛，尽管他讨论的是全然“现代”意义上的国族主义，但其理论对于理解11世纪的中国尤有裨益。安德森追索一种全新的“自我认同”及“归属方式”，这对本研究至关重要。在安德森的模型中，国族意识最先在美洲出现。起初，这一社会过程既不是人们有意为之，也完全与其他地域无关。只有到了第二阶段，不同的政权与政治组织开始意识到民族意识可以是一种政治动员的有效手段，典型的民族国家才在世界各地纷纷出现。笔者认为，北宋政治精英构想其帝国治下政治共同体的方式与安德森所说的新兴的民族意识尤为相似。由此，尽管下文将质疑安德森理论体系的一些核心内容，尤其是他提出的民族主义只涌现过一次的推论，但对北宋的讨论恰会凸显其理论的解释力：在一种与安德森所述相仿的机制之下，一种相若的意识曾在前现代中国出现。

安德森旨在追索一种特殊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一个村庄的村民或一个部落的成员间，可以说是一种“真的”共同体，这里大家彼此知道名字，甚至能直接认出大多数同胞。与这种真的共同体不同，民族共同体内绝大多数人彼此并不相识也未曾相逢，甚至根本不会相遇。不同于之前的宗教秩序或王朝统治，这一共同体对外关闭，在内部则没有阶级之分。更具体地说，宗教旨在把非信徒转化为信徒；王朝则可以通过征服与联姻改变其子民的臣属。但在现代民族观念之下，个人天生就属于也仅属于一个民族。对个人而言，除非经历一种麻烦而特殊的归化仪式（naturalization），民族不可以更改。此外，中世纪的社会等级森严，欧洲贵族间有着超越民族的认同感；他们之间彼此团结，强于民族内部贵族、庶民间的彼此认同。与之相反的是，民族国家的公民间一律平等。我们无法想象任何法理依据让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公民。最后，相对其他共同体而言，民族更能唤起人的热血投入。20世纪间，成百上千万人自愿投入战场，为这一在无名之陌生人的基础上想象而成的共同体流血牺牲。

在安德森看来，促成这一新的意识的是商业印刷。逐利的出版商不再局限于拉丁语出版物，而以本国语言出版著作，由此，新的语言标准取代了大量本地方言。过去，知识精英以拉丁语交流，以此跨越国界，彼此往来，与未受教育的民众之间形成了一种阶级鸿沟。现在，由于不同语言区的读者阅读不同的作品，他们之间就出现了新的知识鸿沟。大规模印刷的报纸彰显了印刷术的力量，从两方面促成了新的观念意识。一方面，新闻报纸把许多彼此无关的事情放在一张纸上，它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也就是同时发生而已。由此，在任何时候，彼此陌生的人们便置身于大量对“切实的、匿名的却又同时发生的活动”彼此无关的关切之中，即便他们被国族同胞的身份联系起来。这样的认识对民族的观念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集体仪式，数以千万计的报纸每天为人阅读。清晨，当一个人在厨房的餐桌旁读到报纸头条的时候，无数互不相识的同胞也在他们自己的厨房里、餐桌前，在差不多同一时间读到这同一行。这让人们感到民族同胞之间的亲切，一种“所有人一起参与”（all in it together）的感觉。这种亲近感是重要的，它在战场上甚至会刺激个人为想象中的同胞而牺牲自己。海关对出版物及其他货物跨境贸易的限制，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共同体的归属。由此，把读者群分割开来的是行政的疆界，而非语言的大区。

在安德森的理论框架里，另一个催生民族意识的因素是职业官僚制度的出现。这一官僚体系并非对旧有的贵族等阶的简单复制。相反，受雇其中的职员来自更为广泛的受教育人群。这就促成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可替代感，这对于民族观念也尤为重要。殖民帝国的职业官员作为欧裔的美洲精英，其仕宦限于殖民地的省界。他们经常要从遥远而彼此无关的地域远赴首府，在殖民地的辖区内，他们会踏上相仿的旅途，去往不同的职位。这些职员之间有着共同的经历，因而有着强烈的共同体归属感，而这又会成为新的民族意识的基础。因此，19世纪的民族运动是某种深层情感的产物。这情感关乎人们对于政治共同体的天然畛域的理解，而这又是印刷工业与国家官僚制度催生出的结果。

在北宋，就民族认同形成过程而言，尽管细节上与上述机制不同，其基本元素却极为相似。就如安德森模型中的状况那样，在直觉上人们就觉得其想象出的政治共同体是自然的，这不是精心构建的统治理论使然，而是特定社会进程在不知不觉间形成的产物。此外，11世纪中国的新的意识，也因三种现象的共同作用而产生：旧的门阀大族所主导的“贵族”体系的瓦解，商业印刷的持续繁荣，以及官僚制度基于任贤原则的不断专业化——宋代科举的空前发展反映了这一点。最后，宋代新型精英的国族意识在许多意义上与安德森模型中的欧裔美洲精英不无相似之处；他们都在国族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这三种动因中的第一种，即唐宋间社会政治精英的根本转型。截至唐末，一小群家族主导着政治权力；他们彼此联姻且集中聚居在两京，也即长安与洛阳。他们构成了一种“官僚贵族”群体，世代为宦，长期把持着朝廷高层的职位，而这又为他们带来了空前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力。然而，在10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一系列血腥的战争与动乱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一社会阶层连根拔起。由此，那种强调家世谱系及祖先累宦的“贵族精神”也随之消失。进入北宋，科举中的成功成为社会政治地位的主要标志；降及南宋（1127~1279），无论是否及第，基于举业的教育成为精英身份的标志。科举的空前重要性的背后，是一种更注重才学而非出身的新型文化。宋代由赤贫至于卿相的故事广为流行，便是这一文化的体现。在任何意义上，宋代社会绝非平等至上，事实上即使在任何尚贤的社会中，精英总是会有一定的途径为其亲族谋取利益。尽管如此，宋代的知识精英也不再以根深蒂固的门阀分野来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

