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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受害者情结不独于弱势群体,教条主义无关左右

布鲁玛与我们分享了他此次联署《哈泼斯》公开信的始末,并就一些批评做出了回应。他强调,“政治正确”不是对特定政治观念的支持或反对,也无关左右,其本质是教条主义。

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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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这些行为(到集中营凭吊)根本就是种世俗化的宗教。史学家绍尔·弗里德伦德尔更是不客气地批评,这是死亡和哗众取宠的结合。1990年,我也赶流行造访了奥斯维辛,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我说赶流行不是指媚俗或是一味模仿,而是指来此处凭吊的行为是一种情感的错置,想让情绪有出口却放错焦点,再次容我措辞强烈一点,这行为“并不适当”。

假如这是一条刚刚发送的推特,写下这些文字的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很可能已经收到了成千上百条糟糕的回复。有人会批评他对历史的伤痛和人类的苦难缺乏敬意,指责他对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庄严凭吊的揶揄嘲讽,或者直接斥责他是个背叛了自己一半犹太血统的“冷血动物”。如果此时有人记起,布鲁玛是因为刊发了一篇极具争议性的文章才被迫卸任《纽约书评》主编一职,说不定他会和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平克一样,被人在公开信里细数“轻视社会不公、歪曲事实”的“罪状”。

2018年9月,时任《纽约书评》主编的布鲁玛在杂志上刊发了一篇题为《对标签的反思》(Reflections from a Hashtag)的文章。这篇文章出自前加拿大广播公司主持人Jian Ghomeshi之手,其时,他已免于性骚扰、性虐待的指控,被法庭宣判无罪。布鲁玛认为,对Ghomeshi这样行为恶劣但法律认定无罪的人,我们的社会通过公开羞辱、抵制来惩罚他,但这种缺少条理和边界的惩罚太过粗暴,没有深入思考个体、社群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而无法重整秩序,实行再吸纳。听听Ghomeshi如何讲述自己的经历,可能是开启建设性讨论的第一步,但对于其批评者而言,布鲁玛的做法无异于破坏反性骚扰运动的团结,为性暴力者开脱。

在《金融时报》刊载的一篇文章中,布鲁玛坦言,自己存在编辑上的失误,但不后悔发表此文。他认为,批评者凶猛的谴责只是为了取得道德上一致的正确性,而非通过辩论探讨问题。最近,由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J·K·罗琳等人联合签署的《哈泼斯杂志》公开信同样批评了诉诸道德确定性的做法。公开信称,当前的反种族歧视以及声援其他弱势群体的社会运动正错误地导向不宽容的“抵制文化”,对异见者的公开羞辱和排斥极有可能演变为新的教条主义和政治威压。

布鲁玛也参与了《哈泼斯杂志》公开信的签署。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邮件采访时,他分享了自己此次联署的始末,并就一些批评做出回应。《哈泼斯杂志》公开信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反政治正确”,但布鲁玛强调,“政治正确”不是对特定政治观念的支持或反对,也无关左右,其本质是教条主义。在“政治正确”一词与反歧视、追求平权等“左派”价值观捆绑的当下,许多人会自然地把公开信批评的现象与左翼联系在一起,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右翼教条主义的势力在某些国家更为强大”。

在反思“抵制文化”时,布鲁玛延续了自己在《残酷剧场》一书中对“世俗宗教”与“受难者情结”的思考。当“受难者情结”取代历史的细节,成为社群身份认同的基础时,情绪必然凌驾于事实之上。我们只能不断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却无法进行事实层面的探讨。一旦情绪的力量被不良的政治势力劫持,试图讲道理的异议者便会遭到世俗宗教的打压放逐,进而摧毁自由民主。今天,受害者情结不独存在于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之间,即使身为既得利益的大多数,也可能视自身为受害者,转而跨入由谎言和模糊性堆砌的堡垒。

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

01 情感不应凌驾于对真相的探寻之上

界面文化:你一直在反思和批评“受害者情结”,是什么促使你关注这个话题?和你家庭的犹太渊源有关系吗?