当中古门阀大族及其观念土崩瓦解之时，政治权力的地理分布也有了根本变化。在唐代，绝大多数社会政治精英居住在都畿地区，或在两京之一，或在连接两京的走廊之间。家族成员在帝国各处轮替，出任各地官职，但他们在畿辅留有住所，并投身以首都为中心的社交网络。本质上，对帝国广阔的边远地区及处于边缘地位的地方精英而言，首府有着类似殖民体系之中心的地位。然而，到了北宋，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精英的出身遍布不同的人口中心。尽管到11世纪中期，上层官僚群体重新形成，并开始再次向首都地区集中，宋的首都开封从未像唐长安或洛阳那样居于垄断地位。随着有宋一代受教育人口数量的快速攀升，政治权力日益分散。所以，到南宋的时候，宰辅之家均匀地分布在中国的各个人口大区。因此，一个基本同质的精英共同体开始遍布在帝国各处。

进入11世纪中后期，这一知识精英群体对其身份有了明确的自我认同，切实呈现这一现象的是“士大夫”一词的广泛使用，这个词语被用于指称这一群体在社会中的位置（英文中有时翻译为literati）。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话语中，士大夫群体的成员以同僚间的横向网络彼此相系，而不以高下尊卑的纵向关系互相看待对方。这种新的群体认同部分得益于印刷术的推广、科举制的扩大，以及帝国上下培养官员的官学。涵盖全国的出版物市场以及全国一贯的学制确保士大夫们浸润在共同的文本传统间，无论是传统经学，还是同僚最新付梓的诗文。对于这种同胞之间构想的同僚共同体的出现，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经学著作向所有人敞开的观念。“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一位11世纪初的官员曾这样说道。

知识精英也在其他方面有着共同的经历。出仕王朝的官员经常“上京”，迁转他职。在往返外任的途中，他们热衷于走访帝国各地的文化名胜，并为这些胜迹赋诗；此时，他们会想起此处曾有多少同侪登临，并留下体裁相若的诗篇。士大夫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能谋得一官半职——随着受教育人口的数量持续上升，科举竞争日趋激烈，这在所难免。但他们数十年如一日，投身举业；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最终榜上无名，其所学本身也是身份的标志。12世纪伊始，约20万学生就读于州、县学，约8万生员定期参加帝国各州三年一期的解试。或每日伏案苦读之时，或身在科场仪礼之间，尽管许多人注定名落孙山，但这些年轻人却可以获得另一种慰藉，因为他们知道，无数不知名姓的陌生人纵然身在本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遥远他乡，也正在这一时刻和他们一样身受同一种煎熬。日益繁荣的笔记小说呈现了人们对科举之艰难的感叹，见证着人们对同一共同体的感受。这感受使得帝国各地彼此陌生的举子间有了一种归属感（sense of solidarity），一种“和所有人一起”（all in it together）的切实感觉。

当然，士大夫的意识不一定会导向“国族”意识。这一阶层的出现在受过教育的文化人与未受教育的非文化人之间造成了鸿沟。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当少数民族统治之时，士大夫阶层也会接受非汉人出身的士人。就像欧洲贵族制一样，士大夫群体也可能成为超越国界民族的上层人士的共同体。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宋代的士大夫认为自己的群体以这种方式超越国族。恰恰相反，宋代的士大夫意识以两种方式推动着一种国族意识的发展。首先，就如安德森模型中的殖民地官僚和更为广泛的、受过教育的阅读人群那样，不分高下而遍及帝国的士大夫共同体促进了新型观念意识的发展，由此成为可能的是这样的观念：无论其身在帝国何处，即使不知其姓名也从不认识，士大夫都可以将之看作自己的同胞。其次，新的任贤观念使得农民的儿子也能有朝一日身居高位。因此，就观念上而言，士大夫意识很容易转化为一种更为开放的视角，将整个帝国包括农民在内的人群看作同一个共同体。

如果想要说明一种新形态的意识在宋代出现，而且其与安德森和其他现代学者所说的现代民族主义不无相似，那么我们还必须解释这种意识是如何促成宋代的国族思想体系（national ideology）与国族运动（national movement）的。具体而言，宋代知识精英的集体意识为什么会包括族群或民族的维度？为什么宋人坚持其政权的领土疆界应该与“汉”文化的地理分布相吻合？是什么使得宋人投身收复“故土”的政治运动，即使宋人从未实际统治过那里？本书中相当一部分内容会讨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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