布鲁玛:这和我的犹太血统没太大关系。我是在观察美国社会的时候发现,“受害者情结”越来越成为人们定义自身社会地位的依据,但这种现象不只发生在美国。举个例子,以色列在建国时将自己描绘为犹太英雄的故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色列的“新”犹太人肩负着成为好战士与英雄的期待,以抹除数千年来身为受害者的耻辱。直到七十年代,以色列人才将纳粹大屠杀这一共同苦难视作犹太身份的徽章。不管是英雄崇拜还是对受害者情结的狂热,我认为都不可取。就拿中国来说,其历史肯定不只是长征和鸦片战争那么简单。

界面文化:你认为“受害者情结”是一种反理性、建立在感性和社群主义之上的“新浪漫主义”,它为民族的历史认同提供了一条捷径,却抹杀了历史的真实性以及不同事件之间的差别。为什么人们在寻求自我认同的时候,会选择这样的路径,而非坚实的历史呢?

布鲁玛:美国少数族裔移民者的后代通常淡忘了其先祖的文化,而成为美国人。以华裔美国人为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不会说中文,也因此得以融入主流。但通过阅读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故事——华裔作家张纯如将之称为“中国版的纳粹大屠杀”——华裔美国人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认同。这个身份无关乎主流的融入,而在于保持特殊性。

界面文化:“受难奥运”这个词给我的感受是,“悲情历史”竞技场上的灯光对准了赛道上的少数族裔,而裁判和颁奖者则坐在主席台上观看。你是否从这个角度考虑过?如果说参赛者之间的竞争消弭了具体历史事件之间的差异,那么如何考虑参赛者与观看者之间的关系呢?

布鲁玛:我没有这样想过。我不认为这场竞赛中有裁判,里面只有参与者,以及那些拒绝参加的人。

界面文化:你认为民族主义正在借助“受害者情结”回魂,但你在说“受害者情结”的时候,大多讲的是犹太人、穆斯林、黑人、华人、韩国人等等非白人群体,而今民族主义在作为“加害者”的白人之间也十分高涨,你怎么看待“受害者情结”与白人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

布鲁玛: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所代表的右翼民族主义的确有种共通的愤懑之情。那些支持特朗普的白人担心,自己会因为非白人群体的增长和成功而失去种族优势。这也是他们讨厌奥巴马的原因——他是个黑人,却受过良好的教育。一些教育程度低的白人认为,他们是这一系列社会变化的受害者。

《残酷剧场》
[荷] 伊恩·布鲁玛 著 周如怡 译
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0-7

界面文化:你在谈论集中营参观和大屠杀纪念日时,把它们称为“公民宗教”或者“死亡与媚俗的伪宗教”,并指出这类要求虔诚而非理性的活动与历史学习无关,但很多人会说,设立大屠杀纪念日、纪念馆是对历史的铭记,也是许多普通民众学习历史的途径,你怎么看这种观点呢?

布鲁玛:我认为纪念碑和纪念日都很有用,我一点也不反对仪式,但纪念与历史书写是截然不同的。从礼仪与仪式的层面上来讲,纪念关乎一种共同的情感,它颂扬是共同的身份,而历史的书写则是为了不计痛苦地寻求真相。

界面文化:你多次在文章中提到,现在西方学校里的历史课不再讲英雄和圣人,甚至连20世纪以前的历史都不提了,教授给学生的是各种歧视带来的恶果与受害者的历史。你是如何评价这种历史教育的?理想的历史教育是怎么样的?

布鲁玛:我一点也不反对教授孩子们有关奴隶制、殖民主义等种族压迫的历史,这些历史是真相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要强调的是,如果教授这些历史知识只为了唤起集体耻感,那这和鼓吹爱国主义情绪的历史教育一样无用。因为这样一来,情感就能凌驾于对真相的探寻之上。

界面文化:Greg Lukianoff和Jonathan Haidt在《娇惯的心灵》中认为,现在校园里的学生因受到了过多的保护而产生认知偏差,变得脆弱、易受冒犯和伤害。你认为历史课堂上强调歧视和不平等属于“过度保护”吗?你如何评价Lukianoff和Haidt的观点呢?

布鲁玛: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他们的看法,原因已经在上一个问题里面谈到了。研究过去、讲述历史是为了探寻真相,而非给人们灌输良好的或是糟糕的感觉。

界面文化:“受害者”的历史是模糊的、感性的,而“加害者”则逃避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不管两者的道德处境如何,似乎都无法正确地认知历史,这是否是“受害者-加害者”二元对立框架所导致的局限呢?

布鲁玛:世间之事远非“英雄与恶棍”那么简单。历史上充满了争议性的人物,他们是英雄,也是恶棍。有些为恶之人也能行善事,而有时候好人也可能做了坏事。

大屠杀纪念日的纪念仪式

02 无论教条主义来自左翼还是右翼,它都会扼杀自由

界面文化:你许多谈论“受害者情结”的文章都发表于20年前,如果是在今天发表,你觉得自己会被抵制吗?当前的社会氛围会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布鲁玛:也许我会被抵制吧。如果我今天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成果。我认为当前美国的文化氛围恰恰印证了我20年前提出的观点。

界面文化:你也签署了《哈泼斯杂志》的公开信,可以聊一聊你参与这次公开信行动的始末吗?

布鲁玛:我认为这封信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当公众舆论被社交媒体放大后,它往往沦为了迫使他人沉默的工具,这种噤声是通过剥夺别人的工作与出版机会完成的。这显然不利于自由辩论,进而还会危及民主。对于自由主义者和左派而言,当务之急是指出这种教条主义的危险,否则,右翼势力和保守派就能趁机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而攻击“政治正确”。出于这些考虑,我参与签署了这封公开信。

界面文化:抵制文化经常被批评为暴民心理,你认为这是否是社交媒体赋予每个人公开发言的权利后必然会导致的现象吗?除了网络通讯科技,你认为还有其他什么因素催生了抵制文化?

布鲁玛:社交媒体无疑是主要因素之一。同时,我认为当代的教条主义是一种世俗形式的宗教。过去,那些不愿意遵守宗教教条的人被逐出教堂,或作为异端被杀害。在20世纪,不愿遵守独裁政权意识形态的人也被遭到了同样的放逐和杀戮。即使在世俗社会,宗教的思维方式依旧在发挥作用。

《哈泼斯杂志》公开信页面

界面文化:The Objective网站发表了另一封公开信作为反对。他们认为,签署《哈泼斯杂志》公开信的多为占据大量资源和影响力的白人精英,他们本身就拥有表达观点的权力,却忽视了言论被压制的情况对于来自边缘群体的作者来说不足为奇。你如何回应这一点呢?

布鲁玛:我不同意这个批评。第一,攻击签署人根本就算不上一个论点。第二,并非所有的签署人都是白人,或者很富裕、很有权势。第三,过去有人被噤声、被边缘化,不代表现在就可以对其他人做同样的事。

界面文化:这封公开信同时指出,因言论遭遇抵制的当事者的后果大多被夸大了,因为言论而遭到职业上的打击“并不是趋势,至少不是签署者所暗示的那样”。但两年前,你也因为发表一篇争议性文章而离开了《纽约书评》。关于这一点,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布鲁玛:我恐怕这正是当下的趋势。现在我们所缺乏的是自由开明的辩论。如果你不同意某些观点,你应当用有力的论述来反驳,而不是把别人从他原来的职位上一脚踢开。

界面文化:政治学学者林垚认为,“(反)政治正确”这个说法本质上是一种话术,它混淆了问题的焦点,转移了公众的注意力,一旦我们开始使用这套说法,就只能在其设定的框架下讨论“‘政治正确’的尺度在哪里”。从这个角度上看,你是否认为《哈泼斯杂志》公开信落入了“政治正确”的话术陷阱呢?

布鲁玛:我认为这个说法误解了“政治正确”一词的含义。“政治正确”不是说我们应该支持或反对某些特定的政治观念(不论左右),它真正的内核是教条主义。无论教条主义来自左翼还是右翼,它都会扼杀自由辩论。实际上,《哈泼斯杂志》公开信的签署者们抱持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观点,他们也不一定全然认同对方,大家唯一共识即表达自由和辩论自由。

界面文化:林垚还指出,“政治正确”正在演变为只针对左翼的刻板印象,引导人们紧盯左翼社会运动,而特朗普这样的右翼人士却能一边批评政治正确,一边用比“抵制文化”更恶劣的手法打压异己。你认为在“政治正确”之外,我们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全面地反思打压异己的现象吗?

布鲁玛: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投机地使用“抵制文化”这个词,确实是个不幸的事实。我个人是不会用“抵制文化”这个词的。《哈泼斯杂志》公开信不仅仅是针对左派,右翼教条主义的势力在某些国家更为强大。这件事不关乎左右,而是关于自由。

参考资料:

《残酷剧场》 [荷] 伊恩·布鲁玛 著 周如怡 译 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0-7

《与许纪霖、刘擎等商榷①丨“(反)政治正确”框架的思维陷阱》 林垚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247939

Competing for Victimhood Ian Buruma

https://www.theguardian.com/theguardian/2002/jan/29/features11.g22

Editing in An Age of Outrage Ian Buruma

https://www.ft.com/content/7d47be7e-4efb-11e9-b401-8d9ef1626294

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

https://harpers.org/a-letter-on-justice-and-open-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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